３月１４日，马克斯布洛德到柏林国家歌剧院看雅纳切克的歌剧《雅努法》。此前悄悄给齐格菲尔德舅舅写信，让他去看望卡夫卡的正是布洛德，这一次，他来柏林的目的之一就是把卡夫卡带回布拉格。多拉和罗伯特克洛普施托克（后者非常担心卡夫卡的身体，特意赶来柏林探望）去车站为卡夫卡和布洛德送行。这对恋人事先商定，多拉４月再去布拉格。在这个紧要关头，他们俩不得不分开了。随后卡夫卡从布拉格给多拉写了一些信，这些信和多拉保存的卡夫卡日记、手稿一起被盖世太保没收了，也许它们至今还尘封在某个不知名的档案馆里。卡夫卡才刚刚获得独立，在柏林定居下来，与相爱的人开始幸福生活，但是好景不常，他又不得不回到布拉格了。他在《地洞》一文中表现的那种恐惧：即使在最深的洞穴中也会被敌人抓住，已经真实地发生了。按照布洛德的说法，卡夫卡把离开柏林返回父母家看成是一种"失败"。回到家后，他似乎预见到自己大限将近，坚持要求布洛德每天都来看望他。
齐格菲尔德舅舅本来建议他直接从柏林去瑞士达沃斯的疗养院，但回到布拉格后，他从那里直接去了奥尔特曼的维也纳森林疗养院，这座疗养院位于柏赫尼兹附近。到疗养院后不久，卡夫卡就给做医学研究克洛普施托克写了一封信，详细描述了医生针对他的病情提出的治疗方案，列举了各种各样应该服用的药物，并说："很可能主要的问题在喉部，我没有得到任何确定的口头答复，因为一谈到喉头结核病，每个人都开始遮遮掩掩、闪烁其辞"。不过，"美丽的乡村"仍然是令人愉快的，在这里他有一间不错的病房，医生们的态度也比较温和。后来，卡夫卡对这家疗养院的评价是"奢侈、沉闷，没有什么功效"。刚到维也纳森林疗养院时，他穿着冬衣也只有４９千克，说话时只能小声耳语，到布拉格后的第三天他就几乎失声了。
在布拉格期间，卡夫卡写了一个短篇小说《女歌手约瑟芬或耗子民族》（Ｊｏｓｅｐｈｉｎｅ ｔｈｅ Ｓｏｎｇｓｔｒｅｓｓ? ｏｒ ｔｈｅ Ｍｏｕｓｅ Ｐｅｏｐｌｅ＇）。小说的叙述者代表整个耗子民族（即"我们"），分析了约瑟芬的歌唱艺术。同卡夫卡最后一个短篇小说集《饥饿艺术家》中的其他作品一样，这篇小说关注的中心是表演。"究竟是她的歌声使我们心醉，还是那包围着细弱的小嗓子的庄严肃穆使我们神迷？"通过这个问题，叙述者对艺术的本质和目的、艺术与同时代的人以及与沉默的关系提出了质询，卡夫卡同时思考着他自己的沉默，他那发不出声音的嗓子。约瑟芬觉得，无论观众多么热情，他们都不可能真正理解她的艺术--"在她看来，她是在给一群聋子唱歌"--她"喜欢在一些不安定的时刻"，"用她那纤细的小嗓子"唱歌。在某种意义上，听众觉得"她是一个脆弱的、需要保护的、出类拔萃的小家伙（她自己认为她是由于唱歌而出类拔萃的），她是托付给我们的，我们必须照顾她。"约瑟芬本人则认为"是她在保护整个民族"，艺术家对社会有积极的作用。实际上，"约瑟芬那尖细的口哨声夹杂在那些重大的决定中，就像是我们这个可怜的民族生存在骚动不安、充满敌意的世界中一样"（这篇小说完成后不久，阿道夫希特勒就开始在狱中写《我的奋斗》）。叙述者说，他的民族不仅仅幼稚，在一定程度上还"未老先衰"，他们"太老了，搞不了音乐"。约瑟芬的悖论在于：她自称歌唱艺术具有拯救社会的功能，但耗子民族却由于专心听她演唱而疏于防范，致使外敌入侵，大难临头。她自欺欺人，声称为了全心全意献身歌唱艺术，她不该从事任何劳动，但她的要求立即被耗子民族拒绝了。然而，她并不在意外界赞美与否，影响她的只是"内心的逻辑……她伸手去够最高处的桂冠，不是因为它碰巧挂得稍低了一点，而是因为它是最高的桂冠；如果她有权力，她会把它挂在更高的地方。"
为了博得听众的同情，约瑟芬假装她的脚受伤了，但听众却根本不理她那一套--"假如我们因为擦破点皮就要一瘸一拐的话，那么我们整个民族就会没完没了地跛行了。"随后，她开始假托"疲惫，心情不好，身体虚弱。于是我们在听音乐会之外又看了场戏剧表演。"最后她终于失踪了："她自己放弃了唱歌，她自己毁掉了通过征服民心而获得的权力。"耗子民族继续走着自己的路，约瑟芬很快就会被遗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