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下巴颏夹住电话，把一个鸡蛋在锅沿上磕碎，溜进锅内，接着又去磕第二个。厨房里有一股令人作呕的方便面气味和水潽蛋的气味。
“请别告诉我！千万别在电话上提任何人的名字！”安德烈及时制止了我。我原想把理查·福茨这个名字告诉他。
“你记住，”安德烈又说，“别在电话上跟任何人复述这场谈话。”
“那不是谈话，是审讯。”
“没错，是审讯。我很抱歉。”
“你抱什么歉？”
“我真的很抱歉。我没想到事情会变得这么讨厌。你要记住你今天对审讯者说的每一句话。躺在床上，闭上眼，好好回忆一下，你今天讲了哪些话。把每句话都背几遍。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明白。”
“这些人很难相处。处不好很讨厌。他们可以让任何人遇上倒霉透顶的日子。他们可以长久地、不伤和气地插足到任何人的生活中去。他们也拿自己没法子，就是这么个工作性质，靠麻烦人拿政府的钱。他们有什么法子呢？”
我们在电话里恋恋不舍，道了七八次晚安还舍不得挂断电话。似乎是身处绝境的一对恋人：背叛了自己的民族抑或部落，被自己人孤立得相当彻底。这种孤绝感使我和安德烈变得很缠绵，缠绵到一锅方便面也煮烂了。
我将小锅里乌七八糟的汤水倒进一只大碗，端进我的房间，关上门。如果房东不在家，我会连碗都省略，把面条直接从锅里扯进嘴巴。房东是年轻的牧师和他年轻的妻子。他们吃东西向来不被我听见，所以我也该识趣些，体谅些，尽量无声地拉扯面条。有时牧师妻子独自在客厅里看电视，一边无声无息地吃着微波炉烹饪的墨西哥或意大利晚餐，被我偶然撞见，她会脸红起来。年轻的牧师夫妇或许把吃这项活动看成纯粹肉体的，相对他们从事的纯粹精神的事业，吃，这个肉体事务该放到私下里。就像他们的夜夜做爱，天天清晨在卫生间的各项清理，吃，同样是不得已的肉体活动。
我趴在书桌上放开音量吃面条。我每周有两个晚上不打工，只好自己开火。其实我挺渴望这样的晚上，宁静地伴随低劣食品。我总是边吃边找些东西来阅读：报纸、杂志，要不就是减价广告。有时会有些彩票组织的来信，尽管知道字里行间布置得十面埋伏，我还是读得很认真。他们千篇一律的花言巧语在吃方便面的时候读，还是给我不少希望的。只要我不怕上当，一个巨大的甜头似乎就在那些胡扯八道后面。这些骗子们一般都以一个疯疯癫癫的狂喜口吻开始骗局——恭喜！万分荣幸地通知您：您是七千万人中的幸运儿，已进入了最后一轮淘汰赛，五千万美金正向您微笑……紧接着，骗子们开始替你操心如何开销这五千万：他们认为先去乘一个月的豪华邮轮，再去买一幢带泳池的意大利庭院，再买几辆博世或奔驰车。为如此的财富我必须做的贡献很简单，往往只是在一百来种无聊杂志中选订五到十种。
我推开那个超大信封，上面印的两张脸诚挚热烈，一点儿也不像骗子。其中一张脸有六十多岁了，跟真正的阔佬没什么区别，就是说他辛辛苦苦胡扯了一辈子，到这把岁数总算有了副阔佬的外表。另外的一张脸大约二十多岁，这个劝人上当的行业倒也前赴后继，新人辈出。这一老一少两个家伙最多一个月前刚给我寄过一模一样的“贺信”，这么快就又回来了。
我把最难看的东西放到最后来读。几份账单被我放在书桌角落上，不到实在挨不过去，我绝不碰它们。此刻我喝完最后一口味精比例过大的面汤，把账单拿到面前。我翻着学费账单、图书馆押金账单……我看着一笔笔数字，心里检讨：该取消课间那杯咖啡；该跑远些去买九角九一打的鸡蛋；该记住收藏好各种减价券，一张减价券能让你在买洗头香波时省五角钱。账单下面是银行的月终结算，它是我最怕看的东西，一般我会一混五六天不去拆它的信封；实在混不下去了，我才壮着胆将它扯开。果然那三位数的存款又缩小了。我的存款从没上升为四位数。搬进来做牧师夫妇的房客，我交纳了第一个月的房租和水电煤气费。一天年轻的牧师太太对我说：“真抱歉打扰你，不过我得告诉你，你给我的支票是坏的。”我并不明白她说的“坏支票”指的是什么，马上说：“那真糟——我这就去再写一张好的给你。”她脸上的笑容十分美好，是那种不忍心揭示残酷真相的样子。她是我唯一碰到的在金钱上态度娇羞的美国人。
