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在我上班的时候，接到了我大学时辅导员的电话，让我感到十分惊奇。上学的时候辅导员一直为我能否拿到毕业证而担心，毕业的时候我连毕业典礼都没有参加，当我抱着红色的毕业证走出校门的时候，我还回头看了一眼，心里还在说：“终于毕业了，以后再也不用来学校了。”
毕业后辅导员曾经给我打过一次电话，说是学校统计毕业生的工作单位，在电话中还是很担心我能否找到工作。这次辅导员告诉我校报上有一个“毕业生风采”的版块，每一期采访两名毕业生，这次要采访在农业的新闻出版单位工作的毕业生，学校宣传部的领导要采访我和另外一位同学。我心里先是一阵喜悦，而后又是一阵惊讶。
原来我们班里学习好的那几位女生经常和辅导员保持联系，是在农科院工作的那位女生告诉辅导员我现在的情况的。
“那另外一位同学是谁呢？”我好奇的问辅导员。
“不是咱们系的，只是听说是传媒系的一名学生。”辅导员说。
我向钟处长请了一个假，说明天上午我要去趟我的学校。
他说明天早晨先来趟单位，来的时候穿着单位大合唱时候发的西装，单位的人一起照一张合影再去。
那天早晨刚一到单位，大家就站在门口的台阶上照了张合影。我也没有来得及回家换衣服，就直接去了学校。
离开学校已经三年多了，拔地而起的教学楼让这所大学有了“农转非”的感觉。
学校旁边的那条街一直是学生们的美食街。煎饼、鸡蛋灌饼、刀削面、豆浆、油条、凉皮充斥着这条街的每一个角落，而现在干净整洁了很多，没有了摆地摊儿卖生活用品的小贩，却而代之的是两三家超市。
进了学校大门，我发现如今的校园和我离开学校的时候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新盖的的教学楼看上去CBD中间的写字楼。
看着在校园里最宽敞的那块空地上玩轮滑的的几个学弟学妹，感觉自己就像他们的老师。
我拨通了班主任的电话，按照班主任告诉我的办公室，我去了新教学楼的9层。
新教学楼的大厅宽敞明亮，望了一圈没找到楼梯，问了一位夹着课本去上课的学生，才在大厅的角落里找到电梯。
我进了电梯后，几个夹着课本的学生也进来了。想想我当年抱着课本卡着时间爬到五楼的大教室去上课时气喘吁吁的样子，他们现在太幸福了。几名穿着运动服的男生的视线一直集中在我的身上，我这才意识到，我穿着的西装与他们的的穿着是格格不入的。
进了办公室打过招呼之后，辅导员说：“跟我去宣传部办公室吧，另外一位同学已经到了，系主任、宣传部的老师，还有传媒系的那位学生都已经到了，就等你了。”
我们一起去了宣传部的办公室，当我看到沙发边上坐着的一位面容清秀染着淡黄色的头发并且烫着小卷卷系着围巾的女孩，我目瞪口呆。差点儿忘记了握住系主任伸过来的手。
系主任向我介绍着在场的人，当介绍到那位女孩的时候，说：“这位也是咱们学校传媒系的毕业生依洁，在农村杂志社工作。”
我说：“不用介绍了，我们认识。”
她是我青春期的萌动，也是我大学时喜欢的人，她已经远离我的生活，如同我的青春，都留给回忆里。
看着眼前这个熟悉的陌生人，我说不清是激动、高兴还是感慨。从我们分手的那一刻到现在似乎是很遥远的事情了，但是我和依洁所有的事情在我的脑子里都清晰可见，不管时间如何流逝，有些事情是无法忘记的，她像一把钥匙打开了我记忆的闸门。
宣传部的老师打量着我说：“你来之前我们就一直在说着你，知道你在咱们学校上学的时候有一支乐队，我还以为你会是一副摇滚青年的打扮来到学校呢。”
“这不是上班了嘛。”我说。
“我看你挺面熟的啊？”依洁的班主任说。
“您也在礼堂见过我演出是吗？”我还沾沾自喜道。
“我倒没看过你演出，你补考高数的时候我给你监过场，你不记得了吗？”
这让我有些尴尬。
系主任点燃了一支烟，看了看我，突然想起了什么，递给了我一支烟。
我结果了烟，觉得有一种异样的感觉，这是第一次接过老师递给我的烟。
宣传部的老师说：“你还抽烟呢？”
说的我张口结舌。
“他上学的时候，我没少去他们宿舍没收他的烟，都走向社会的人了，抽就抽吧。”系主任说。
我看得出依洁在旁边想笑却一直憋着不好意思当着众多老师笑出来。
宣传部的老师准备好了录音笔，看了看我又看了看依洁问：“你们俩谁先来啊？”
我看了看依洁说：“你先来吧。
依洁大概讲述了他在校期间学习到专业课程的知识在单位里的应用，而她在说的时候，我的心里还在仔细回忆着我究竟都学过哪些专业课呢？如果说记不清专业课的内容可以理解，但是我竟然不记得曾经学习过的课程的名称。
依洁说完后，宣传部的老师把录音笔放在了我前面，问：“说说你上学时候事吧。”
“我是在大一的时候认识依洁的……”
我刚要接着说就被宣传部的老师打断了：“没问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说说你上学时候的经历，比如怎么考入的这所学校啊，在学校和乐队演出啊，在学校期间有什么收获啊，大学有什么给你留下印象最深刻的事儿啊。”
