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世界上，证券公司将没有存在的必要。非金融公司将直接向投资公司发行证券。个人将调整他们的借款和贷款，以与其投资需求相匹配；当愿意承受更多或更少的风险时，他们将会买进或卖出投资公司的股票。个人将没有理由拥有或交易非金融公司的股票。
—费希尔·布莱克，“金融服务的未来”
美国金融协会主席任期一年，主席演讲是其最后一项官方行为，通常被安排在年会第二天，作为当天最后一场会议。但在1985年，主办方却把它安排在12月30日星期一，会议第三天的早餐时分。那一年，主席是费希尔·布莱克，高盛公司主管交易和套利的副总裁，会议在纽约市曼哈顿中心区的喜来登饭店举行。做出这种改变的原因是，这可以让金融专业人士在上班的路上参加会议。
在用早餐的时候，即将就任的协会主席罗伯特·默顿做了介绍：“在一系列用费希尔·布莱克这个名字进行的自我管理的词汇联想测试中，我不断想到了同样三个词：创造性、多产和非正统。”非正统的职业路径、非正统的宏观经济学观点以及非正统的教学方式。“无须赘言，不同并非总是意味着更好。但就费希尔·布莱克的情况而言，研究记录是清晰的。”布莱克-斯科尔斯期权定价理论可作为产生理想研究结果的理想研究方案的典范。
默顿介绍之后，费希尔站起来，听众坐定准备聆听通常持续45分钟到1小时的演讲。但仅仅15分钟之后，费希尔就坐了下来。他讲完了？是的，讲完了。听众目瞪口呆，当然，也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没有预料到，而是会议日程表出现了空档时间。费希尔的话仍在他们耳边回荡：“我们可以将有效市场定义为价格处于价值的二因子范围之内的市场，即价格高于价值的1/2而低于价值的2倍。按照这个定义，我想几乎所有市场在几乎所有的时间内都是有效的。‘几乎’意味着至少90％。”
这是费希尔让人们谈论的方式，谈论他们所做的。让听众吃惊的不是价格能相当远地偏离价值的理念，而是这件事本身，即想不到费希尔·布莱克现在竟然在推动这个理念。在整个学术生涯中，费希尔不是一直在支持另一方的观点吗？到华尔街只有两年的时间，难道足以改变他的看法吗？
事实上，就在去华尔街之前，费希尔一直在沿着这个思路思考。早在1982年，费希尔就与詹姆斯·斯通（James Stone）共同进行了这方面的研究，斯通当时是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委员，20世纪70年代早期后就成了费希尔的朋友。在与斯通合作进行研究之时，费希尔就一直在思考“噪声交易者”的世界，在这样的世界中，“噪声交易者”（他们依靠噪声进行交易，好像噪声就是信息）能使随机噪声对市场价格产生影响。价格中的噪声吸引了其他依靠实际信息进行交易的“信息交易者”，但即使在他们进入市场后，一些噪声仍然存在。所以，噪声交易的实际后果是导致市场价格所包含的信息失真，而生产者和消费者正是利用市场价格来指导其经济决策的。即使从不存在净交易利润机会的意义上讲，市场在财务上或许是有效的，但由于价格发出了错误的信号，它们在经济上可能不是有效的。
费希尔在主席演讲中提到的价格和价值之间的差异，其根源在于财务有效性和经济有效性之间的差异。他对错误定价程度的粗略估计（二因子），给斯通这样的对探索监管可能性有兴趣的人留下了机会。但费希尔自己对将错误定价理解为一个均衡现象更感兴趣。在均衡中，价格中的噪声应该反映两种力量之间的平衡—一种力量使得价格中的噪声更多（噪声交易者），另一种力量使得价格中的噪声更少（信息交易者）。
站在费希尔以前所做研究的角度观察，关于噪声交易思想最突出的地方，不是在有效市场大争论中立场有任何转变，而是对信息不足的投机行为作用的认可，即使在均衡中也这么看待其角色。他说：“噪声使金融市场成为可能，但也使金融市场不完美。”
自从首次从特雷诺那里了解到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后，费希尔就已经设想了一个世界，其中共同基金以分散化的股权资产组合形式卖出股票，银行提供有弹性的借款和贷款工具，这个世界以金融服务的形式几乎提供了我们需要的一切。在这样的世界中，实践中将不会有单只股票的交易，这是一件好事。价格将不再因“傻子和赌徒”的一时兴起而波动，而是将基于职业证券分析师（与职业会计师合作）对价值的科学估计而形成。