她说：“可是，如果你继续开坏支票，恐怕银行会罚你更多钱的。”
我使劲想，她到底窘什么？
“是这么回事，”她说，脸色极红艳，连比画手势的十根手指都涨红了，“你已经没钱了，你的银行账户已经空了……你懂我在说什么吗？”她实在不忍心继续揭我的短。
我不敢再去看她的脸和手指头，它们再红下去她可吃不消了，我也快吃不消了。我说：“我明白你在说什么。太谢谢你了。”
“哪里。”她说着把空头支票递到我手上，然后眼皮一垂，迅速走开。当初他们在挑选房客时花费了两个星期，接见了总共五十来个候选房客。从五十来个男女老少中选定我，是他们认为我看上去体面，负责任，干不出拖欠房租或开空头支票之类的事。年轻的牧师夫妇在我搬进来那天大松一口气，几乎动了感情地告诉我，他们头一眼就相中了我，对我所具备的优秀房客的素质极有信心。他们甚至搞了一套近乎仪式的午茶会：在正式餐厅摆了一盘饼干、一盘奶酪、一壶红茶和牛奶。我吃着年轻的牧师太太自制的饼干，心想我一定不糟蹋他们的友善和信赖，一定不祸害这里的一草一木，一定帮助他们保持一个体面、负责的房客形象，尽管这个良好形象存在着大量不实之处：它大部分基于他们的美好主观愿望。我在那个九月的午后坐在烘烤饼干的巧克力和香草又甜又暖的空气中，看出这对牧师夫妇动了真格的了：餐桌上的餐具是节日用的银器，餐纸是深蓝色的，上面印有金色的星星、月亮。他们一再表示能找到我这样的房客是他们的幸运。我一再说，哪里，哪里。他们说，真的真的，在芝加哥这类住宅区，找个人品端庄的房客很不易：光是不抽烟、不喝酒、不听惊天动地的摇滚、不在电话上一待两小时或对着电话一口一个“我×”就已经不易了。他们曾经有位房客倒是不抽烟不喝酒，安安静静，但后来发现他不声不响原来是在卧室里养蛇和蜥蜴。
“所以希望你能长期住在我们这里。”牧师太太说。她细巧地为我斟茶，细巧地用小银勺搅动她自己的茶杯。她说：你一看就不是那种有乖戾习惯，或者赖账、不讲卫生的人。
而我在第一个月就辜负了他们。
这时我仔细做着加减法运算：电话七十六元，房租两百元，水费二十元，电费三十一元，煤气二十八元……得出来的数仍是大于银行结算的三位数。我可以向餐馆预支两星期的工资，如果老板不同意，我可以在校园广告栏卖我上学期用过的书，可以卖得约两百元，不过这个交易过程很可能会长达三个星期。用不了三个星期，我就会把我在牧师夫妇心目中的美好形象彻底弄砸。我估计下个礼拜我再出出进进绝口不提欠他们账的事，他们就会对我失望过度。我还能从自己这点儿家当里刮出什么油水？去卖掉母亲给我的项链吗？……急剧的心算中，我下意识打量着我的卧室。我真的喜欢这四面乳黄色的墙，它没有任何装饰，曾经挂过画或相框的钉子被拔去了，洞眼疤痕都经过细致地修补。屋内陈设简洁到了极致——一张单人床，一个写字台，一把椅子。床边一把椅子在没有客人来访时便是床头柜，上面放一盏台灯。台灯至少经历了三代人，灯罩内衬的一层薄绫其实已是一层灰烬，似乎一点轻微的触动就会使它碎裂成粉末。正是它给了这座房子某种来历：一个正统的、有不少美德的、没出过败家子的家族的来历。它消除了我江湖过客的感觉，使我对自己这段很可能是暂时的生活，产生了类似归宿的幻觉。每当我从学校、从餐馆回来，这一簇暖色的灯火能让我的心马上稳下来。它因为陈旧而显得温暖，三代人之前，它已亮在这里；隔着整整三代，它接纳了我；或者说通过它，一个朴实本分的家族容我跻身其中。这个家族重视传统，并以传统为骄傲。对于此刻的我来说，传统的东西显得更为可靠。
我端着空碗走出卧室，提着身体的分量，脚步贼似的轻。客厅里交映着冷调和暖调的光，那是电视和壁炉。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复加的光亮。我的脚起落无声无息，但这幢旧房的地板却能把我的动作传达到客厅。我听见夫妇两人朦胧的对话停止了。我不知是前进，还是后退。如果牧师太太此刻借故走进餐室，就会逮我个正着，我就躲不过去了。唯一的办法就是再厚着脸皮请她多宽限几天，那将是他们给我的第四回宽限。尽管牧师太太每回都说：没关系，等你有钱再说。我知道我在飞快接近我的信用限度。牧师夫妇一定在暗中给我标了极限，他们再真善美也不能容我无度挥霍我的信用。