大学的时光已经是遥远的事情了，那一个个动人的故事和一张张鲜活的面容正在我的记忆深处褪掉颜色，变得面目全非、支离破碎，我在努力的把他们拼凑在一起，但凡与我和依洁有关的人或事我却依然历历在目。在大学有给我留下了最深刻的记忆那就是依洁了，她是我青春的见证，见证了我的成长。我的记忆回到了过去，我克制住自己不说出我和依洁的故事，可是我的脑海中却闪现着一幕幕我和依洁的镜头，就像电影般地的青春回忆。
2
在我刚上大一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我路过文艺部练习跳舞的教室，听见了弹吉他的声音，我透过教室后门的窗户，向里面张望着，几个女孩在听一个女孩弹古典吉他，我看到她时完全无动于衷，在当时来说喜欢摇滚乐的我并不喜欢古典吉他，弹古典吉他的女孩对我并没有吸引力。纯粹是由于大学生活的单调，当我不动声色地听完那个抱着吉他的女孩弹完一段旋律之后，我的目光便再次投到她的身上，她看上去是那种月亮型的明朗、光洁的少女。那时候我并没有意识到对方的重要，很快就把这件事忘了。
刚上大学的时候我非常积极，拿着我高中时在校报上发表的文章去大学校报应聘上了学生记者，班里竞选班长我的一篇吹牛比式的演讲博得了班里百分之九十九的投票，最后班主任还是让那位跟我同住一个宿舍的获得百分之百票数的同学当了班长。因为我会打篮球、踢足球、会弹吉他，女生们一致同意我成为班里的文体委员。我入选了系里的篮球队和足球队。为了结识更多的音乐爱好者和文学爱好者，我还参加了了文学社团和吉他社团。辅导员和同学们一致认为我选错了专业，不该来学农业。
我只去文学社报道过一次，发现没有志同道合的人，也就没有再去过。
加入吉他社团之后，我迅速地与这个学校的摇滚青年们打成一片。在我们班同学的同学非常佩服我刚入学不久就能认识很多高年级的同学。他们并不知道同一类型的人都了一块用不着多说几句话，光靠吉他就能成为朋友。吉他社社长是一位鼓手，读大三了，他在社会上有一支乐队。吉他社里有一个嘴上穿着孔的吉他手，读大二了，他在社会上有一支金属乐队，并且在豪运之类的酒吧演出过，那在我看起来是具有传奇色彩的。我们交流了一下吉他之后，证明是同一类型的人，我们便混在了一起。
他们经常带着各自的乐队来学校的排练室排练，在一次酒吧的拼场演出的时候，好几支乐队都来学校排练室排练了，主要原因是在学校排练不用租用一小时几十块钱的排练室。众多骑着摩托车背着吉他的摇滚乐手来到排练室门口的时候，从摩托车烟筒里排出的烟，乌烟瘴气。那些穿着在一般学生眼中是奇装异服的乐手们来到学校的时候，成了校园中一道不协调的风景线。此时的我已经买了一把电吉他，偶尔会去排练室练琴，因为排练室音箱的声音大。我对社长说我想组一只朋克乐队，让他帮我找找志同道合的人，社长说正好有一支朋克乐队刚刚解散，主唱想重组一支朋克乐队，在社长的介绍之下，我和结识了那位主唱。
他想试一下我的技术，于是我骑着自行车背着电吉他去了离学校并不远的主唱家。他们家除了地上有很多CD和一把吉他、一把贝斯之外，看上去和其他家庭的孩子并无两样，进门前换拖鞋更证明了这一点，我把吉他插在音箱上踩下失真，弹了一阵，他表示很满意。他给我弹了一下他以前乐队的作品，然后说了很多以前乐队的事情，最令他感到遗憾的就是乐队正准备在日本发行一张朋克专辑的时候，吉他手下海经商，鼓手出国深造，贝斯手放弃了音乐干起了摄像老本行，乐队解散了。又在圈内人士的介绍之下，我们又找到了一位鼓手和贝斯手。就这样，乐队成立了起来。而学校的排练室从此又多了一支乐队，社长还配了一把钥匙给了我，以方便我们乐队随时来排练。我的宿舍和排练室成了乐队的基地，而我也被大家封为了队长。
排练了几次我才明白大家推选我当队长的原因：吉他线接触不良了要由我来修理，排练室里的烟头和酒瓶子都要由我打扫。当我每次不心甘情愿地做起这些事情的时候说：“凭什么总是我啊？”大家都会说：“因为你是队长啊！”
3
有一天我正在排练室自己一个人打鼓的时候，传媒系三个人拎着琴来向我借用排练室，他们要在传媒系的联欢会上演出。他们其中有一位是女孩，我定睛一看原来是我曾经路过教室隔着窗户看见的那个弹古典吉他的女孩。刚开始我还以为学校里又新成立了一支校园乐队，一聊天才知道他们是为了在联欢会上演出临时拼凑起来的几个人，乐器还都是借来的。他们排练的是花儿乐队的《静止》，一个奶油小男生抱着吉他唱歌，另一个奶油小男生生疏的弹着贝斯，那个女孩弹着简单的主音吉他，此时的她就像他们排练的歌一样并没有对我产生吸引力。我坐在架子鼓前面看他们排练的时候，唱歌的男生想让我帮他们打鼓，我也没有拒绝，就简单和他们排练了几遍。
演出前在礼堂彩排的时候，那套生锈的架子鼓的踩锤链子卡住了，一时间底鼓没有了声音。我们乐队排练的时候鼓手都是带着自己的踩锤来排练，而排练室里的那套架子鼓太旧了，踩锤已经变得不灵活。他们几个人的节奏随着底鼓声音的戛然而止就全乱套了。我听见下面有人喊：“鼓手下去吧！”
面对着这并不友好的喊声，我冲到了台下，说：“谁喊的?”
