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科尔斯和默顿的谈话被费希尔听到了，默顿的怀疑让他不太高兴。紧接着，费希尔与斯科尔斯开始思考更具一般性的解决方法，该方法将基于风险对冲论点而不是基于CAPM。在会议后写于1970年8月的草稿中，这种论点得到了浓墨重彩的描述，但也并未使默顿感到满意。为什么你会预期对冲期权头寸中的剩余风险是可分散化的？
同时，默顿从自己的角度独立自主地思考这个问题。在思考布莱克-斯科尔斯风险对冲时，默顿意识到，在连续交易框架中，通过持有标的股票与借款相结合的头寸，并假定在期权的整个行权期内能随时无成本地调整头寸，你就能精确地复制一个期权的收益模式。当然，在现实世界中，瞬时无成本的资产组合调整是不可能的，但在连续时间的数学框架内则是完全可能的，而且它还具有关键的分析含义。由于通过动态交易那些价格已知的证券能够精确复制任何期权收益，因此你能够精确地计算期权在任何时刻的价格。期权价格只不过是复制的资产组合的价格。
为构建复制的资产组合，在每一时刻所有你所需要知道的就是对冲比率w1。看涨期权不过是杠杆化的股票持有，也就是价格为x时的w1股股票与w1x-w借款的组合。这个推理思路直接把默顿引导至关键的微分方程，并由此导致布莱克-斯科尔斯公式。大概是在1970年8月的一个星期六，默顿给斯科尔斯打电话：“你们是对的。”
默顿的推理思路后来被称为非套利方法（no-arbitrage approach）。因为观察发现，如果期权价格不是刚好等于复制的资产组合的价格，那么通过买入期权并且卖出复制的资产组合可以获得套利利润，反之亦然。仅在模型的框架下，这个观点当然是完全正确的，而在实际的交易环境中，它可能只是大致正确。这样，与费希尔和斯科尔斯一样，默顿提出了一个理性期权定价的规范理论。这是基于如下意义而言：黙顿的理论说明了期权价格应该是什么，而没有从套利者的行为推断它必定是什么。然而，不像费希尔和斯科尔斯那样，默顿的推导完全不依赖于CAPM或者其他任何资产定价理论。而且，通过考虑哪种动态交易策略可被用于对冲风险，默顿的复杂证券定价思想将证明是经得起检验的，而且在未来极具应用价值。在这方面，业界人士追随默顿，而非费希尔或斯科尔斯。
1971年，一位资深的同事保罗·麦卡沃伊（Paul McAvoy）问默顿，是否愿意在他编辑的一份新期刊上发表文章，公开期权定价结论的相关推导过程。默顿同意了，但条件是要在费希尔和斯科尔斯的论文发表之后。因此，直到1973年，默顿的论文“理性期权定价理论”才出现在《贝尔经济学和管理科学》杂志上。
期间，被研究结果所激励，这三人开始买入权证，运用布莱克-斯科尔斯公式找出错误定价的权证，但他们亏损了（费希尔喜欢说他比斯科尔斯或默顿亏钱要少）。正是由于公式没有考虑即将发生的接管，结果导致权证价格与公式推断的不同。费希尔汲取教训，知道有时市场比公式更高明。
在学术界，学术说服本质上是知识竞争的结果。这样的竞争是一个标准实践过程，但在期权定价方面，该过程极有可能将人引入歧途。原因很简单，费希尔是一个圈外人，而默顿和斯科尔斯是圈内人。后两人拥有炫目的学术文凭、令人敬仰的学术工作，以及强有力的学术支持者。费希尔什么也没有。在科学史的记录上，圈外人失败、圈内人获益的事并非完全没有（费希尔的心中有杰克·特雷诺的前车之鉴：后者提出了CAPM，但只不过是看到别人获得了荣誉）。在期权定价方面，没有发生这种情况。为什么没有发生？一个原因是，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说，这三人都是圈外人，就当时经济学和金融学领域的组织运转情况而言，他们都在同这些领域根深蒂固的观念做斗争。
当时，金融学很大程度上仍是一个处于经济学边缘的领域。保罗·萨缪尔森回顾了他自己的经历：“金融学就像我的业余爱好绘画一样，业余画家是不大可能参加俱乐部的。他们在没有专家审稿的杂志上发表论文，得不到太多关注（无疑，萨缪尔森这里指的是他在《工商管理评论》上发表的那篇早期论文）。”类似地，斯蒂芬·罗斯记得，1970年当他还是沃顿商学院的一名研究生时，他被警告不要从经济学转到金融学：“金融学对于经济学，就好比整骨术对于医学。”这个领域的新来者当然打算改变这一切，但刚开始的确很难。其时，迈克尔·詹森的《资本市场理论研究》（1972）为新金融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发表园地，许多曾被其他杂志所拒的好论文得以在此发表。最终，《金融经济学》杂志提供了一个更正式的园地，但其第一期问世则要到1974年。
费希尔和斯科尔斯尝试着向经济学期刊投稿，发表他们的创见，但很快体会到了金融学在经济学家眼中的可怜地位。1970年秋，他们的论文在短期内相继被《政治经济学》杂志和《经济学与统计学评论》拒绝，这两家杂志甚至没有将他们的论文送出征求审稿人的意见。编辑至多把他们的贡献当作狭隘的技术性成果，而且不是真正的经济学研究，因此在编辑看来，他们的论文甚至不值得考虑。
他们可能已经尝试过金融学杂志，但就金融学当时的发展而言，他们正从事的此类研究也不是金融学的主流。经济学家对金融学评价较低的一个原因是，该领域正在进行的大多数研究，分析水平并不高。在当时，金融学本质上还是一个描述性的领域，主要包括记录现实世界的实践活动，使用拇指规则对实践活动进行总结，而不使用分析性原则和数学模型。在这种背景下，费希尔和斯科尔斯甚至从未考虑过金融学杂志，这并不令人感到吃惊。他们把自己看作金融学领域发生的更大革命的一部分，而金融学又脱胎于经济学，这意味着他们必须首先让经济学家信服。关键的干预来自莫顿·米勒和尤金·法玛，他们劝说《政治经济学》杂志重新考虑费希尔等人的论文。
他们为何这样做？当然，斯科尔斯是他们的校友，但为何米勒和法玛为了不熟悉的费希尔·布莱克甘愿承担风险？一个原因是，他们与费希尔早就认识。早在1967年11月，当费希尔和特雷诺在芝加哥大学CRSP的研讨会上宣读论文时，米勒和法玛就可能已经遇到过他。1969年8月，在纽约罗切斯特大学举行的富国会议上，他们可能再次遇到过他。1970年3月，当费希尔再次来到芝加哥大学时，他们可能第三次遇到他。费希尔这次是与阿诺德·伯恩哈德（Arnold Bernhard）进行讨论，后者是《价值线投资调查》一书的出版商，他们出版定期报告，将股票列在其下一季度优异业绩展望之列。会议的主题是“资产组合管理：主动型还是被动型”，费希尔支持被动型管理策略。这次发言随后整理成为“随机游走假说对资产组合管理的意义”，这是费希尔为特雷诺的《金融分析师》杂志撰写的第一篇文章。即使没有炫目的文凭，费希尔的知名度也正在提高，和芝加哥大学也有了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