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月1日，解放军四兵团中路部队在十三军政委刘有光和副军长陈康率领下，只带轻武器和粮食，昼夜兼程向蒙自前进。南宁到蒙自约两千里，要翻越许多大山。担任前卫的三十七师曾屡建战功，素以行动神速著称。他们开始时日行100里、120里，以后逐渐增到150里、180里，最后竟达220里。每天休息时间由6小时、4小时减少到2小时，最后除去吃饭时间，就是走路。结果仅用了半个月就到达了蒙自。1月14日，十三军三十七师进至距蒙自城80里的鸣鹫，发现敌军驻有1个警戒团。为不打草惊蛇，师长周学义命令各团队疾进，利用夜晚包围蒙自机场。然而飞机场却静得如一潭死水，居然没有一丝动静。原来，敌人估计解放军最快也要一个月才能到达，根本没料到远在2000里之外的解放军会如此神速地赶到。更为巧合的是，当夜正值敌第八军第二十六军交接，驻防蒙自的第二十六军接到命令准备第二天坐飞机回台湾，以保存日后反攻大陆的实力，因而放松了警戒。国民党陆军副总司令汤尧，当晚还在蒙自剧院看京戏。趁敌人还在蒙头大睡，一一○团突然发起攻击。国民党军初时盲目地抵抗，继而四散奔逃。停在机场上的飞机，有的仓皇起飞，有的起飞后一头撞在了高山上，有的刚飞离地面，就被解放军炮火击中，落地爆炸。正在看戏的汤尧，听到外面震耳欲聋的枪炮声，方知大事不妙，在卫兵的护卫下，坐上吉普车驶向城南机场，打算坐飞机溜走。但见机场上空浓烟滚滚，便慌忙调转车头，向西逃窜。汤尧急令二十六军向个旧、红河方向撤退，令第八军和兵团部向建水、元江方向退却，妄图从陆上逃往国外。
1月17日拂晓，三十七师进抵个旧。经过6个多小时的战斗，全歼26军守敌3000余人，切断了敌人从金平南逃的道路。1月19日，国民党第八军二三七师被迫沿红河西窜，企图由阿帮渡河南逃，但渡口已被滇桂黔边纵队封锁。在前有波涛滚滚的红河阻隔，后有十三军团追击的情况下，慌不择路，逃上高耸入云的宜德山。国民党军队将几十驮银元和大烟土沿路撒开，企图引诱解放军停止攻击。解放军踏着白花花的银元，迅速追上逃窜之敌，夜幕降临时，全歼宜德山之敌，俘敌副师长以下1300余人，粉碎了红河一线敌人南逃的幻想。
与此同时，解放军四兵团右路部队由滇桂黔边纵队副司令员朱家璧统一指挥，堵击西逃之敌。1月中旬，东关岭、大平掌地区，国民党“反共自卫义勇军”李润之率部4000余人投降。1月20日，汤尧逃到石屏收拾残部，企图逃过元江。22日夜，左路纵队逃到江边准备渡河，军长曹天戈却发现铁索桥被人炸断了。原来是自己的部下孙进贤为阻止解放军追击炸掉的。曹天戈一边大骂孙进贤“混账！”，一边令工兵赶快抢修铁索桥。然而，为时已晚，解放军中路部队三十七师“夜老虎营”和“边纵”西进部队已控制了桥头和制高点，“洛阳英雄连”在“边纵”元江县警卫大队派来的木船支援下，也已渡过元江，封锁了敌人的去路。汤尧组织敢死队，反扑3次，均被解放军的火力压了下去。经过两昼夜短兵相接的战斗后，汤尧的左路纵队被解放军分割包围，几天滴水未进，只得杀马充饥，有的士兵为抢夺马肉打得头破血流。最后敌第八军军部1000多人被解放军压缩在红土坡下的一条深沟中，军长曹天戈、参谋长杨也可束手就擒。曹天戈失魂落魄地呆坐在地上，供出了汤尧的去向。解放军十三军立即跟踪而来。一部迅速向二塘山挺进，全歼敌第八军四十二师。最后解放军战士们在一个深草没膝的山洼里捉住了敌陆军副总司令汤尧。“根本没有想到你们来得这样快。”汤尧懊丧地说，“按照行军原则：步兵一天通常走六十里，最快走八十里；炮兵一天走四十里，最快走六十里。这回我们鼓了一把劲，步兵、炮兵都走了八十里。可是……想不到你们违背了行军原则，一天走了二百里。”其实他不知道，在共产党人的军事学说里，是没有什么一成不变的行军原则的。
