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太原，胜利告别
西柏坡恭候米高扬，彭德怀预约太原城
嘹亮的军号声迎来西柏坡又一个黎明。太阳静悄悄地刚冒个尖，门前柿树上那几片尚未落尽的红叶便湿透了。顽强的叶子们化去一夜薄霜，在晨风中顽强地挥洒着，不知不觉引来几只美丽的小鸟。鸟儿与叶子在阳光下纵情唱和，一股含蓄的生机徐徐勃发。
这是1949年1月的最后一天。平津战役与傅作义的谈判大功告成，北平和平解放，一周以前傅部20多万人马陆续开出北平，接受改编，今天，人民解放军将正式进驻北平城内。这不能不给此时此刻的西柏坡烙下一点历史性的印记。
毛泽东和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人站在柿树下，有的叉腰，有的背手，有的夹根香烟，口中哈着气说话。刚忙完一个通宵，经毛泽东提议，他们出来吸点新鲜空气，放松放松，然后小憩，然后还要恭候斯大林派来的特别代表米高扬同志……不承想跨出门槛便撞上一轮旭日。新鲜的空气、新鲜的阳光，一个新得有些耀眼的日子扑面而来，谁还会有睡意！大家不约而同地遥望着北平方向，谈兴顿时刹不住车。自然，话题重又回到刚刚过去的战事。
“……傅作义最终同意和平解决问题，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刘少奇笑盈盈地对朱老总说，“这样，双方都好，保住了北平这座文化古都，对子孙后代也有个交代，不留什么遗憾。”
朱德频频点头，脸上洋溢着深情与喜悦。说：“要不是刘亚楼把天津啃下来，我军兵临北平城下，恐怕问题的解决要难得多。就算傅本人深明大义，他手下的人能否就范，很难讲啊。”
大家颔首。谁都知道，傅部虽非蒋介石的嫡系，并与蒋有着很深的矛盾，但在反共这一点上也从不含糊。傅作义在华北控制的兵力号称六十万，在有力可恃、有路可走的情况下，要他率部接受和平改编，当然不是件容易的事。周恩来感慨地说：“关键时刻，主席的决策非常英明。三面出击，断其退路，彻底粉碎了傅作义集团南逃和西窜的企图，为和平解决北平守敌创造了极为有利的形势！”
毛泽东笑道：“打了新保安，吃了他一个三十五军；又打了张家口，断绝了他的西退之路，然后，东北野战军再给天津来这一家伙，傅作义没法动摇了。他是山穷水尽啊……”
说着话，旭日冉冉升起，山坡上轻烟缭绕。早操的马队在远处的大路上喊着整齐的队列呼号，耳边是无线电滴滴答答的报键声。大家突然沉静下来，谁也不再说什么，默默体味着一种从未有过的巨大欣悦。
全国解放战争的形势发展之快，的确超出中共中央决策层的预料。尤其是以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为主的大规模决战决胜，别说在中国战争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战争史上也非常罕见。从1948年9月到1949年1月，不过才一百多天时间，东北大定，中原粗平，北平和平解放，战争的脚步快马加鞭！这不能不让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及所有中央军委的领导同志，重新理清思路，对既定的计划有个再认识。
米高扬的光临，恰好将为这项“清理”工作提供契机。米氏的姿态做得很足，行前的联络电报上就郑重声明，他这次到中共来是“只听不说”，后来一见面又再三表示：“我们是受斯大林同志的委托，来听取毛泽东同志意见的……只是带着两个耳朵来听的，不参加讨论决定性的意见……”
这正合毛泽东的意。他很精细地作了准备，对将来新政权的建立、胜利之后恢复生产和经济建设、外交政策的制定以及国内民族问题等，一一提出具体意见。当然，最重要的还是目前战局发展。毛泽东希望通过米高扬，把自己的声音和信心一并带给斯大林。这是他期待苏联客人的真实动机。
“米高扬何时可到？”毛泽东打破寂静。
周恩来回答，午后就到。
“他们以前对我们的估计有误，”毛泽东说，“这次我要告诉他们，我们全国解放的时间，还可大大缩短！”
朱德说：“现在，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已被消灭，剩下个百八十万，今后的重点是华东、华南和西北、西南，情况比较复杂一些。”
