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希尔学到的是，他所确立的、将盈利作为价值指标这一目标所面临的最大现实挑战，就是找到使盈利在糟糕的季度中不至于将价值表示成负值的规则。毕竟，声称一家公司的价值为负值，并无任何意义，解决之道存在于“创造性的会计”（creative accounting）中。会计师长期以来习惯于接受来自管理层的压力，要他们找到让公司报表在糟糕的季度看起来更好的一些办法，尽管心怀恐惧，担心可能违反职业标准，但他们有时也屈从于这种压力。现在费希尔来了，告诉他们不应该有这样的恐惧，如果创造性的会计受到以价值估计为中心的规则约束的话，那么它是一件潜在的好事情。对费希尔来说，创造性的会计的目标不是粉饰公司的状况，而是道出真相。更确切地说，其目标是使会计盈利更好地反映公司价值。
费希尔认为会计师需要的原则是，在明确界定的范围内尽情发挥创造力。他把这个原则交给了会计师，之后，费希尔继续转战其他领域。他或许预期会计师会接过球并将之带走。但10年后，经过对文献进行综合性回顾，他仔细核对后发现，会计师并没有接球，于是他决定自己上场。18他对早期的实证研究进行了更新，结果表明，主要的盈利数字仍然与股价高度相关，相关程度比其他可能的会计指标（包括账面价值，与盈利不同，前者实际上被认为测度了价值）都要高。所以，问题就成为如何提高基本盈利数字了。
费希尔的思想很简单。观察到一个公司的股票能被看作一项期权（执行价格等于债务余额的面值），因此可以得出结论，如果盈利是一个价值指标，那么也一定是一项期权。所以他把固定成本（诸如利息和折旧）看作执行价格，开始计算会计盈利的期权价值。作为结果的经期权调整的盈利数字，具有吸引人的特征，即它始终为正；因为，当一项期权是极价外期权时（当未调整的盈利为负时），总存在某种可能，即未来的好运气将使它重新成为价内期权。经期权调整的盈利数字还具有更吸引人的特征，即与未调整的盈利相比，前者与股价的相关度更高。
所以，这是一个任何人都能做到的简单调整。“期权估值具有挑战性，但公司正试图描绘的现实就是如此。我想，将期权理论增添到会计语言中的时机已经到来了，因为期权理论现在已成为主流的一个部分。”这只是第一步，毫无疑问，其他人甚至能做得更好，但重要的是早日启动进程。
早在1980年，当费希尔发表“盈利的魔法”一文时，他一直在设法这样做。对于高盛公司而言，正需要一名对会计基本原理感兴趣的人，以增强其团队的知识竞争力。即使客户不感兴趣，高盛也能利用他达到公司的内部目标，只要能激励公司内部其他人做得更好就可以了。
将引起高盛兴趣的、费希尔所做工作的第三个方面，也源于杰克·特雷诺。这方面的工作可一直追溯至资本预算问题，正是这个问题最初激发特雷诺得出了其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我们会记得，问题是，当计算公司可能正在考虑项目的价值时，如何将不确定的现金流折现为现值。特雷诺设法在单期情况下解决该问题，这激发他提出了CAPM，但向多期的拓展难倒了他。这正是问题所在，后来特雷诺遇到了费希尔，向后者指出了问题。费希尔产生了兴趣，并最终设法解决了问题。
相关的论文是金融笔记第2号“公司投资决策”（1967年9月12日）。
第一稿有一个数学错误，费希尔在第二稿中做了更正（1969年5月29日）。
尽管这篇论文直到1976年才发表，比为他赢得声誉的期权论文发表时间要晚得多，但这篇与特雷诺合作的论文是费希尔在金融学领域撰写的第一篇实质性论文。如同费希尔写的每一篇论文，强烈的直觉贯穿其中，语言描述相当简洁而又有说服力。但早期论文中的数学模型非常复杂，的确很不适合实际运用，特雷诺和费希尔也坦承这一点：“价值方程的实际运用受到估计困难的严重限制，包括根据经济变量对现金流进行估计时遇到的困难，更重要的是对信息变量变化和市场变化之间协方差进行估计时遇到的困难。未来现金流涉及的时间越久远，对这些因素进行估计就越困难。”19在实践中，人们通过拓展在确定性假设下计算现值的熟悉的方法，来简单地处理资本预算问题。20对未来各期现金流已知为Ct的项目而言，人们习惯于计算PV=ΣCt/(1+Rf)t，其中Rf为无风险利率。对未来各期具有不确定现金流Cit的项目而言，他们学会了计算PV=EΣCit/(1+Ri)t，给定预期风险溢价（ERm-Rf），式中Ri=Rf+βi(ERm-Rf）是与所考察项目贝塔值相同的资产的预期收益率。这比特雷诺和费希尔原来提出的公式要简单得多。