汤尧、曹天戈一心想要“就地正法”的八军一七○师师长孙进贤率部逃过元江后，得意忘形地说：“从无量山中走出去。共军就被我们甩掉了!”但他怎么也想不到，解放军三十七师一部、滇桂黔边纵队九支队和民兵在师长周学义率领下，经过8昼夜追击，将他的部队3200余人围困在鹦鹉山上。插翅难飞的孙进贤，于2月8日上午，带着他的3000余名残兵败将无条件投降。
从与一七○师俘虏的谈话中，周学义获悉敌二十六军一部和第八军一七○师及教导师一部，约1000人，正向中缅边界的南峤县逃跑。三十七师副师长吴效闵奉命率部向南峤追击。在2月16日农历大年三十，三十七师和“边纵”部队兵临南峤，在龟山山顶俘虏了正准备吃年夜饭的1000多名敌人。2月19日解放军三十七师和“边纵”部队把一面五星红旗插到了中缅边境云南重镇——打洛。至此，国内战史称为“解放大陆的最后一战”的滇南战役胜利结束。在党中央、毛泽东“大迂回、大包围、大歼灭”的作战计划中，陈赓将军率领的第四兵团担任了广东作战、广西作战、滇南作战的重大任务。在追歼敌人的过程中，部队总是昼夜不停地前进，很少睡觉，许多指战员的脚上都起了一层一层的大泡，不少人腿也肿得发亮；并且，由于连续追歼敌人，行动迅速，指战员都没有领到棉衣，许多战士的单衣都破烂了。在十二月的天气里，翻山越岭地追歼敌人，寒冷异常。但是，指战员们在毛泽东伟大思想的指导下，在苦大仇深即将翻身做主人的精神鼓舞下，胜利的信念燃烧着一腔热血，士气如虹，不畏艰苦，毫不停息地追击敌人。在追击中，抓到俘虏只留少数人看管，大部队继续前进；遇到大股的敌人，就以一部分部队组织战斗，歼灭敌人，其余的部队绕到敌人前面，断敌退路。
国民党军队虽有100万，但是岌岌可危的国民党政权大厦已经坍塌，士气极为低落，军无战心，一心只为亡命。在他们心中，早已植下一种深深的失败情结，因而在人民解放军强大的攻势下一触即溃，兵败如山倒。
有人曾作过粗略的统计，从一九四九年十月初到一九五0年2月初，在四个月中，解放军在由江西到广东，到广西，再到云南的大迂回中，行程约八千里，歼敌总数约十五万人，俘虏敌人的将校级军官即达一千人以上。仅滇南一役，历时月余，行程就近1500公里，解放军野战军、滇桂黔边纵队和卢汉起义部队，以伤亡700余人的代价，歼灭蒋介石嫡系第8兵团2．56万余人，生俘国民党陆军副总司令兼第8兵团司令汤尧等高级将领多人，完成了西南边疆的追歼作战任务，粉碎了蒋介石“重整西南河山”的迷梦。这是解放军在解放战争后期所取得的重大胜利。
但在这次追歼战中，有两支国民党残军却如人间蒸发一般神秘地逃脱了。不久，它们又突然从天而降，就像神秘的匈奴帝国军队，突然出现在东南亚的某国境内。“上帝之鞭”在悄悄地影响并改变着周边国家的历史……
【生死界线】