周恩来接上话茬：“斯大林同志会不会有什么指示啊？”
“这个不管他，”毛泽东挥挥手：“我们的事情还得靠我们自己双手去办！华东、华南情况不复杂，复杂的是西部。西北这边最急，还有两个包袱没有甩掉，一个绥远，一个太原，背不下去了。”
周恩来说：“有个傅作义，绥远的5万人放一放倒没什么，太原不能放，后顾之忧太大。”
这的确是个迫在眉睫的问题。本来，整体战略格局上备受重视的太原城，早该在图表上插小红旗了，谁知进入攻城最后阶段，负责指挥的徐向前突然病倒。眼见着胜利在望，数十万攻城部队群龙无首，中央军委怎能不着急呢！
当务之急，要有人接替徐向前把大梁挑一下，趁势发展战果。否则，攻城半途而废也未可知。这个人是谁呢？大家都想到了彭德怀。
荔北战役之后，彭德怀就深切感到兵员的压力。西北野战军改编为第一野战军，中央已明确了解放祖国大西北的重任。大西北之“大”，地跨黄土高原、内蒙古高原和青藏高原，平均海拔在2000米以上，五省（区）之间，除了峰峦叠嶂就是无垠的沙漠和平川。山峰终年积雪，平川雪水积聚，又有数不清的盐湖和沼泽，至于人迹罕至的戈壁荒漠，更是险恶不堪。所以，自古以来这片土地上就人气不旺。地域占全国版图三分之一，纵横320万平方公里，人口却只有2000余万，不足当时全国总人口的二十分之一。
可是，西北地区的国民党军力仍有约40万啊！一野现有实力充其量只有15.5万人。这两个数字的巨大悬殊及大西北这片望不到边的不毛之地，促使彭德怀考虑再三，还是向党中央提出了兵力补充的报告。
毛泽东说：“刚好，老彭3月初要来西柏坡开七届二中全会，既可面商华北部队参加西北作战问题，亦可跟他谈谈太原攻城事宜。”
实际上，兵力补充问题在文电交驰中已经大体商定。彭于2月8日致电中央军委，报告西北敌军动态和刚改编完毕的一野部队概况，提出1949年春、夏两季具体作战方案。在这里面特别强调说，如三四月间留在山西的老西野部队能够归建，徐向前、周士第部能进入陕西夺取潼关和渭南，并进逼西安，则第一野战军四五月间即可把西府和宝鸡打下来。这样的话，胡宗南必定弃西安，退汉中，我军可乘敌撤离之际，在追击截击中歼灭其主力。
四天后，毛泽东的复电简明扼要：拿下太原再说。太原一解放，华北三个兵团中，至少有两个兵团17万兵力可用于西北。
这个承诺出乎彭德怀所料。两个兵团17万人马，对彭来说简直是个奢望。他一接到电报就把中央急于要甩掉太原这个“包袱”的意图看明白了。去往西柏坡开会的路上，彭德怀便对同行的王震说：“开完会，我可能要到太原耽搁几天。”所以，当毛泽东提出让彭去太原前线协助徐向前实施后期作战指挥时，彭德怀显得胸有成竹，一点儿也不感到意外。他实打实地说：“不过，我得提个条件。”
毛泽东知道彭德怀心口如一，接受任务时从来不讲条件。他先是一愣，随即笑了笑：“哦？老彭也提条件了，说说看，是个什么条件？”
“向前同志前段打得很苦。他虽病了，仍是战役总指挥。我去，只是协助他。”
毛泽东会意地点点头：“好！我看这个条件可以答应。不过，特殊情况还是由你当机立断。”
“放心好啦，主席，太原这个包袱一定尽快甩掉，让中央轻装上阵！”彭德怀的笑容很珍贵，是那么自信而充满力量。周恩来说：“没问题了，彭老总打包票了……”
毛泽东掐灭烟头，原地踱个圈，手臂凌空一劈，说：“定下来，太原战役结束，周士第的十八兵团、杨得志的十九兵团就跟你过黄河，充实一野部队，投入西北作战！”
“另外，傅作义的队伍还可以拨给你一点嘛。”周恩来补充道。
革命进城耳目一新，总裁下野手足无措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从3月5日开到13日。这是一次定夺全国胜利后各项方针政策的重要会议，到会的34位中央委员、19位候补委员和重要工作人员每分钟都在谈论着撑破天的头等大事。毛泽东的讲话中，几乎一句一个新观点，像人民解放军不仅永远是一个战斗队，而且又是一个工作队，必须准备把210万野战军全部化为工作队，开展新解放区的工作；像从1927年起就每天挂在嘴边的“农村包围城市”这一战略方针“现在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等提法，让人听来觉得耳目一新。
