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最后一战
【最后一战】
20世纪40年代末的中国。
经过四年的国内革命战争，国民党政权已元气大伤，摇摇欲坠，到1949年5—6月间，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夺取了国民党的政治中心都城南京，并且解放了上海、杭州、南昌、武汉、西安等主要城市。中共中央一方面筹备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将要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方面指示第一、第二、第三、第四野战军，在1949年下半年，继续向西北、西南、东南、华南进军，全部歼灭中国大陆上的国民党残余军队。
当时在中国大陆上的国民党残余军队，绝大部分猥集在华南和西南。据守广东的是余汉谋集团，据守湖南、广西的是白崇禧集团，据守西南的是胡宗南集团和川、云、贵等省的地方军阀。这几个集团的军队总数还在100万以上，并且形成掎角之势，妄图组织所谓湘粤联防和西南防线，企图建都广州、重庆，继续顽抗。
这些残余的国民党军队虽然还有100万以上，但是，整个国民党的统治已经土崩瓦解，部队军心涣散，士无斗志，根本抵抗不了强大的人民解放军的进攻；在解放军的进攻下，他们准备逃往海南岛或云贵。这样，就会增加以后解放海南岛和云贵地区的困难。必须迅速地歼灭这些残余的敌人。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在进军的指示中指出，必须采取大迂回动作，插至敌后，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之方针。对西南的作战，又强调指出：非从南面进军，断其退路不可。这个“大迂回、大包围、大歼灭”的作战方针，从后来的战果来看，确实是一个极为英明的决策。如果仅在后面追赶敌人，敌人很大一部分可能会逃至海外或云贵地区继续负隅顽抗。而采取大迂回的作战方针，先切断敌人的逃路，才能全部彻底地消灭这些敌人，免遗后患。
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精心地制订了整个作战计划：首先以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和第四野战军第十五兵团等部，由江西出广东，争取于10月下半月占领广州，歼灭敌余汉谋集团；然后，在11月，第四兵团由广东进入广西南部，迂回白崇禧集团的右侧背，第四野战军主力则进至柳州、桂林地区，形成对白崇禧集团的大包围，同时，第二野战军主力进入贵州，占领贵阳，既切断白崇禧集团和胡宗南集团的联系，防止两敌逃入云贵，又和在陕南的十八兵团形成对胡宗南集团的大包围；最后，在12月，第四野战军的主力在第四兵团的配合下，歼灭白崇禧集团，第二野战军主力由贵州迂回川南，在第十八兵团的配合下，歼灭胡宗南集团，而第四兵团则在歼灭白崇禧集团以后，再由广西进军云南，解放云南。
余汉谋集团在残余的国民党军队中是较小的一个集团，其正规军有十二、十三、二十一等三个兵团，共约12万人。该集团和白崇禧集团组成了所谓湘粤联防，在湘南衡阳、粤北韶关等地重点布防，以保障两广。第四野战军根据毛泽东拟定的作战计划，决定以十二兵团、十三兵团等部在湘南衡阳、宝庆地区发起衡宝战役，寻歼白崇禧集团一部；同时，以四兵团、十五兵团等部攻占韶关等地，然后直下广州，歼灭余汉谋集团，以便下一步全歼白崇禧集团。
10月初，四野主力开始衡宝战役，围歼白崇禧集团的一部，原在湘粤赣边布防的白崇禧的另一部被迫北调增援。因此，粤北余汉谋的部队变得孤立，所谓湘粤联防被粉碎。当四兵团和十五兵团跨过五岭出现在粤北时，韶关等地的国民党军队即弃城南逃。四兵团和十五兵团即分路追击，直向广州前进，突破了敌人在清远、源潭一线布置防守广州的最后防线。10月14日早，李宗仁乘飞机逃走，14日晚，四兵团和十五兵团进抵广州，十五兵团的部队进入广州市区，提前完成了毛泽东争取于10月下半月占领广州的计划。
