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期，想要做好群众工作，必须先认真研究群众。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而“人”的发展变化是最快的。因此，必须对社会各阶层群众时时刻刻进行调查研究，以掌握最新的第一手资料，做好新时期的群众工作。
重视和坚持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基本工作方法之一，是各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努力了解实际情况、掌握第一手材料从而进行科学决策的必经阶段。毛泽东同志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指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重视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我们是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实现并不断深化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和统一的。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的历史时期，群众社会经济生活中的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新的热点和难点问题必然层出不穷，这就要求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必须深入地进行调查研究，“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调查研究”，把问题的实质搞清，努力使群众工作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坚持做好调查研究这篇文章，是我们的谋事之基，成事之道”。所以党的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尤其是一把手，一定要带头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第一节）工人阶级队伍的现状和新变化
对社会群体进行调查研究工作，首先要调查我国工人阶级队伍的现状和新变化。因为工人阶级是我国的领导阶级，是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基础，是我国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重要社会基础。
我国的工人阶级，从过去到现在，发生了很大变化。我国工人阶级队伍的构成，较早时期的“界定”比较宽范，一般分为产业工人和手工业工人。如1919年五四运动和1921年中国共产党建立时，工人阶级队伍的统计数字是：产业工人200万，手工业工人和店员等1200多万。1939年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进一步把农村的雇农及其他城乡无产者也划为中国无产阶级范畴。指出：“中国无产阶级中，现代产业工人有250～300万，城市手工业和手工业的雇佣劳动者和商店店员约有1200万，农村的无产阶级(即雇农)及其他城乡无产者，尚有一个广大的数目。”1956年我国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工人阶级队伍结构出现了第一次变化，开始分全民所有制工人和集体所有制工人。1979年至1989年，即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头十年，随着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正确“界定”，工人阶级队伍结构出现了第二次变化，宏观上分为三个组成部分，即国有企业工人、集体企业工人和知识分子。
从20世纪90年代末到现在，我国的工人阶级队伍又出现了第三次变化，而且是最大的一次变化。
首先，是国有企业工人队伍的变化。由于城市和城镇的大量中小型国有企业在体制和机制等方面一时不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在市场竞争中纷纷“关停并转”。就是国有大型企业，也有相当数量的工人下岗再就业。这就使原来的8600多万国企工人，下降到5000万左右。同时，因市场经济发展的定位，又从政府和事业部门切出几大块，全行业转入国有企业，使国有企业工人有很大的发展。如原来的国家电力部、石油化工部、机械电子工业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邮电部电信部分、航空航天工业部和相当一部分科研院所、文化事业单位等，逐步发展为国家直属的大型集团公司。特大规模的国有企业有十几家进入了世界500强行列。国有企业(国有独资、国有控股和国有参股企业)的工人队伍人数又发展到8000多万人。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也是中国工人阶级诞生以来的变化最大的一次。
现时国有企业8000万的职工队伍，经历建国以来五十多年的锤炼，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考验，正在日益走向成熟。