“我！”一个留着长头发的男生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你出来！”我说。
“怎么着？还要打我不成？”对方凶巴巴地说。
“对！既然你敢喊，就得敢出来。”我说。
我们走到了礼堂门口，后面跟出来很多人。人一多了必然打不起来。他说我打鼓影响了他们班同学演出了，所以才喊的。听劝架的学生说他喜欢弹吉他的那位女生。我当时在想弹吉他的女孩有人追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她当时在我眼中始终和那两个奶油小男生划为同一个档次，而我是不会以为她仅仅会弹吉他而心动的。
我跟唱歌的那个人说踩锤坏了，不能打鼓了，于是我就离开了礼堂。遇到这种事即使踩锤不坏我也没有心情再跟他们几个我并不熟悉的人继续演下去，就离开了礼堂。我始终坚信在当时来说我们乐队是一支实力强悍的朋克乐队，我自然不会把学校里弹吉他的小组合看在眼里。
4
我们乐队第一次在礼堂演出的时候台下就沸腾了，台下的掌声、欢呼声不绝于耳。当我抱着吉他弹弹着长段的失真独奏的时候，电视节目制作专业的同学扛着摄像机在我的吉他前面晃动，我对着镜头炫耀着技术，装大师。
演出结束后，我在班里得到了明星般地拥护，借着那股热情，我还写了入党申请书。但是自从大一上半年的期末考试后，我通过思想政治的考试之后，我的入党梦想就破灭了，因为我只通过了思想政治这一门课程，其他的课程全挂科了。挂科的学生是不能成为入党积极分子的。
因为这次挂科的课程太多了，不仅仅让我入党的愿望破灭，如果按照这个通过考试科目的速度，不知道要猴年马月才能毕业。
我曾经在食堂吃饭的时候见过几次那位弹吉他的女孩，即使我们面对面走过，我们也只是轻轻的点头而已，因为我根本就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吃饭的之后我见她和几个女生围坐在一张饭桌前有说有笑的吃着饭。那种笑声让我嫉妒，因为自从进入大学之后我就很少笑，因为这不是我理想的大学生活。
自从我第一次期末考试只通过了一科之后，即使我在班里、系里、学院里??有很多职务，但是我依然又被列入了差生之列。我的成绩显然辜负了系主任、辅导员以及众多同学对我的重视。系学生开会的时候，我成了焦点，学生会的很多成员都在拿我的考试成绩开玩笑。之后我就再也没有去过学生会开会。我放下了班里和系里的一切职务，那些乱七八糟的职务并不能让我从中学到什么，只是在浪费我的时间。
我开始担心自己的前途了，我不知道四年后我能不能毕业，如果拿不到毕业证我不知道自己以后用吉他能否谋生，但是至少我以后用稿费可以生存。如果我不能毕业的话至少我可以做一名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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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买了一台二手的笔记本电脑开始写东西，我在音乐杂志上发表乐评，写和音乐有关的故事，文章陆陆续续地在杂志上发表，除了满足了外地虚荣心之外，也得到了一些稿费。
大学是学分制的，为了能够毕业我想多得多争取些学分了。
听说在校报上发表文章可以加学分，我就写了一篇入学以来的感受，还真的发表了。校报发到我手上，另一篇文章却吸引了我，我躺在宿舍的床上连着看了好几遍一位女生的文章。
几天前，老师向我要篇稿，说是校报投稿的人很少，我欣然答应了，但文章要求必须积极向上，这对于我来说，多少有点牵强。并不是我写的文章过于压抑，而是处于这个年龄阶段的我们，似乎痛苦与不安总会有的，就像项斯微说的那句：有一种烦恼是莫名其妙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