当时，余汉谋的三个兵团，除十二、十三两兵团已被歼灭一部外，其主力二十一兵团尚未遭受打击。为防止该部敌军沿西江向西，逃入广西，第四兵团一个军的主力果敢地在两岸还有敌人的情况下，顺北江乘船南下，一夜行进一百六十里，直插广州西面的三水、高要等处，卡住了北江、西江的汇合点，控制了由广州到广西的要道。在占领三水、高要的战斗中，歼灭了敌人的两个师后，第四兵团查明敌二十一兵团等部是在向雷州半岛逃跑，然后逃往海南岛。便以惊人的顽强精神，继续以一天一百五十里以上的行军速度，进行了五天的大追击，终于在24日，在广东南海边上的阳江、阳春地区追上了余汉谋的二十一兵团。经过两天的激烈战斗，逃敌二十一兵团共四万余人全部被歼灭。26日，广东追歼战胜利结束。
四野的主力在衡宝战役中歼灭了白崇禧集团一部，陈兵在湘桂边境；第四兵团和十五兵团在广东作战中，歼灭了余汉谋集团的主力，陈兵在广东西部，形成了能够南北合击白崇禧集团的有利态势。
当时退入广西的白崇禧集团还有一、三、十、十一、十七等五个兵团，余汉谋的十三兵团残部也逃入广西，共约17万人。其逃跑的路线，一是西入云贵，一是南逃海外。四野决定以十三兵团为西路，沿黔桂边境迂回前进，切断敌人逃往云贵的道路；以四兵团和十五兵团的一部分为南路，进入粤桂边境的廉江、茂名、信宜地区，防敌向海南逃窜；以十二兵团等部为中路，首先牵制敌人，便于西路、南路断敌后路；待西路、南路断敌退路后，即由北向南，围歼敌人。这就陷白崇禧集团于天罗地网中了。
11月上旬，西路四野十三兵团迅速前进。四兵团也在10日由阳江地区开进，22日，到达廉江、信宜一线布防。这时，十三兵团已占领金城江，正向百色前进，追歼敌十七兵团；中路十二兵团等部也已开始进攻，解放了桂林。白崇禧看到其退往云贵的道路已被切断，就以其第三、第十一兵团为先头，以第一、第十兵团为后继，在逃向廉江以西的余汉谋的第十三兵团残部配合下，向四野四兵团发动所谓“南线攻势”，以夺路向海南岛逃窜。
从11月25日开始，白崇禧残余部队在轰炸机的配合下，集中兵力，向四兵团的阵地连续发动猛烈而绝望的攻击，拼命夺路。但是，在四野四兵团指战员勇猛顽强的阻击下，白崇禧部的每一次进攻都遭受了重大的伤亡，不得不遗尸而退。27日下午，四兵团开始进行反击，白崇禧部全线溃退。
夺路逃向雷州半岛不成，白崇禧先乘飞机逃往海南岛，命令其部队迅速逃向合浦、钦州，乘船逃命。这时，四野四兵团即沿着粤桂边和广西的海岸，开始猛烈追击，四野主力也分路兼程南下。从11月28日到12月1日，在容县、博白、廉江地区，四兵团配合四野的兄弟部队，追歼了敌第三兵团、第十一兵团和第十三兵团的残部，活捉了敌华中长官公署副长官兼第三兵团司令张淦，控制了合浦；接着又向钦州急进。这时，敌华中长官公署和第一、第十兵团离钦州只有四百里，并且由北向南，有公路和大道；而四野四兵团离钦州还有六百里，并且由东向西，要翻越许多由北而南的山脉和河流，没有大道，小道也崎岖难行。但是四兵团指战员们以惊人的顽强精神，翻山涉水，迅猛急进，从2日到5日，四天前进六百里，在敌长官公署刚到钦州后，其先头部队就赶到了钦州。6日，四兵团以一部围攻钦州，歼灭了敌长官公署；另一部在钦州以北的小董圩、大寺圩地区配合四野主力歼灭了敌第一、第十兵团。接着又以一部分部队分路插入十万大山，寻歼残敌。至此，白崇禧集团被歼灭。
毛泽东在指挥华南和西南的大歼灭战中，曾多次指出不能让白崇禧集团和胡宗南集团退入云南，指出如两敌或两敌之一退入云南，则不仅易于逃向国外，并且由于云南的地理形势，解放军不可能派几个兵团入滇作战，歼敌就要拖延时日。因此，毛泽东十分强调首先夺取贵州，既切断胡、白两集团的联系，又防敌退入云南。第二野战军主力和第四野战军执行了这些指示，使敌人这两大集团都未能退入云南，这就形成了解放云南的有利条件。同时，在我党的领导下，滇桂黔边区纵队经过长期的艰苦斗争，已开创了滇东南、滇西、滇西北、滇南等广大的根据地，武装力量已发展到3万多人，形成了一支巨大的力量。
而对于国民党政权而言，在丧失了大部领土之后，云南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为控制云南，以便在大陆上作最后斗争，蒋介石令第六编练司令部及所属第八军开入云南。9月，第六编练司令兼第八军军长李弥将军率部移驻云南的沾益、曲靖等地，原驻滇东南余程万的第二十六军，拨归第六编练司令部指挥。李弥来时，曾被蒋介石召见过，蒋密嘱道：“云南政局不稳，卢汉（时任云南省主席——编者注）不可靠。西南是反攻的最后根据地。云南地位很重要，要保住通往缅甸的路线。你到云南任职后，把第八军带回昆明，时机成熟就改组卢汉政府，给你当省主席。”为了贯彻蒋介石控制滇缅通道的口谕，李弥作了逃往滇西的准备。他还公然宣称自己同共产党水火不容，“就是打到野人山，也要与共产党周旋到底。”