我快要接近通往厨房的门了。进了厨房便登了安全岛，可以避免正面遭遇。我眼睛的余光看见牧师坐在沙发上，妻子坐在地上的一只沙发靠枕上，脸枕着丈夫长长的腿。这样一个宅子，安全实惠，似乎人世间所有的美好祝福都降落在这间不大的客厅里，浓缩在这对年轻男女身上。我成功地没有惊动他们。
我决定明天再同牧师太太谈宽限房租的事。我这样拖延一部分也是为他们着想：在这样一个充满祝福的晚上，他们对一切都如此放心，连灯都不必开一盏，却突然闯来一个异国女人，谈起她尴尬的穷困——穷得连两百块的房租也对她形成致命压力。我不忍心让他们意识到，有一份赤贫就在同一幢房子里；一份赤裸裸的生存急需，紧挨着他们的安全温馨，威胁着他们年轻幸运的隆冬夜晚。
我老鼠一样灰溜溜地进入厨房，把水龙头的水流量拧到最细，洗着一只孤零零的饭碗。我真的不是想混一天是一天。因为每过去的一天就给牧师夫妇多一份证明——他们当初瞎了眼。我知道唯一的补救是踩着自己的自尊走到客厅去，走到他们相依相偎的恩爱造型面前，赔上大大一个笑脸和我不坏的仪态，请他们谅解，再给一次宽限。这是办得到的。这比装聋作哑、浑浑噩噩地硬赖下去要好些。但我实在做不到。
我打开冰箱，想为自己倒一杯果汁，却看见冰箱里放着大半杯剩咖啡，杯口上罩着塑料保鲜膜。冰箱里常常有半杯咖啡或半块糕饼，都是用保鲜膜细细包好，打算下回接着饮或吃。房东们还不宽裕啊，他们或许指望我付的房租水电费，好用去支配他们的柴米油盐。我对着那杯剩咖啡傻站了许久。
把碗轻轻放进柜子时，我听见有脚步朝厨房走来。我赶紧再打开水龙头，开始专注地洗手。在最难堪的时刻，千万得给自己找桩事忙着，占着手或大部分注意力。厨房天花板上的大灯亮了，光天化日，我这下可没处躲了。
牧师太太出现在门口。“怎么不开灯？”她微笑地责怪我，语气却非常温柔。
“我看得见。”我说，“省点儿电。”我大概像个乡下亲戚。
年轻的牧师太太大概也认为我的确像个乡下亲戚，她咯咯地笑起来说：“美国电便宜啊，哪里省得出钱来？又不是中国！”
我说电便宜省省也没坏处。
她马上说：“你从来不看电视，不会也为了省电吧？”
“要读的书太多了！”我说，“你知道的，读文学的人，都要做好读死在书堆里的准备。”
她说：“超饱和地读，反而是记不住的。来和我们一块儿看看电视吧，下面有个很不错的电视剧。”
我说：“我一般只看早上七点的新闻。”
她说：“来吧来吧，你不来，斯迪夫该怪我不尽职了，他该说我弄得你很紧张。刚才就是斯迪夫要我来邀请你的。”
斯迪夫是牧师的名字。他们的目的或许在于套出我的真话：我如此沉着地拖欠房租，到底是什么缘由。他们或许要以盛情来刺激我的良知。我在壁炉边电视前的一片惬意中会如坐针毡，他们或许要的就是这个。房东一个不缺席，再厚颜的房客也会被提醒：什么是他们和你之间最本质的关系。
“太感谢了。我真的没空，还得赶一篇读书报告。”
我把手在毛巾上左一遍右一遍地擦拭。我尽量把动作弄得很匆忙，尽量把匆忙弄得很真实。我想牧师太太或许听出了我托辞中的真话：别逼我——明天，最迟后天，我一定交房租。
她叹了口气。她看出再逼也逼不出名堂来。
“你太客气了。”她说。
“哪里。”我说。
“还帮我熨衣服。”她说，“我放在地下室里的衣服，你全帮我熨了！”
“我是一顺手就把它们全熨了。”我说，“反正我自己也有两件衣服要熨。”我心里想，她可千万别误会，我绝没有以苦力抵房钱的意思。我究竟有没有这意思呢？
“你很怪，忙得连电视也不看，倒舍得花费两个小时帮我熨衣服。”牧师太太说。
“就是一顺手的事。”我说。那可不止两小时，而是四小时。熨那些衣服，需要一个笨手笨脚、缺乏技术的中国女人拿出整整四小时。而我撒谎眼都不眨：“你知道吗？我喜欢熨衣服，我可以一边熨一边打腹稿。我的教授说我的文章结构不怎么样，所以我必须多花些时间在打腹稿上。”
“是吗？我以为熨衣服这件倒霉的事能把天才变成白痴！反正它让我烦得要疯！”
我非常警惕，她的东拉西扯里随时可能扯出正题来，有关我踏踏实实拖欠房租的正题。
“噢，对了，我想起刚才想跟你说什么——我这脑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