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和儿子有约，他当外交官所驻的国家我们一定要一一玩到，一是在他驻地期间能看望他，一家人相聚在异乡别有风味。更重要的是能借助他这个“高级私人导游”对当地风土人情有解剖麻雀的深入了解，因为我和太太都痛恨跟随旅游团那种走马观花、蜻蜓点水似的观光旅游。
一转眼到了2006年，儿子在美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馆的任期将在九月份结束，我和太太决定前往阿尔巴尼亚践约。说实话，要不是因为孩子的工作关系，我们的度假怎么也不会选到阿尔巴尼亚。因为无论从观光、购物还是休息，世界上还有很多好地方我们还没去过，怎么挑也挑不到这个在东欧最不起眼的穷地方。
飞机降落在首都地拉那机场，天哪，在今天的中国，恐怕最小最破的机场都比这个首都机场要强。二十多年前我在中国大连见到的那个破旧的周水子机场也比这阿尔巴尼亚首都机场要强。
这第一印象实在是不佳。
坐上儿子的车驶入市区，三个字简言之：“脏、乱、差”，简直就是中国四分之一世纪前的缩影。邓小平先生说得好：“不管黑猫白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阿尔巴尼亚早已不再信奉共产主义，从1992年以来政府和总统由民选产生，是个名副其实的民主国家，搞得也是市场经济。可是迄今还是一只逮捕老鼠的“瘦猫”，估计不是还没捉住老鼠就是逮住的老鼠不多，养不胖自己，看来民主社会和市场经济也不是万能药。
太太说也许我们太刻薄了，有没有什么好的东西我们视而不见呢？“首先就是阿尔巴尼亚的西瓜，”我实事求是地说，“这里的西瓜又甜又沙，而且有着那种久违了的西瓜的清香，一口下去，沁人心脾，解渴去暑不说，那股‘爽’劲真是无与伦比，不但美国的傻大个西瓜没法比，就是中国的这个号那个号的品种也统统地不行。”我的绰号是“西瓜王”，太太和儿子也是爱吃西瓜的主，我的点评得到鲜有的一致赞同和称许。“对了，还有四百列克（阿货币，不到四美元），别忘了出境的路上把它用了，买上几个西瓜带着。”太太提醒说。
下一站是属于前南斯拉夫联邦的小国克罗地亚，车在坑坑洼洼的公路上向阿尔巴尼亚边境小城斯库度阿开去。“发现敌情。”我大声喊道，指着路边的一堆西瓜。儿子手脚利落地减速掉了个头开到瓜摊边停下。“别忘了和他谈判，砍他的价！”我下了车一边跟着儿子走，一边叮咛他。我最喜欢在农贸市场买东西，与摊主讨价还价是我的一大乐事，与其说是为了省钱还不如说是过瘾。不过我不会说阿尔巴尼亚语，只能求助美国外交官帮忙了。
卖瓜人一老一少，估计该是爷孙俩。那爷爷一张饱经沧桑的脸，黝黑的皮肤和深凹的眼眶，又高又尖的大鼻子，头发早已花白。那孙子长得酷似老人，只是更瘦，更弱，看到我们几个罕见的外国人，眼神里几分好奇，几分畏怯。
太太义不容辞地挑起瓜来，妈妈是儿子崇拜的挑瓜能手，不管生熟馊娄，只要是他妈妈挑的瓜就是好的。奇怪的是这偏见从三岁形成，二十年过去了不但不改反而愈演愈烈。明明我挑了绝顶的好瓜，他最多也就是一个淡淡的“还可以”，一路上把我打击得一点自信心和热情也没有了，索性就乐得在一旁做个看客。
“就这两个”，太太一副以专家自居的神态，用不容置疑的态度一边说，一边指着两个最大个儿的西瓜。我明白自己的角色，赶快手勤脚快地搬起那两个瓜去过秤。那是个又破又旧，锈迹斑斑的巨大的磅秤。虽然我听不懂阿尔巴尼亚语，但是看得出来儿子和卖瓜老汉根本就没有谈判，叽咕一阵子后他付了那老汉两百列克。“怎么不和他砍价？”我一边抱怨一边把西瓜装进车后厢。儿子笑笑说：“这比在地拉那便宜多了，砍什么价！爸，你还是把精力留着帮公司好好谈判多省点美元吧。”这浑小子，明知我不谈判难受得慌就是不理这个茬。
车子启动了，那小男孩的瘦瘦的小脸出现在窗前，手里抱着个大西瓜，身后站着他的爷爷。“他们肯定是看中我们几个外国人了，想让我们再多买几个瓜！”我说。车停了下来，儿子下了车和老汉又是一阵叽咕，然后双手接过了那只大西瓜。“跟他砍砍价，刚才肯定是被他们宰了一把！他们看中我们这个大买主了。”我一边打开车窗一边对儿子说。
“还砍什么价？他们说天热路长，这是送给我们路上解渴的，出了境就没这么好吃的西瓜了。”儿子说。我们都不再说话，车里安静得能听到我们自己的呼吸。太太的眼圈有点湿，我的谈判的兴致被内疚的感觉攫住，心压得沉沉地说不出一句话来，晃在眼前的是当年插队落户时农民们在端午节送粽子、鸡蛋到知青点来的情景。
车启动了，掉过头，经过瓜摊，我们与卖瓜老人和小孩互相招手道别，招手，招手，招手。
阿尔巴尼亚，再见。阿尔巴尼亚人，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