1949年12月上旬，白崇禧集团被歼，胡宗南集团已陷于解放军二野主力和十八兵团的夹击之中（12月9日胡宗南集团川康将领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通电起义，20日胡宗南所部迁往西昌；23日胡宗南私自飞往海南三亚，留川所部3个兵团全部战场起义；28日胡宗南在西南军政长官顾祝同劝说下飞回西昌，1950年3月26日解放军逼近西昌机场时，将剩余6万部队的指挥权交给参谋长罗列，自己悄悄飞逃台湾，其残余部队陆续被围歼，胡宗南集团覆灭；5月被国民党监察院以丧师失地致全军覆没弹劾胡宗南，后经周旋免于议处——此为后话，按下不表），12月9日卢汉将军在昆明宣布起义，扣留了李弥、余程万等国民党军将领。为了争取在滇的国民党军参加起义，云南人民临时军政委员会安排李弥等人为委员。蒋介石对云南的和平起义非常气愤，任命原陆军副参谋长汤尧为国民党陆军副总司令，纠集国民党第八军、第二十六军约4万人向昆明反扑。汤尧把指挥部设在曲靖，把第八军和二十六军组建成第八兵团，亲任司令并亲自指挥攻打昆明。国民党把第八兵团看做是其坚守西南大陆的最后一道防线，蒋介石令其据守滇南，目的是策应反攻大陆。陆军部发给进攻昆明的部队大洋十万元，允诺“攻下昆明，准许自由行动三天”，并派飞机支援。为了打击敌第八兵团的这种企图，中共中央军委即令滇桂黔边区纵队结合当地人民，保卫昆明；又令解放贵阳的二野第五兵团（49师）以其一部迅速入滇驰援。卢汉为解除国民党军队对昆明的围困，拟将李弥、余程万放回。李、余也表示出城后，愿说服进攻昆明的国民党军向中共投诚。但二人离昆后，李弥即被蒋介石任命为云南省政府主席，余程万为云南绥靖公署主任。二人与汤尧商议，将部队撒到滇南的蒙自、开远一带，妄图控制滇南，重整军队，卷土重来。
这时这支国民党军队离国境线只有一百多里，并拥有蒙自飞机场，自以为抵抗不成，还可由空中、陆路逃往海南岛、台湾或越南、老挝、缅甸。为在云南最后完成“关门打狗”的作战部署，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于12月11日致电卢汉，要求他“配合我军消灭一切敢于抵抗的反动军队”。29日，远在苏联访问的毛泽东主席又电告刘少奇：“请告刘邓转知卢汉及云南我军，只可在李弥、余程万之先头阻止其向越、缅前进，不可向其后尾威胁或追击，以免该敌过早退入越南。”
经过广东作战和广西作战，第四兵团在南宁附近作了短期的休整。接到毛泽东的命令后，四兵团党委在南宁召开扩大会议，司令员陈赓将军令三十八军和滇桂黔边纵队第一支队组成左路部队，沿中越边界出河口、金平一线，断敌逃往国外的陆路通道；令十三军为中路部队，日夜兼程，直出蒙自、开远一线，袭占蒙自机场，断敌空中逃路，尔后在友邻部队协同下歼灭汤尧兵团于滇南地区；令滇桂黔边纵队和卢汉起义部队各一部作为右路部队，由昆明南下阻击西逃之敌，配合主力作战。战斗中要求各部队快速前进，大胆迂回，“先兜后歼”，务必将敌全歼于国境线内，免除后患。
兵贵神速。千里奔袭，关键是一个“快”字。解放军四兵团左路部队在三十八军副军长兼一一四师师长刘贤权的率领下，于1949年12月27日由广西田东出发，在滇桂黔边纵队司令员庄田率领的第一支队的配合下，向云南的河口急进。
河口是云南通往越南的咽喉要道，是滇越铁路的边境出口站。关闭南大门，切断国民党军团由陆路逃往越南的道路，必须抢先攻占河口。1950年1月11日凌晨，一一四师341团在浓雾中渡过南溪河，占领边境重镇河口。国民党军队惊恐万状，汤尧急令驻防蒙自的第二十六军派出部队到蔓耗渡口架设浮桥，以便逃跑。341团当即日夜兼程，于1月16日晨攻占蔓耗。蔓耗既克南逃之敌遂窜向红河上游的蛮板渡口。一五一师452团，奉命攻占蛮板渡口。当时，敌26军已在红河上架设了浮桥，并在河东岸配置1个团，以掩护敌主力逃跑。根据敌众我寡的形势，452团决定充分利用雾障，实施突袭。第二天早上，河面大雾迷漫，十步之外不辨人影。尖刀排化装成国民党军队混入了敌军过桥的队伍里。在其策应下，452团迅速占领桥头堡，将敌溃军拦腰斩断，首尾不能相顾。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战，歼敌26军主力4000余人，俘26军少将高参。1950年1月18日夜，452团又赶到斗姆阁，抢占了红河上的浮桥，歼敌26军193师副师长邓绍华以下2000余人。红河沿岸各渡口遂被解放军封锁，达到了“关门打狗”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