除了科学的金融学理论之外，技术将成为另一个推动进步的力量，尤其是电子计算领域的新技术。1970年，纽约证券交易所雇用费希尔为“协助专家”（helping the specialist）提供咨询。费希尔提交了一份报告，支持电子订单簿和一种新型的更有弹性的限价订单，即一个“参与购买订单”（participating buy order）以专家的出价买入及一个“参与出售订单”（participating sell order）以专家的卖方报价卖出。事实上，费希尔的思想是，通过运用计算机技术“降低或者消除对专家、做市商以及巨额仓位持有人的需求”，有助于使专家彻底失去作用。
在所有这些方法中，贯穿费希尔全部早期工作的一个共同主题是，消除信息不足的投机行为。当涉及个人投资者时，唯一的例外是坚持交易的“傻子和赌徒”，他们不顾这样做既增加了风险又降低了预期收益这一事实。费希尔分析，由于他们的交易唯独损害了自身，我们应该对其行为不加干涉，而让经验给他们以教训，使他们认识到自己行为方式的错误。1977年，费希尔说：“所有交易者，甚至那些赔钱的交易者，一般而言也有助于使证券正确定价，从而对投资者和社会有帮助。”他在此推断，总的来说信息不足的噪声交易将消失，尽管他们向信息充分交易者提供了参与形成正确价格所需要的流动性。费希尔在与斯通的研究中重新予以考虑的正是这个推理思路；而到发表主席演讲时，他已经彻底改变了自己的立场：“噪声交易实际上把噪声加入了价格中。”但是他对消除噪声交易者并没有说什么。为何没有？
尽管噪声交易的结果是导致市场价格远远偏离价值，但在信息交易者无所作为的情况下，还不太清楚我们对此能做些什么。在一个理想的世界中，信息可无成本获得，将没有噪声交易者存在的空间，或者实际上根本没有为任何交易留下空间，因而价格将始终等于价值。但在不完美的世界中，信息是有成本的。通过为信息交易者提供鼓励他们首先收集信息的预期利润，噪声交易者让信息交易者有交易可做。在价格偏离价值的世界中，很难看到如何能够避免这种结果。在一个信息有成本的世界里，或许最优做法就是帮助信息交易者。
这个新观点引发的大问题是，为什么噪声交易者首先交易？既然他们注定要赔钱给信息更充分的交易者，那么对前者而言交易在经济上没有意义，但无论如何他们在这样做。费希尔说：“或许他们认为他们据以交易的噪声是信息，或许他们只是喜欢交易。”无论怎样，将噪声交易者纳入均衡理论无异于接受某种非理性，这是经济学家的重要一步，但显然是费希尔准备迈出的一步。事实上，在他站起来发表演讲之前数年，这大胆一步的基础就已经奠定。
1982年年初，《金融经济学》杂志的编辑送了一篇论文让费希尔评审，论文题目是“对投资者现金股利偏好的解释”，作者是来自加利福尼亚圣塔克拉拉大学的两位经济学家赫什·谢夫林和梅尔·斯塔特曼。因为费希尔1976年的论文使人们注意到“股利之谜”需要做出解释，他自然成了论文的评审人。考虑到并非有利的股利征税方式，对公司来说支付股利缺乏经济意义，但不管怎样公司都在这么做。谢夫林和斯塔特曼解释道，尽管对股利的偏好和经济理性不一致，但它和现代心理学的研究结果完全一致，现代心理学的研究表明，真实的当事人在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方式导致了对股利的偏好费希尔写下他的评审意见：“这篇论文非常出色。它的新颖和正确性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由于费希尔的推荐，论文发表了。
谢夫林和斯塔特曼是心理学应用于金融学的先驱，在随后几十年里，这种尝试将促成一个被称为行为金融学的独立的子领域的成长，而费希尔给予他们第一篇论文的支持，对这一新领域的顺利发展则起了积极作用。费希尔的帮助没有就此止步。作为即将就任的美国金融协会主席，费希尔有责任组织1984年12月的年会议程，于是他请谢夫林和斯塔特曼组织一场有关行为金融学的会议。虽然只有25人出席，但费希尔设法确保论文被收进了公开出版的论文集中，而且他还特地提醒读者关注它，把它作为两个“我认为未来值得更多关注的领域”之一。第二年，在主席演讲中，费希尔直接声明：“我认为我们必须假定，投资者正好对股利感兴趣。”