企业的技术装备水平，经理层的管理水平，工人的整体文化技术素质，走向世界的能力和市场竞争综合实力等，正在迅速提高，并努力向世界一流企业奋进。这是我们党执政基础的核心所在，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基石。
其次，是新型工人阶级队伍的变化。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集体所有制企业和乡镇企业，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大多都相继转制和正在转制为民营企业。加上改革开放以来新兴的私营企业、民营企业、三资企业、个体工商户和转制后的“国有中小企业”，及未转制的集体企业等，共有1．5亿左右的从业人员。这1．5亿左右的从业人员，是正在逐步形成的流动性很强的新型工人阶级队伍。在这支队伍中，包括1亿多进城务工的农民和。
5000多万原有企业工人、城镇转岗再就业工人、大学毕业生和城镇每年新增的就业人员等。从他(她)们所从事的职业分析，有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也有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以及个体、民营、私营、合资企业和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等。这1．5亿左右的从业人员正在逐步形成的流动性很强的新型工人阶级队伍，是一支队伍庞大、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新型工人阶级队伍，是新时期“工农联盟”的结合部，需要我们党给予仔细分析和深入研究，需要国家在工资保障、合法权益、社会保障、社会待遇等多个方面，下大力气帮他们解决实际问题，并努力加强基层党组织群众工作，引导他们在市场经济的道路上健康发展，使之成为党的执政基础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再次，城镇“知识分子群”的崛起，是进入21世纪以后我国工人阶级队伍变化的一个重要标志。从1949年到1979年，我国的大学毕业生总共不足600万人，而且对他们的“政治定性”也不对。改革开放后，首先是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界定”上，将其由过去的小资产阶级的阶级属性“界定”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随之，国家逐步扩大办学规模，大力发展普通高等教育和成人高等教育，到1999年建国50周年之际，国家前后(1949～1999)共培养了2300万大学生，其中普通高校毕业生1400万(包括专科、本科、硕士、博士)，成人高等教育毕业生900万人。从1999年秋开始，高等教育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大发展时期。
一个日益庞大的“知识分子群体”，正在中国的社会舞台上崛起。
知识分子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并且在我国社会舞台上日益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代表着中华民族发展的未来。知识分子从整体上提高了我国工人阶级队伍的综合素质和整个民族的思想文化素质。从目前情况分析，我国国企工人队伍，外资企业、民营企业、私营企业、合资企业、及社会中介等组织的从业人员队伍，国家公务员队伍，陆海空三军将士，各类高等院校教师和管理人员，党政军领导干部队伍，因为国家高等教育的大发展，都在迅速提高自身的文化素质。城镇知识分子群的迅速崛起，也使党执政面临着大学毕业生就业的巨大压力。因此，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解决大学毕业生就业和引导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上健康成长，就成了我们党在执政过程中必须给予高度重视和认真解决的问题。
国企工人、城镇知识分子群和正在逐步形成的流动性很强的新型工人，三支队伍加在一起，构成了今天我国工人阶级的整体。他们的发展和新变化，就是中国共产党阶级基础和执政基础的现状和发展趋势。
（第二节）农民阶级的现状和新变化
现在我国有13亿人口，其中9亿人口是农民。因此，基层党组织的群众工作，“重头戏”还是农村与农民工作。
我国的农民队伍，自改革开放以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上，也发生了很大的新变化。我国的农村，在道路交通、生产生活用电、通讯、广播电视、农业产业化集约经营、“种养加一体化、产供销一条龙”和农民的基本生活等方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民的家庭收入、社会阅历、工作经验、生产技术和生活水平等方面，也有了长足的进步。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也崛起了23000多个小城镇，有2．4亿多农民在20多年间，逐步转为城镇或城市居民。农民阶级生活水平总体上有了很大的提高，这也是现在我们党执政地位稳固的一个重要原因所在。
