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看，来了吧。我抓起抹布卖力地擦着灶台。
“我昨天和斯迪夫想去找你呢！我们正好开车路过你打工的餐馆，想到你万一早下班，可以坐我们的车回来。他们说你请了假。”
“啊，我是请了假。我得到图书馆查资料。”我信口说道。有没有替便衣福茨隐瞒实情的必要呢？不是替他瞒，是怕吓着年轻纯洁的牧师太太。她若知道她家里窝藏着一个正被FBI找别扭的人，说不定她会给吓着。你看她看上去多么安全。那场审讯敲掉我本可以赚到手的二十五块钱。二十五块钱，无论如何都能缩短一点儿我和债务间的距离。
“对了！”她两手一拍，活活一个孩子，“我又差点忘了！今天晚饭前收到一个电话，找你的！”牧师太太轻盈地转身，跑到书房，眨眼间又回到我面前，手里拈一张黄颜色的小纸签。
我接过纸签，见上面是牧师太太孩子气的大头大脑的笔迹：请在晚上十点等电话。我问她此人叫什么名字，难道不留个回电号码？
牧师太太说：“他今天下午五点就开始给你打电话，从五点到六点，一共打了三次电话。我问他姓名，他说你不在就算了，他晚些再打……但我肯定不是戴维斯先生。对了，他说他是你的朋友。”
我到芝加哥来近两个月，只有同学、工友、教授、房东，尚没有朋友。我把黄颜色小纸签粘在掌心上，对牧师太太说：“谢谢你。”
“哪里的话。真不想和我们一块儿看电视？”
我抿嘴笑笑，摇摇头。我没钱，廉耻还是有的。一个人光剩了廉耻其余什么也没剩下的时候，你别去理她。你这样厚待她只会让她受洋罪。
房东太太讲述起电视剧的情节来，一个劲儿说：“我可不想露底给你！”其实她不断地露底给我。我很好地招架着她，表示深受吸引，其实一个字也没听进去。我得设法尽快挣钱。如果我三天之内还凑不出房钱和水电、煤气、电话费用，我就只剩下最后一招了：接受安德烈的救援，把他给我的八百元支票兑现。入校前安德烈给我寄了那张支票，要我答应他，绝不让饥饿、寒冷、疾病在我身上发生，一旦发生就拿那张支票去阻止它们。他说，你可别做饥寒交迫的英雄，在这个物质过剩的国家，饥寒交迫可是自找。除非你特别想做当代堂·吉诃德。我想要他放心，把我这样一个人给饿死可不大容易。我却没说什么，收下了那张支票，把它和母亲送我的项链放在了同一只锦缎盒子里。
电话铃响的时候，我打开台灯，看到小闹钟显示器上的数字——7∶00。显然是一个预先计划要打电话的人。我赤脚跳下床，一把抓起话筒，怕它继续响下去把牧师夫妇吵醒。他们昨天夜里一直等到我熄灯，才开始做爱。那场做爱至少历时一个钟点，因此该让他们早晨多歇歇。
“早上好。”问好的是个清醒的男人。清醒的美国男人。
我感到我很快会认出这嗓音的：这沉着、从容，有一点儿寻开心的嗓音。我随口还了声问候。他却乐起来。
“怎么？这么快就忘了？”他笑着说。
我脑子猛然一阵蠕动，有些眩晕。是理查·福茨。便衣福茨。讲英文的理查不那么规规矩矩，有些痞，像那种时常揩女人油的男人。
他说：“我想你一定是早飞的鸟。我没猜错吧？”他得不到我的答复，马上接着说：“这个时间给人打电话不算惊扰。我没惊扰你吧？”他似乎明白自己挺招人烦，但他不得已。
“早上好。”我说。我还能说什么？
“是我把你吵醒的？你不高兴了？”他问道。
“我工作到半夜两点。不，早晨两点。”
“你现在不想跟我谈话，是吗？你要我迟些再打来吗？”他的体谅完全像真的。
“你谈吧，我听着。”你的身份、职业让你很习惯自讨没趣。
“我可以晚些再给你打电话。”
“好吧。”
便衣福茨大概就是想测试一下窃听器的功效。正要挂电话的时候，他又叫住了我：“噢，对了，昨天你说到认识戴维斯是在华盛顿市郊的高速公路上，是几号高速公路？”
“我说了我是在地铁站认识戴维斯的。”你别想趁我缺觉钻我空子。