最鼓舞人心的，当然是有关政权建设的那些细节。毛泽东响亮地宣告：“召集政治协商会议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一切条件，均已成熟。”“我们希望四月或五月占领南京，然后在北平召集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并定都北平。”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
伴随着这一巨大预期而来的，便是有关经济政策、外交政策等一系列新精神。毛泽东热情洋溢地指出中国革命胜利的伟大意义后，郑重提醒全党不要被胜利冲昏头脑，防止居功自傲、停步不前、贪图享乐乃至不愿意再过艰苦生活等情绪的滋长，特别是要警惕“糖衣炮弹”。为了使大家增强免疫力，他搬出了马克思主义，用新编的12本“干部必读”来解决“全党理论水平低”的问题，说：“马克思、恩格斯是先生，我们是学生……如果在三年之内，有三万人读完这十二本书，有三千人读通这十二本书，那就很好。”
这是个基调，也可以说是个警钟。毛泽东试图表达出目标的远大及持之以恒的耐力，还锤炼出一句在新中国流行了几十年的名言：“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
彭德怀十分用心地记住了这句话。对于他来说，或许长征的第一步还没有迈出呢。这八天的会议期间，他差不多没有睡过一个囫囵觉。3月13日宣布散会，14日天不亮就和王震打点上路。他们带着一班警卫人员分乘两辆美式吉普车，悄悄告别滹沱河畔的西柏坡，直奔山西方向。
王震在彭德怀身边一坐，颠颠簸簸没走多远，就打起盹来。而彭德怀手中捏着份太原的图幅，没完没了地琢磨。太阳丈把高时，车过娘子关，彭德怀用胳膊肘捣醒王震：“喂，该分手了！”
王震使劲搓搓脸，嘻嘻笑着说：“不知为什么，往老总身边一坐，瞌睡虫就来了。”
“你是说，我这个人没么子朝气，你们年轻人不感兴趣？”彭德怀故意把脸拉着。
“不不不，老总一贯生龙活虎的……”王震扮个鬼脸：“再说，我也不年轻了！”他朝车窗外瞄了一眼：“不急嘛，老总，还可以同一程哩。”
彭德怀说：“分吧，我要抄小路。”他果断地吩咐停车，“主席牵挂太原前线，我得赶急点。你也快些赶，贺老总和王政委他们连夜动的身，这个时候恐怕快过黄河了！”
王震严肃起来。车刚停稳便跳下地抻抻军衣、扶扶军帽，隔着车窗向彭总打个敬礼，说：“老总你放心，我一回去就召开野战军前委扩大会，把七届二中全会精神贯彻下去，保证用新的面貌迎接十八、十九兵团！”
几个跟王震走的警卫员也从敞篷车上下来跟彭老总告别。有个小鬼嘟着嘴跟彭总的警卫员小声嘀咕：“不是讲好的一块吃过中午饭才分手吗？老总咋就这么急呀？”
这话被彭德怀听到了，在车里说：“小鬼，不是我急，是敌人着急……”话没完，吉普车已经冲上旁边的一条乡村土路，卷起一团尘土。
这句半拉子话被王震带到第一野战军前委会上，当作经典一再引用。所谓“敌人着急”，在1949年第一季度可供论证的材料数不胜数，最有说服力的当然是蒋介石“引退”。这是1月21日的事。老蒋在人民解放军兵临长江、南京城头已经隐约可以听到隆隆炮声的情势下，迫于众叛亲离，又一次玩起了老把戏。结果，蒋介石离开南京的第二天，北平的傅作义宣布驻城部队撤出城外接受改编，南京的代总统李宗仁发表声明，表示“中共方面所提八项条件，政府即愿开始商谈。”
李宗仁提出“商谈”的实质，是想退而求其次，与中共实行“划疆而治”，以保住国民党的“半壁江山”。这服汤药在一蹶不振的国民党阵营里已经见不着一丝波澜。产生刺激的只有一人，那就是仍在苦苦撑持着西北战场的胡宗南。
对于蒋介石的第三次下野，胡宗南是以一种欢欣鼓舞的心情来看待的。在得到消息的刹那间，他便蹦出一个期待。历次的经验告诉他，天大的危机总是随着蒋的精彩表演而获得柳暗花明的结局，难道这一次“下野”就仅仅是“下野”了吗？
胡宗南很快从两方面证实了自己的判断。一方面，蒋介石回到溪口屁股还没坐热，就接二连三给他这位小老弟发电、致函，中心意思只有一个，要胡宗南保持高度清醒，“作死中求生之奋斗”；另一方面就是，军统重要人物沈醉神不知鬼不觉地来到了西安。胡宗南深知沈的秘密使命一直是在南京准备对李宗仁下手，如今突然“脱岗”外流，起码可以说明蒋对李宗仁的态度有了微妙的变化。究竟是暂时中止行动还是彻底放弃？这一点，胡宗南还吃不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