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迂回战略”这一手让蒋介石极感意外。他如果再在台湾待下去,中共瓮中捉鳖之势就立刻成为定局。蒋没有别的选择,唯一能做到的,就是自己爬到秤砣上来压这根已经翘不起来的秤杆了。他当然明白,四川即将成为一片火海,他这样做是要冒风险的,可此时此刻,他的所有分量不就押在这个“险”字上吗?
蒋介石一贯标举“守常”,这个“常”守到急处,往往见奇。此时他的急中生奇如同让胡宗南咬到一块酸味的冰棍,先是一激灵,浑身一震,接着无穷的滋味弥漫开来,透心窝得酸。“到这时候才来充当英雄豪杰,早知今日,何必当初!”胡宗南觉得自己永远琢磨不透他的校长。
看不出胡宗南的情绪上有什么变化。即便看出来了,也大可以忽略。这是蒋介石的自信。重庆山城仍旧拥有往日的宁静。在最初坏消息一个接一个传来时,蒋的脸上一直保持着在镁光灯底下的那种从容。甚至,贵阳被共产党军队攻占,川东地区宋希濂集团节节败退,以至到11月19日其所部十四兵团在鄂川边境全军覆没,川东大门洞开,中共陈锡联兵团沿川湘公路长驻直入,蒋介石的姿态依然保持完好。但是,11月20日,他给胡宗南打了个电话之后,却立刻像屁股上长了疮,坐不住了。
现在看来,这个电话葬送了胡宗南的大好晚景,也使胡的“西北王”三个字总算抖出了那么一点亮色。
蒋介石的镇定自若始终是以胡宗南为支撑的。当紧要时刻来临,他认为有必要电令胡宗南加速南撤并速调第一军开赴重庆“保驾”时,胡宗南居然恭恭敬敬地提出了异议。这是胡宗南有史以来第一次违拗蒋介石,其理由是:“共产党军队贺龙部重兵在前,此时将第一军调赴重庆,恐有不妥。”
“不妥?有什么不妥!”蒋介石像是意外地被针扎了一下似的,“我的死活你可以不管,非常委员会和整个内阁成员的安全呢?能视作儿戏吗?你要晓得,大敌当前,渝城地位不同一般……”
胡宗南拿出了最高的耐心和最大的决心来表述自己。他说:“秦岭以西,战线之长、关隘之多实属罕见。现在兵力尚嫌不足,如若再去一军,更显得捉襟见肘,何况眼下兵力部署已就绪,部队各守防地,环环相扣,且军心不稳,牵一发动全身,调动一个一军,势必给共产党军队可乘之机。再说,川境安,重庆才可安;川境不安,何谈渝城……”
“胡扯蛋!”蒋介石气急了,“难道你不懂得服从是天职吗?事关党国生死存亡,怎可只图自保?你真让我失望!”
胡宗南竭力保持平静:“这不是自保啊校长……”
“你不要叫我校长!”蒋介石愤怒地摔掉了电话。
胡宗南知道蒋介石真的生气了,隔了五分钟,主动把电话摇过去,表示服从调遣,立刻调集车辆起运一军开赴重庆。蒋介石听到这番近乎忏悔似的话,并没有什么反应,不轻不重地“哼”了一声,就挂掉电话。
这件事越想越让胡宗南觉得窝囊。落实时,卡车倒是调集了几百两,实际起运的却只是两个团不到。部队到重庆虚张声势在大街上一撒,摆出个样子,安全不安全,蒋介石也没有再往下追究。他站在胡的地位想一想,似也有些道理,只是蒋放不下这个脸罢了。
往重庆不明不白送出去两个团之后,胡宗南痛惜了一夜。第一军虽然倒了扶、扶了倒,补编了好几次,但一向被他视为最体己的私房钱,目前相比较而言,也是保存得最完整,装备最好的一个军。如果按照蒋的旨意,一锅端了出去,他还有什么戏可唱?别看他手下左一个“兵团”、右一个“兵团”,全都是没了底的鞋帮子,有名无实,真正交起手来,恐怕对付共产党军队一个兵团都有困难。胡宗南越输越清醒,越清醒越痛苦。
其实,当时情况下,真正的优劣势还并不在于人数,而在于兵员的素质,特别是政治素质。国民党江河日下,什么话到了长官嘴里都成了谎言。因为当官的不撒谎就不能自圆其说,全国解放的大形势摆在那儿呢!人民解放军就不一样了,蒸蒸日上,浩然正气,站在老百姓的立场上,道理怎么说都显得真实可信,于是上下都说实话、动真情,知道为谁打仗,为什么打仗,好日子等在前面,人人都有奔头。即使思想上有点小毛病,也一点就通。
部队接受入川作战的任务后,就有一小部分北方同志不想进川,有的怕到了川康水土不服;有的怕吃不到面食、吃不惯大米;还有人怕跟南方的少数民族将来合不来等。贺龙很把这些思想上的小疙瘩当回事,说这是部队进川的“挡路虎”,要十八兵团赶快搞几场报告会,先让四川地下党的马识途介绍情况,再让刚从北京开完全国政协一届全体会议的胡耀邦作形势报告,在这个基础上,召开南下干部动员大会,贺龙亲自上阵讲话。
过去在晋绥听过贺龙讲话的人都说,老总的政治动员特别有味道,让人一听就着迷,笑破肚皮打不成瞌睡,又受教育,有时骂两句娘也非常动听。这次一上来还是那个味,手里捧着个大烟斗,轻轻松松地开了场:“毛大帅交给我们的任务,是歼灭胡宗南的部队,配合二野解放祖国的大西南。这个任务是非常艰巨的。”
接下来就点毛病:“不错,西南和华北等地相比,许多地方还是很落后的,条件也是很艰苦的……我们有些同志一听说西南是‘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还天天吃大米,就想留在家乡不走了。我们在座的都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战士,我们不是天天说要解放全人类吗?现在西南还有几千万同胞在受苦,蒋介石还有几十万军队盘踞在那里,要把西南当成卷土重来的反攻基地。你们留在家乡能安居乐业吗?”