“难道我记错了？”
“有可能的。”我可不愿冒犯你。我的口气还算文明，应付着一个明显的无耻讹诈。
“可是，安德烈·戴维斯的口述，和你的完全不同。”
“不会的。”你晚了一步，我们昨晚已立了攻守同盟。
“怎么不会？昨晚十一点，我打了电话给他。他告诉我，你们的第一次相遇，是在高速公路上。”
我的瞌睡顿时消散。十一点，那是在我和安德烈通话之后。安德烈从来不在晚上十点之后给我打电话，他帮我做个守纪律有教养的房客。他此刻一定十万火急地在给我拨电话，可线路给便衣福茨抢先一步占了去。
我说：“你昨天问的是认识。相遇不等于认识。我和你昨天相遇，可我敢说我昨天已认识你了吗？”我的声音平和，逻辑也不差。
便衣福茨嘿嘿嘿地笑起来。原来这个体重不到一百磅的中国女人并不好诈，斗智也够他斗一斗。
“好，很好。”理查·福茨说，“的确是这样，认识一个人没那么简单。咱们再回到高速公路吧。你记不记得是第几号高速公路？”
“不记得。”
“大概在哪个位置？”
“我对华盛顿的地理又不熟悉。”
他沉吟一刻，又找出我一个茬子：“可是你想，高速公路上怎么可能呢？你想想看，车流量那么大，车速那么快。你们怎么可能碰面，除非他的车撞上你的车。”
“差点儿。”
“什么差点儿？”
“他的车眼看就撞上来了。不过他车闸很灵，一踩就刹住了。”我的英文够坏的。坏英文也有便利。
他又是一个停顿，然后说：“你的车当时咽气了。”
“是的。”
“车要在主要高速公路上咽气，就要命了。可车偏偏常在最不是地方的地方咽气，对不对。所以你只能认了：完蛋了。”
“我们就是这么说的。”
“怎么说的？”
“我们说：完蛋了。”
“你们是谁？”
我怎么把阿书扯进来了。
“我的一个熟人，不相关的。”
“那个熟人是女的吗？”
“她和这事一点儿关系也没有。”
他以随便的口气打听阿书和我是怎样的交情。同时在迅速地推断，我竭力掩护的女熟人可不可能是扯皮条的：存心让车在那段路面上咽气，存心让安德烈·戴维斯的车撞上来。我一一回答着无关痛痒的问题，同时也在迅速分析：我这样玩命遮掩阿书，是不是恰巧在坑她。阿书并不怕麻烦，麻烦给了她一次又一次机会，让她证实自己处理麻烦的才能。在处理麻烦的忙乱中，她自豪她生活得充实。到美国的第三天，我交纳了三笔考试费用之后不留分文，不得已提出向她借五百块钱。她转眼向别人借了五百块给我。后来的日子里，阿书在向我索债和去她熟人那里争取拖欠这两桩事情中，甚至在拆东墙补西墙的业务中，一而再、再而三让别人和她自己认识到，全仗了她的金融才干，大家的经济和友情往来才变得如此熟络。每一件对于麻烦的处置，都会给阿书留下漂亮的记录。经过以上分析，我以平淡的口气告诉理查·福茨，他尽管去麻烦我的朋友阿书。
“她可以为我作证，不单单在这一件事上。”
“太棒了！”理查欢乐起来。他们这个民族很会夸大自己的一点好心情，一点小小的得意。这个民族的情绪高昂得令人怀疑。
果然，半小时后，理查·福茨又打电话给我。我正在浴室里刷牙，牧师太太眯着睡眼把她床头的无线电话递给我。我啐出牙膏沫，听见理查·福茨说阿书的说法和我出现了分歧。我来不及用水涮掉牙膏沫就问他哪里出了分歧。他说根据阿书的记忆，我们当时是在马里兰州的一条小路上，并不在高速公路，我们的车的咽气地点以及我和外交官员戴维斯的邂逅地点是在马里兰州的一条小路上。那是条美丽、枫树密集的小路。我觉着他突然变得诗意起来，不知他想干吗。我抓紧时间漱了漱口。刚才不当心咽下去的一口牙膏沫，正在我喉管里划一根清凉微辣的线。
“那好吧，就算是在马里兰州的小路上。”我看不出这里面有什么油水给你捞，“那说明什么呢？”
“说明你讲过的一句话，人的记忆花招很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