人物简介：杨元合，男，青海人。北京大学环境学院1999级本科生，城市与环境学院2003级博士生。曾参加“青藏高原高寒草地生态系统碳氮储量”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研究，曾连续五次深入青藏高原腹地进行科学考察，几乎走遍了高原上所有的草地分布区。在北大求学期间，发表学术论文十余篇，先后荣获光华奖学金、林超地理奖学金、塔里木油田优秀学生奖学金、生态学系“优秀研究生奖”等多项奖励和奖学金。
天道酬勤。
——杨元合
人生的道路上总会有很多想不到，杨元合当初来到北大的时候也没有想到，自己居然会和青藏高原进行连续五年的“亲密接触”。而正是在这些他想不到，现在却几乎不敢再想的接触中，他完成了一次次冒着生命危险的科学考察之旅。基于广泛调查的实测资料，他揭示了青藏高原高寒草地生物量的大小、分布及其分配机制，阐明了青藏高原高寒草地土壤碳库的大小、分布及其动态变化特征。该项研究为定量评价我国高寒草地以致整个中国陆地生态系统的碳循环提供了基本参数，同时也为评价西部地区的生态环境质量及其变化提供了科学数据。
英才慧眼识
“我的父亲就是从事林业保护工作的，受父亲的影响，我从小就热爱大自然中的一草一木。”这个先后五次奔赴青藏高原的年轻人面对记者很自然地展开了对话，丝毫没有一点腼腆和木讷。他就是北京大学生态学系的博士生、来自西北边陲的杨元合。1999年，在报考北京大学时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环境科学专业。
杨元合的科研之路始于方精云院士的慧眼识才。还在杨元合读本科的时候，方精云院士指导的研究生要去青海进行植被和土壤调查。方精云得知他来自青海，便于和当地人交流，于是邀请他去当队员，杨元合欣然答应。虽然只是一名普通队员，20岁的杨元合却很称职，联系民工、购买物品等，从准备工作开始就忙得不亦乐乎。这一次野外经历，对杨元合来说是一次关键的科研启蒙。“让我真正认识到生物与环境的关系其实很复杂，也明白了导师为什么那么重视野外调查。因为即使是在同样的气候背景下，植被的空间异质性仍然会很大。”
由于本科期间学习成绩优异，加上方精云院士对他科研潜质的欣赏，杨元合顺利保研，正式进入这个首次构建中国陆地生态系统碳循环模式的研究组。基于杨元合本科期间的科研经历，方精云告诉他研究生期间将从事青藏高原高寒草地生态系统碳氮储量研究。这个课题属于生态学研究的国际前沿和热点问题，也属于国内生态学研究中的空白领域，当时还没有科学家在青藏高原进行过区域碳循环方面的系统研究。
对于导师的殷切期待和厚望，那时候刚20岁出头的杨元合没有什么豪言壮语，只是默默地记在心里。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用行动证明了自己，同时也证明了导师的慧眼。
穿越无人区
从2001年至2005年，每年暑假杨元合都会参加北大生态系组织的青藏高原科学考察，甚至担任考察队的负责人。他失去的是暑假休息的时间，获得的却是珍贵的科研数据和人生的充盈。
2002年7月，由导师方精云带队，一行15人沿着青藏公路，从西宁到达那曲，然后穿越藏北无人区，途经日喀则，最终抵达拉萨。那时候，青藏铁路正在修建，青藏公路上各种大型货车很多。沿途车祸迭起，队友们曾在一日之内看到过11起翻车事故，这些开始让杨元合意识到考察途中的潜在危险。
俗话说，“到了五道梁，哭爹又喊娘”。翻越五道梁时，杨元合第一次体会到生命禁区的冷酷无情。虽然在翻越之前，考察队还在西大滩修整了一段时间。然而，当进入该区域时，海拔的骤增、狂风暴雨的突然袭击、车辆的失控等，还是让大家吃尽了苦头。“还好，总算顺利翻过去了。”杨元合平静的叙述里充满了坚强和自信。在翻越唐古拉山时，他们还爬上了一个海拔5300多米的流石坡进行植被调查。“当时是我们生态系考察过的最高峰！我们在山顶上欢呼雀跃，那种独特的感受一般人很难体会！”
队友们逐渐适应高原气候和熟悉考察工作后，就进入了藏北无人区。穿越藏北无人区的那两个星期让杨元合至今记忆犹新——因为在无人区，吃、住全靠自己动手，水源也不一定有保证；车辆经常会陷入沼泽地或者河道里，大家齐心协力才能将车推出来；不能洗澡，就怕感冒；在这里，根本没有手机信号，完全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