1950年初，蒙自一战，国民党第八兵团势如山崩，元江追击，兵团主力数万人被歼于元江河谷东岸。剩下残部四分五裂，纷纷南逃。在此后长达一个多月的超级马拉松追击中，没有汽车、飞机，没有公路铁路，双方全凭一双脚板，跑得快就是胜者。国民党军队大多数没能跑赢解放军，要么成了散兵，要么做了俘虏。少将团长李国辉率领的第八兵团第8军第237师第709团则是少数免遭覆灭的队伍之一。2月，李国辉率领该团2000多人向西南方向溃退。他们渡过红河上游的元江，逃往中缅边境。他们的全部希望只有一个，那就是赶在追兵封锁国境前抢先越过界河，成为这场生死攸关的长途赛跑中的侥幸胜利者。
当时的形势是：沿途都是穷山恶水，人烟稀少，无法就地隐蔽，而背后又有解放军穷追不舍，能不能逃脱，完全决定于行军的速度。可是李国辉的部队中还有不少拖儿带女的家属，要求这些妇女儿童与解放军的铁脚板、飞毛腿比速度，是很不现实的。因此唯一可以脱逃的路线，就是越过中缅边界，暂时进入缅北地区。当时缅甸独立刚两年，政府军还没有到达缅北，而中国人民解放军则绝不会追出国界之外。因此缅北地区，就成了他们的绝对安全地区了。
1950年2月20日云南解放这一天，李国辉率2000多名残军从云南西盟佤山到达滇南的中缅边境，随行的还有第8军军部的侦察科长钱运周。据遗留在路边的伤兵说，第8兵团第26军第93师278团及93师他部无完整建制的散兵在副团长谭忠的率领下，已经越过国界往缅北的小勐捧进发了。谭忠的计划是到缅北后，绕道泰国，到海南岛（当时海南岛还在国民党的统治下，守将薛岳）去与国民党军大部队会合。李国辉决定走谭忠的老路，于是连夜行动，举着火把越过界河。
李国辉是河南兰考人，1910年生，行伍出身，中等个头，在部队威望甚高，能与士兵同甘共苦，作战中身先士卒勇猛顽强。钱运周是云南通海人，祖籍湖南，二十七八岁年纪，毕业于黄埔军校成都分校。他自小就跟随着父亲闯荡，对云南及其周围金三角的风土人情都很熟悉，经常奉命出境侦察。钱运周本来是第八军军部的少校情报科长，军部在元江被打散后，钱运周侦察回来偶遇七0九团，就跟随了李国辉残部。李国辉与钱运周商量，进入缅甸前，须严明军纪，于是与士兵们约法三章：蒋“总统”“准许自由行动三天”的许诺，有效期是在昆明，进入缅甸后，绝对不能抢夺财物，伤害老百姓，强奸妇女，违者格杀勿论。
指挥队伍涉过界河后，李国辉回头望了一眼对面那片熟悉的热土，眼角湿润了。他蹲下身去，把中国的泥土取了一捧，用手绢仔细包好，揣进胸前的口袋里。他知道这个时刻对他们这群中国人的重大意义：跨过国界，从此他们就是离乡背井，到异国土地上流浪的人了；不知到何年何月，才能再回到那片生养自己的土地！
当李国辉的部队出现在中缅边境时，两个月前另一支国民党残军也正向中越边境开进。他们的目标是借道越南，再返回台湾。这支部队正是在广西被解放军击溃的白崇禧集团军的第一兵团余部。
1949年8月，决定解放战争胜利的三大战役均已结束，白崇禧辖下华中战区部队第一、第三、第十、第十一、第十七五个兵团总计30万人开始南撤。高级将领中分为两派意见，黄杰和李品仙主张进入云南、广西，凭借西南天然地形继续作战；夏威、张淦、徐启明等人则主张直接进入海南岛。最终，后者的意见占了上风。尽管如此，逃往海南岛的计划最终还是落空，因为此刻的解放军主力四野与二野士气如虹，行军迅速，无坚不摧，先头部队早已赶到国民党军队前方，国民党军第三、第十、第十一兵团不但转往海南岛未果，绝大部分尚未到达钦州之前即遭解放军合击包围，全军覆没。最后剩下黄杰统帅的第一兵团17000人在东、北、南三个方向的遭包围情况下，孤军西进。