贺龙说着说着就把自己摆进去了:“我也不是北方人,家乡在湖南桑植。我就是吃大米长大的。为了革命,为了抗日,我们许多南方人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到了晋绥,吃了整整八年的小米和黑豆。难道在座的同志就不能为了革命,到西南去吃几年大米吗?”
话到这里,贺龙顺便谈起将来与二野部队会师后的团结问题,说要虚心向兄弟部队学习,姿态低一点点,不要一开口就是“我们吃了好几年黑豆”。贺龙说:“难道只有我们才艰苦?兄弟部队就不艰苦吗?其实我们晋绥背靠陕甘宁边区,比他们在太行山的条件好多了。”
吃大米和吃黑豆问题,算什么问题呢?可是贺龙就这样平平朴朴地说出了思想上的大问题,这个问题中既有情又有理,让许多老同志几十年都刻在心上,忘不了。
最后才说打仗。贺龙只有一句话:“解放西南是大陆上的最后一仗。我希望每个同志都不要错过这个立功的机会。”对于把“吃黑豆”和“吃大米”问题搞清楚了的干部战士来说,有这么一句话,就够了。
贺龙所说的“立功机会”,到11月底才真正来到。在川南山地,宋希濂集团和罗广文兵团的三万多人终于被陈锡联彻底解决了,重庆因綦江、涪陵、江津等近郊城市相继被克,立刻风雨飘摇,胡宗南虚张声势送去的那两个团兵力,抬滑竿都不够用,谈什么“保驾”?蒋介石抓瞎了,急令胡宗南速往成都部署防卫,以待重庆那一摊子“委员会”“内阁”等大员的到来。
情况来得简直没有铺垫,胡宗南一时方寸大乱,连夜给所属各部噼里啪啦发报,搞得上下一片慌张。
这晚10点多钟,蒋云台正在听取来自武都城里的一个“耳目”汇报近日赵龙文内外活动情况,忽然接到王治岐的电话,说赵龙文就要回四川,要蒋立刻赶到武都为赵送行。
无疑,蒋云台也感到非常突然。好在他反应快,而且对这一天早有估计,所以应对自如。10分钟后即下令二四四师七三二团一营营长杨国权,当晚率部开往武都城,接守城防。他不想让陈子干占这个先。
蒋云台的这一举动自然要大大刺激赵龙文。赵也不给蒋打电话,而是把电话要给王治岐,气吼吼地责问:“这究竟是何意?你给我个说法!”
王治岐被赵问得哑口无言,情急之下只好老实交代,说自己对此一无所知。赵龙文心里也明白这事跟王治岐肯定没关系,但他就是要一口咬定王治岐,并且穷追猛打,非逼着王给个“说法”。他是存心要让王治岐吃点苦头,好转过去找蒋云台撒气。
谁知王治岐是个“消音器”。他并不糊涂,是装糊涂。在给蒋云台的电话中,王只是轻描淡写地说:“我的意思是让你去给赵送送行,他要离开武都,朋友们见见面,可你却派兵先接城防,再去送行,这样大家脸上多不好看。”
蒋云台说:“这不是好看不好看的问题。一一九军在甘南,如果连武都这样的重镇都控制不住,今后何以立足?再说,人家好端端地派一个师驻在你的卧榻之侧,你的脸上就好看了?”
王治岐话中有话地问:“你打算在甘南驻守多久?”
蒋云台警觉地反问:“你说呢?”
“上峰已告知,赵龙文走,让我就任甘肃省主席,主持武都防务。”王治岐悲喜莫辨地叹道。
这正是蒋云台所希望的。蒋喜形于色:“这是天大的好事啊,应该庆贺!”嘴上这么说着,心里一根弦绷紧了,由王主甘,机会难得,他转身涂了几个字,让警卫密送副师长杨伯达,要杨速与解放军七军联络,准备起事。
王治岐对蒋云台的诸般花样视若无睹。他只吩咐蒋第二天下午与他一同去武都为赵龙文送行,别的什么也没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