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依照詹姆斯·罗瑞的提议，费希尔的名字不断出现在芝加哥大学聘任委员会的备选名单上，最终他们决定采取行动。罗瑞提议聘用费希尔为1971~1972学年的福特基金会金融学访问教授。费希尔5月13日到芝加哥大学，就工作问题做了会谈。之后他与米米在印第安纳共度了几天延误已久的蜜月。5月19日，院长电话告知同意聘用。接着，在1971年8月，布莱克-斯科尔斯论文已被接受，但需要做出一些修改；1971年9月，费希尔与家人一起搬到芝加哥。尽管费希尔自我感觉是一个圈外人，但显然他在芝加哥大学拥有强有力的支持者。
这些芝加哥大学的支持者不只是出于无私的动机，以他们为中心的一个群体正在推动在芝加哥期货交易所设立期权交易，所以他们有特殊的理由充分意识到费希尔所做工作的重要性。早在1969年7月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就已经成立了顾问委员会，研究有组织的期权市场的潜在影响，委员会的主席正是詹姆斯·罗瑞。不仅如此，当委员会聘用咨询公司罗伯特·内森合伙公司做研究时，该公司雇用了罗瑞和莫顿·米勒协助准备两卷本的报告，报告题为“证券期权的期货类市场的公共政策视角”，发表于1969年11月。这份报告后来成为1971年3月30日呈递给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论据的核心观点。
当费希尔1968年开始研究期权定价时，期权定价在学术上也许还显得有点另类，但很快它就将成为主流，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们看到了获得先发优势的机会。他们有理由知道其他人尚未领悟的东西，那就是期权将会成为一个重要事物。这也是为什么当其他学术机构刚开始对费希尔产生兴趣时，芝加哥大学就先发制人、捷足先登。不久，费希尔来到芝加哥，美国证交会也于1971年10月14日谨慎批准了一个新的期权交易所。有待做的事情仍有许多，但道路是清晰的。芝加哥期权交易所最终于1973年4月26日开业，布莱克-斯科尔斯公式在之后不久发表。几乎一夜之间，圈外人就反客为主了。
尽管从米勒和罗瑞那里得到了支持，但费希尔没有像他们一样对新的期权交易所充满热情。他继续思考单个证券的期权，仅仅把它看作获得单只股票杠杆化头寸的一种方式，这是不应该受到鼓励的投机者的主要兴趣目标。费希尔潜意识里始终怀有的理想世界，就是CAPM世界，它是一个只有股票和债券而没有期权的世界。1971年5月，在芝加哥大学证券价格研究中心半年一次的研讨会上，面对新同事，费希尔宣读了“证券期权的一个中心市场：机会与不现实的希望”一文，语惊四座。他断言：“期权是一种令人兴奋的赌博方式，芝加哥期权交易所想充当赌场，从交易中抽成。这也没什么不对。但如果我们允许这种形式的赌博，对它课以重税似乎合乎逻辑，如同政府对赌马征税那样。”
在芝加哥期权交易所开业后，一名芝加哥大学的学生罗杰·伊博森（Roger Ibbotson）找费希尔商量，提议在新交易所买一个席位（当时售价40000美元），并尝试用布莱克-斯科尔斯公式交易期权赚钱。费希尔在麻省理工时做业余交易，已有过一次赔钱的教训，于是他拒绝了，但伊博森自己做投资，并且在一段时间内的确设法通过套利交易赚了钱。他的套利做法是，买卖定价错误的期权，同时用股票或某一其他期权的抵消性头寸对冲股票价格风险。第一年，这种交易产生了相当可观的利润，因为市场上存在大量定价错误的现象。习惯于用直觉和拇指规则为场外期权定价的那些老派投资者，在很长时期内固守旧有的方法，从而让使用分析模型的后辈从他们那里赚走了一些钱。但大约一年后，转型完成了，转型的套利机会很大程度上消失了。
正如费希尔所预期的，公式并没有一直得出正确价格，但结果表明，公式的价值在于他原来未预料到的其他方面。使用该公式的交易者能够更好地管理风险暴露，这意味着他们能专注于套利机会，而非把赌注下在某一特定股票价格的变动方向上。结果，他们能安全持有更大的头寸，经受住市场波动的考验，而市场波动会把不够老练的交易者清洗出局。由于成熟的后起之秀取代了老派交易者，布莱克-斯科尔斯价格逐渐成为市场价格。期权交易所的经验证明，“量化分析专家”代表着未来的方向。
费希尔错过了伊博森的套利获利机会，因为他相信实际市场价格的效率，如同他相信他自己的以CAPM为基础的模型，该模型表明有效价格应该是多少。费希尔对伊博森总结他的看法：“销售信息比使用信息更有价值。”费希尔做起了向赌徒出售信息的生意，而不是自己成为一个赌徒。由于期权定价公式中关键未知的输入变量是股票波动率指标，于是他开始经营期权服务，销售自己对波动率的特有估计。每个月，他分发打印表格，表明自己对所有在美国交易所上市期权的估值，以及有针对性地指出哪些期权定价过高，哪些定价过低。这些表格始终根据布莱克-斯科尔斯公式，运用他自己对波动率的估计进行计算。
尽管自己不交易，但客户都是交易者，这一事实迫使他采用了客户的参照系。为了卖出自己的估计，他不得不建议人们怎样使用它。他因此建议，人们不妨使用他的期权价值表，通过买入定价过低的期权并沽出（卖出）定价过高的期权，从而构建一个期权资产组合。或者可以使用表格计算什么时候把期权当作股票的低成本替代品，要么通过买入一个定价过低的期权做多，要么通过出售一个定价过高的期权做空。他甚至建议，将定价过低的期权与股票空头组合起来，或者在出售定价过高的看涨期权同时做多股票，实施风险性套利策略。
假定费希尔对真实期权价值的估计比体现在市场价格中的估计更好，那么这些交易策略中的任何一个都将产生利润。但最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策略没有一个包括费希尔一向憎恶的投机行为。相反，它们都利用了定价无效率，也就是说，它们都在使价格变得更有效。实际上，尽管费希尔反对创设期权市场，但一旦建成，他仍尽其所能，确保交易以有效的价格发生。
费希尔参与期权定价问题永远地改变了其一生。当最初开始琢磨这个问题时，他完全没有意识到，解决方案很快变得异常重要。当时，他更关注CAPM在货币和商业周期中的运用，他也从未改变过这个观念。尽管期权定价工作为他打开了学术界的大门，但是默顿而不是费希尔，在最初的结果之上构建了现代金融学的知识体系。费希尔利用机会转而推进一个完全不同的研究计划。
1971年5月19日，就在接到担任芝加哥大学福特基金会金融学访问教授通知的那天，费希尔·布莱克写信给詹姆斯·罗瑞：“随信附上我关于货币理论思想的最新一篇论文，也附上我JBR论文的重印本。如果这种精神使你感动，希望你能让米尔顿·弗里德曼对我的论文做出评论，特别是对最新的一篇做出评论，我将不胜感激。”“最新一篇论文”可能是金融笔记第17A号“动态均衡与货币政策”，重印本可能是“无货币世界中的银行和利率”。货币之争一触即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