考虑到这个背景，当费希尔说噪声交易者是那些只想交易的人时，很明显他想做些什么。他想为交易的行为解释打开一扇门，正如同早先对股利支付所做的那样。然而，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说，他都没有像一些更为极端的行为金融学者强烈要求的那样，放弃均衡和有效性的理念。费希尔所做的完全相反。事实上，费希尔在个体行为层面上放弃了经济理性，恰恰是为了在整体经济层面上拯救均衡理念。他在“噪声”（1986）中的均衡概念使用了有成本的信息，为个体非理性行为留出空间。从总体上讲，个体非理性行为没有全部消失，所以会对资产价格产生影响，但有成本信息的均衡仍然是均衡。一些人可能会说，所产生的均衡是无效的，但费希尔没有这么说。在一个信息有成本的世界里，这是有效性的表现形式。
作为与斯通研究工作的延续，1982年10月，费希尔写了一篇关于“金融服务的未来”的论文，对其新思路的现实影响进行拓展和深化。在大部分学术生涯中，费希尔一直在思考没有摩擦的理性世界的特性，这是一个不需要证券公司的世界。但在现实世界中，摩擦不可忽略—有成本的信息、有成本的管理，以及有成本的销售，这些摩擦使证券公司的存在有了空间，证券公司则专业化于“帮助个人降低成本并避免不必要的风险”。
得出了这个结论，当一年后进入券商高盛公司的机会到来时，费希尔已做好了充分准备。就这样，离开学术界的决定既包含拉力，也包含推力。其后，不是研究关于尚未实现的理想世界的理论，费希尔将研发商业产品，使现实世界更接近理想世界。
在费希尔刚加入高盛公司时，高盛基本上只做两项业务：投资银行和交易。投资银行意味着公司金融，帮助公司客户处理其可能遇到的任何融资问题：兼并收购、债券承销，以及对监管、会计或税收事务提供一般建议。交易意味着在一项特定金融工具的市场中充当经纪商或交易商，或者用公司的账户从事自营交易。
高盛一直是一家大的交易公司，1981年收购了阿伦公司（J.Aron）—当时主要的交易商品和货币的公司，进一步扩大了规模。但几乎紧接着，阿伦公司因之闻名的无风险套利类型，即以略有不同的价格几乎同时买卖同一种商品的操作策略，丧失了盈利能力。自1971年起任高盛公司合伙人的罗伯特·鲁宾，被派去解决问题。
鲁宾的解决之道是转向更具风险性的套利形式，从而找到与高盛已经在其他市场上进行的风险套利类似的操作。其想法是，买入定价偏低的资产，卖出其他定价偏高的资产，并持有该头寸直至价格回归至正常水平，通过这种方法从更细微的错误定价类型中获利。因为这样的交易涉及风险暴露，其起作用的关键在于，为了将风险暴露集中在价格错配机会上，要对所有正确定价的风险进行对冲。
鲁宾在高盛所从事的这种风险套利操作（最近是在场内交易期权市场上），为他的职业铺平了道理。作为芝加哥期权交易所1973年的创始人之一，鲁宾一直在使用布莱克-斯科尔斯公式，甚至在其发表之前就已经使用了。因此，他有理由知道这种分析技术的价值，费希尔会将该技术用于支持交易方面的业务。到1984年，当鲁宾聘用费希尔时，整个公司已有几位新一代的量化导向的交易员，特别是马克·温克尔曼和乔恩·科尔津。到那时为止，他们还只是极端少数派，但显然代表着未来。约翰·麦瑞威瑟已经在所罗门兄弟开创了华尔街最早的固定收益交易业务，所罗门公司的先例在不断地提醒他们，他们还没有走多远。
新一代的交易员全都认识到了对于他们正在进行的这种交易的分析性支持的重要性。简言之，为了计算如何正确对冲任何既定风险暴露，他们需要某种模型。然而，对于抽象的金融理论和实际可用的模型之间的巨大差异，实际上交易员自己最为清楚。大概只有在高盛，人们才会有这样的想法，希望像费希尔·布莱克这样的人能够帮助他们。高盛的文化相信智慧是其竞争优势，所以首先把精英收入囊中，然后再考虑如何利用他们赚钱。费希尔的头脑毫无问题，但怎样发挥其作用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