但它仍然不够简单。甚至这个更简单的公式也要求我们知道3个值，它们都很难估计：预期现金流、项目贝塔值以及预期风险溢价。投资决策的质量取决于我们对这3个数字估计的准确程度，这意味着投资决策质量可能不会很高。有更好的方法供我们采用吗？1981年11月，费希尔完成了其替代方法的第一稿—“一个简单的折现规则”。
不是形成有关未来现金流的无条件预期，他建议，为什么我们不致力于有关单一未来情形预期的形成呢？在未来的情形中，市场的收益率刚好等于无风险利率。在这种情况下，风险溢价为零，所以项目的贝塔值不重要，折现率即为无风险利率。我们仍需估计现金流，但这只是1个数字，而不是3个数字。所以，如果形成条件预期并不比形成无条件预期要难很多的话，那么我们对现值的估计应该更好，这意味着我们的投资决策将会更好。如果形成条件预期确实更容易，那么改善可能会相当显著。
在第一次向其学术界同事提及这个思想的研讨会上，费希尔以向他们提出如下问题作为开始：“形成条件预期还是非条件预期更容易？”换句话说，考虑你的项目在一个特定的经济情景中如何运行更容易，还是考虑你的项目在所有可能经济情景的平均水平下如何运行更容易？在让听众仔细思考一会儿后，最终他们完全想清楚了，条件预期实际上更容易，费希尔像变戏法似的想出了好办法。如果条件预期更容易，就意味着有更简单的方法计算不确定的未来现金流的价值。一旦你心中形成了条件预期，用此预期下的市场收益率对不确定的未来现金流进行折现即可。
基于这个简单的直觉，费希尔写出了一篇本质上属于实践决策手册的论文“公司投资与折现规则”（1983年2月）。“这篇论文中的规则是为了使公司投资决策过程更为明晰和简单而设计的。”11条规则中的第一条是“以利率折现条件现金流”。在一本经典著作中，费希尔把11条规则中的最后一条去掉了，因为它削弱了第一条，最后一条即“运用预期损益表而非折现现金流”。显然，费希尔将其会计理论看作解决资本预算问题的一个更深刻的方法，而不仅仅是简单折现规则。
当费希尔1983年12月来到纽约与罗伯特·鲁宾会面时，情况颇令人满意。在个人方面，离婚已成定局，所以他在波士顿唯一的牵挂是四个女儿，无论如何，他只有在周末才能去看她们。在职业方面，他花了最近3年时间推动3个不同的项目，每一个都证明有不寻常的内容，使得他可以将它们带到诸如高盛这样的公司。还有更多收获，包括一份业务通讯《费希尔·布莱克论税收》（1981年1月和2月）的前几期，一篇关于“承销商的四个作用”（1982年3月）的备忘录，以及一篇关于“金融服务的未来”（1982年10月）的论文。他已为鲁宾做好了准备，也为高盛做好了准备。
回想起来，学术岁月对他而言像是一次漫长的间歇，像是行进路上一次饶有趣味的绕行，这条路的起点是为旧金山的富国银行，终点是为纽约的高盛公司。不论是否有意识地做了规划，当感到学术之路走到尽头时，费希尔重操旧业，这绝非偶然。重启当年已经开始的研究方向，他也重新找到了当年怀有的兴奋之感。期权定价的巨大成功，使他进入学术界成为可能。但即使没有期权定价的巨大成功，他在金融合伙公司所做的咨询工作也足以将他带到高盛公司。
对费希尔改行尤其满意的人是他的父亲。费希尔终于获得了一份真正的工作，他张开双臂欢迎回头的浪子。费希尔本人也很高兴走回头路。每天他都会在11点钟从办公室给父母打电话。
另一个特别高兴的人是米米。离婚协议意味着她能得到费希尔新的更高收入的40%（这一不同寻常的条款是在费希尔的坚决要求下列出的，与其认为婚姻是经济合伙关系的观念一致）。确实，新工作似乎一度产生了破镜重圆的可能性。费希尔和米米一起到加勒比度假，想看看能否恢复关系，但无果而终。费希尔获得了一份新工作，有了更多的钱，但他仍旧是他，丝毫未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