第一兵团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在兵团司令黄杰率领下由昆仑关西撤。黄杰想依照原定计划进入云南，12月4日决定沿桂越边境开进云南，突闻百色已为解放军攻取，12月9日又得知驻守云南的卢汉倒戈，入滇之路又告中断。此时，他连续接到白崇禧与陈诚的两封电报。白崇禧指示：“为适应当前情况，各部队应力求避战，保存实力，各自选择适当地区，以安全为第一。”让他争取转进海南岛。陈诚则指示：“贵部行动目标，未知白长官有无计划与指示？弟意贵部如出北海防城，照目前匪情，恐于事实上难以达到。不如并力西进，先行入安南，保有根据地，然后相机行事，留越转台，皆可自卫。未知兄意如何？”
接到这两项指示，黄杰立刻召集属下军官举行会议，为了保存华中部队中这仅存的力量，会中一致决定“假道入越，转运回台”。黄杰遂致电陈、白，并派员与法国驻印度支那高级专员比荣和驻越法军总司令班加吉中将洽商假道事宜。12月12日，黄杰兵团参谋长何竹本少将与法国凉山边防军参谋长康士登上校在峙马屯签订《假道协定》：
一、同意国军假道由海防转运台湾。
二、武器交法方封存，由国民政府交涉发还。
三、沿途警戒由法方派出，给养由法方补给。
四、卅八年（1949）十二月十三日开始行动，分五百人为一组，妇孺先行入境。
当时，法军为了对付胡志明领导的北越军队的游击战正分兵四处扫荡，陷入焦头烂额的境地。法方经研究后同意黄杰部借道海防转回台湾，在指定地点将武器交付封存，由法方护送至码头，所经路线由法军负责一切安全，并提供粮食补给；中国军队则由军官带队，保证军纪严明，不扰法越民商。
协议既成，黄杰遂下令各军向中越边境爱店集结，并要求各部造具人员编组名册及各种械弹器材统计表，准备入境越南；并亲自草拟电文，向蒋“总统”报告部队已进抵桂越边境，并与法方达成协议，将假道海防转回台湾，请求速派船舰接运。
不料命令刚刚下达，解放军第四兵团已经尾随而至，全力截击。第十四军第六十三师当即被歼，第九十七军副军长郭文灿、参谋长伍国光被俘。时间紧迫，已无法协调各部行动。13日早上，黄杰只好下令紧急入境越南，由第十四军第十师担任掩护，挡住解放军快速纵队的强攻，最后随余部由爱店进入越南。从上午9时起，黄杰第一兵团余部按照先眷属、平民，次伤病（法方派有卡车载运病弱人员），后官兵的顺序，从爱店陆续过界。
爱店与峙马屯为中越边境南北对峙的两个高地，相距约500米。爱店村位于桂南边境，有一小市集，数十家商店。峙马屯位于越北边境，筑有法军碉堡数座。两点之间，有一条隘谷，成为中越的天然国界线。
望着前面飘扬的蓝、白、红三色法兰西国旗，回首再望望白云之下的故乡，真不知何年何月再回中国，此时的黄杰真是百味杂陈。尽管在仓皇逃亡中只是被法军解除了武装，保住了没有投降的一点尊严，但内心毕竟是痛苦的。后来他写道：“我于12月13日上午9时，率兵团指挥所第三组官兵步下爱店市街，只要向前走五分钟，便离开了大陆最后一寸土。我对这里的一草一木，都感到分外亲切，一种依依不舍之情，泛起在我的心头。我是军人，军人的天职是寸土必争，如今在艰苦的斗争场合中败下阵来，有什么理由把责任诿卸？因此我的心境，既惭愧，又悲愤，更有无尽的迷惘与痛苦。我糅杂这些复杂的感伤，一步步地向峙马屯的关卡走去。”
2.逃??亡
【死亡之旅】
为了追赶谭忠，李国辉的部队进入了“野人山”，开始了一次“死亡之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