农村、农业、农民这“三农”问题，是整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点和难点。我国的农民，从西向东，人均家庭收入“梯度”相当大。西部的“四高两盆”地区(云贵高原、青藏高原、黄土高原、蒙古高原，塔里木盆地、准格尔盆地)，农民家庭的人均年收入，90％在1000～3500元之间，只有近10％的家庭，人均收入超过3500元人民币。中部地区，以京广铁路为中轴线，90％的农民家庭的人均年收入在2000～5500元之间，也只有近10％的农户家庭，人均收入超过5500元。只有东部的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山东半岛、辽东半岛四个地区，70％的农民家庭的人均年收入超过5000元人民币。从农民的家庭人均年收入分析，距达到小康社会人均年收入1000～3000美元的奋斗目标，相差甚远。另外，农业产业化、农业的工业化发展、农村的城镇化发展道路、农村社会发展的硬件建设、农民的社会保障体系、近5000万农民的脱贫攻坚战(3000万贫困农民、2000万顽固性的脱贫返贫病症)、9亿农民的综合素质提高等多方面问题，既是提高农民整体水平的重点和难点，也是进一步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关键所在，更是加强基层党组织的群众工作的重中之重。改革开放近三十年来，农村超过半数的农民成为实行土地个人承包的农业劳动者；1／5的农民进城就业构成新的工人群体，该群体处于城市生活的下层；一部分农民成为个体经营者和私营企业经营者；在农村集体企业、个体企业和私营企业中，形成了企业经营管理者群体。所有这些变化还正处在继续之中。
总之，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始终是推动我国先进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根本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主要基础。我们党必须倾全力解决它们的切身利益问题，在加强群众工作中，日益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
（第三节）城市、城镇居民与社会群体的现状和新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社会阶层的重要变化，在城市和城镇表现更为突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大中城市由改革开放前的300多个发展到600多个。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到23000多个。这些城市、城镇群落的兴起，吸引了我国近4亿人口居住在城市和城镇。另有1．2亿农民在城市和城镇“流动性就业”，每年从城市、城镇拿到工资6000多亿元人民币，回到农村的工资款大约2300～2800亿元之间。随着城市、城镇的不断发展和规模的日益扩大，新时期的群众工作也出现了几个突出的问题：
第一，城市、城镇国有、集体企业部分职工下岗后，有些人再就业相当困难，于是出现了家庭困难，构成了城市、城镇社会弱势群体和困难群体，全国大约有这类群体2000～2500万人左右。这些困难群体，心理压力特别大，心情郁闷，情绪低落。孩子上学、子女就业都比较困难。这是新时期群众工作的一个难点。随着工人阶级队伍内部结构和组成发生深刻变化，领导者、管理者、经营者与生产者之间出现了一定的差别和矛盾；非公有制经济，特别是私营经济，普通工人与业主的差别和矛盾凸显。
又由于工人阶级具体成员所就业的企业属性不同，就使得收入水平差距很大，而且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待遇也极大不同。一部分企业职工收入较低或失业下岗生活质量下降，由于技术陈旧和当地市场经济欠发达等多方面原因，难以再就业，处于贫困状态；一些企业的职工工资和医疗费被拖欠，患职业病和工伤比例较高，劳保制度和劳动合同制不落实，养老、医疗等保险无法正常交纳，职工权益受到侵害。一部分形成拥有较多资产或财产的工人群体，与普通职工和贫困职工之间的贫富差距逐步拉大；脑力劳动者即知识分子的比重越来越大，收入也逐年逐步提高，地位和作用也越来越大，与体力劳动者的差别也在迅速拉开。
第二，随着城市、城镇规模的不断扩大和日益规划改造，出现了大量老旧房屋的拆迁与搬迁。拆迁户一方面“故居难离”，另一方面拆迁费不够买新住宅，而且拆迁过程中有很多政策落实不到位和基层干部的工作态度太强硬等问题。另外，有些政府项目如河流建水库等，也有很重的居民拆迁任务。各方面因素综合起作用，于是就出现了城市、城镇和大项目拆迁户的相当难办的群众工作问题。
第三，1．2亿农民进城就业，有人有工作，有人没工作，有人干一年拿不到工资，有人“拉家带口”进城，孩子上学无保障，于是就有了社会治安、农民工社会保障、农民工子女上学、农民工的公平待遇等一系列问题。这一亿多流动性就业人员，是城市基层党组织从事农民群众工作的新问题。
第四，城市、城镇大学毕业生就业问题。1999年以前，国家每年大学毕业生不超过100万人，从现在开始每年公办、民办大学毕业生超过600万人。大学毕业以后，一般就不再回农村了，城市、城镇就业一时又不好办，因此“漂泊”的大学毕业生，也是城市基层党组织群众工作的一个难点问题。
第五，新经济组织“法人代表群体”。改革开放以来，依据国家各级工商局和各级税务局注册登记情况分析，我国新经济组织的法人代表群体，大致由四部分法人组成，一是私营经济组织的法人代表，二是民营股份制经济组织的法人代表，三是城镇各种中介组织的法人代表，四是遍布全国城市、城镇、乡村拥有1～7名从业人员的个体工商户。四部分法人组成的法人代表群体共有3000万人左右。依据国家法律和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分析这些“法人”，从资本运营、企业管理、税收税种、从业人员等多方面进行综合研究，一个比较典型的新兴的社会阶层——新经济组织“法人代表群体”，已经初步形成。这一阶层所有企业的就业员工，也是基层党组织开展群众工作比较难的一个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