穿越无人区，除了艰苦和寒冷，杨元合还有特别的温暖记忆。那就是在无人区里，考察队为庆祝他的生日而举行的“烛光晚会”。杨元合回忆，那年的8月15日，大家都劳累了一天，但听说是他的生日以后，又兴奋起来。一起动手收集牛粪，点燃了当蜡烛，吃着简单的食物，喝着热辣辣的青稞酒，加上民工师傅们载歌载舞，热闹的场面完全打破了无人区的寂静和安宁。
熬过死人沟
比起艰苦的无人区，从新疆出发抵达藏西北的第四次科考经历真正让杨元合感到了恐慌。从新疆叶城到阿里地区，他们要在1000多公里的搓板路上颠簸，沿新藏线穿越比无人区更让他感到害怕的荒漠地带。
“当时面对一望无垠的荒漠，心里觉得特别凄凉，有些发虚；而看不到一点绿色又让人感到特别压抑。”第一天，对这些自然力量带来的恐慌杨元合还可以忍受，可等第二天到达红柳滩兵站时，队里吉老师的感冒发烧，就让杨元合真的有点慌了，在高原上，最怕的就是感冒发烧。幸好，在服用了兵站推荐的“高原一号”后，吉老师很快痊愈，并随大家一起出发了。
过了红柳滩兵站，前方就是死人沟，这个地名就让人感受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恐惧。据说当年修新藏公路时，第一批人在这个地方出现高原反应，全部遇难了。杨元合回忆，那个地方空气流通不畅，主要是因为它的地形很独特，四周高，中间低洼。在死人沟，从来没有过高原反应的杨元合也开始难受，“那时候就感觉心都要蹦出来，要把人活活憋死似的”。而司机开车也像喝醉酒了似的，左摇右晃。到了死人沟的一个小饭馆，司机一停下车就拿起两瓶矿泉水往头上浇。看到这些情景，杨元合催促大家吃完饭尽快出发，因为越早离开这个地方越好，以免大家的高原反应越来越严重。
“翻过界山大阪（约5430米）后，我们直奔阿里。大家都舒了一口气。”这期间，杨元合还感受到一次巨大的鼓舞，那就是快到阿里时，他们居然碰到一个师妹的男朋友正在骑自行车穿越新藏线。杨元合感叹：“北大牛人太多了！”
在阿里休整了两天，备齐了生活必需品后，杨元合才开始带队进行藏西北的科考。虽说也有车陷坑、人挨冻等情况的发生，但比起死人沟，杨元合觉得已经不算什么了。
前两次科考结束后，杨元合正式成为青藏科考的负责人。作为负责人，杨元合对“责任”二字有着特殊的理解。他不仅是学术负责人，也是“后勤部长”，而面对并不充裕的科研经费，他只好省吃俭用，只保证吃饱，不保证吃好；住宿则选择在最便宜的小旅馆。节俭到这个地步，甚至连雇用的司机都开玩笑说：“你们北大的人真抠门！”
畅游学术海
除了生死考验以及与风雨沙暴抗争的野外考察，其余时间杨元合都在实验室里静悄悄地度过。说是静悄悄，熟悉杨元合的人都知道，这个看似静默的状态，其实正是他一头扎入学术的海洋自由徜徉的时候。
据杨元合介绍，实验室的工作同样辛苦和忙碌。每年野外工作结束后，就开始忙于处理样品，并进行各种理化分析，最终才能获取宝贵的基础数据。五次考察调查的大量样品，还真的让杨元合有点喘不过气来。在攻读博士学位的五年里，没有周六、周日，也没有“五一”和“十一”长假，他几乎将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室内实验和论文写作中。
“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这句歌词用在杨元合身上再合适不过。经过近几年的潜心研究，杨元合已正式发表论文12篇，正在审稿的SCI论文5篇，正在撰写的论文还有4篇。这样的数字让所有为文章而发愁的师弟师妹们羡慕和敬佩。
2006年，杨元合以第一作者身份在《植物生态学报》上发表的《青藏高原草地植被覆盖变化及其与气候因子的关系》，被该杂志评为最具影响力的10篇论文之一。2007年，他以第一作者身份撰写的《青藏高原高寒草地土壤有机碳库的大小、分布及其控制因素》一文被国际权威杂志Global Change Biology正式接收。该论文得到国际著名生态学家埃里克·戴维森（Eric Davidson）的高度评价——“我很高兴推荐这篇论文，因为它对于国际学术界来说，是一个非常独特的贡献。”
在研究生期间，杨元合的学习成绩排名第一，先后获得光华奖学金、林超地理奖学金等各种荣誉。而如今，进藏的艰难险阻和种种遭遇都已经化为他人生中最珍贵的阅历。面对仍在面前延伸的科学考察之路，无论多么艰险，他依然会勇往直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