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可道，非常道”的东方哲学与实证主义的西方智慧间有怎样微妙的关系？孰优孰劣？是得道“成仙”修得万世，还是着眼当今，务求此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答案。然而，非此即彼的选择之外，是否有更好的通路？
1.中国：伟大、衰落与复兴
近两百年以来，尊崇“道”的中国人，在推动世界文明发展的众多发明中集体缺席。而推崇“术”的西方人，则渐渐掌握了世界的主导权。我们的成功学，难道真的落伍了吗？
--一袋陈米·一炉铁水
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一文中，鲁迅记叙了他的启蒙老师寿镜吾先生。这位老先生方正、质朴、博学。他办学的方针就是传授知识，培养有文化的国民，坚决不讲八股文。有一次，鲁迅给父亲治病，医生开的药方中，要用十年的陈米做药引。鲁迅找不到。寿镜吾知道之后，就说他有办法。过不多久，他背了一袋陈米到鲁迅家里去。他身上穿着的长衫，打着补丁。
寿镜吾先生的那一袋陈米，能否治好父亲的病呢？他在三味书屋中教的知识，能否使鲁迅获得维持生活的真正本事呢？我们只知道，鲁迅在很小的时候就离开了家乡绍兴，去上可以谋生的洋学堂。洋学堂是洋务运动兴起之后，清政府开办的西学专门学校，教授的都是物理、化学、数学、生物、经济等学以致用的知识。这场运动的发起者，是晚清重臣李鸿章和张之洞。
当时，李鸿章和张之洞都是名极一时的人物。李鸿章是北洋大臣，是实力派人物；而张之洞则是湖广总督，文坛领袖。在一次接受英国《泰晤士报》（TheTimes）记者莫理逊的采访时，张之洞说了一句话：“中国的学问，一言以蔽之，‘道术’二字而已。李中堂（李鸿章）是‘术’多一些；我呢，则是‘道’多一些。”在中国传统思想中，“道”的地位比“术”高。张之洞言下之意当然是：自己比李鸿章厉害。但是，他筹办的汉阳钢铁厂甫一开炼，铁水质量就很差，造出的铁具根本不能用；而把铁矿石运至汉阳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又给本来就紧张的政府财政造成了不小的困难。原因是：他认为中国地大物博，既不需要根据铁矿的产地，因地制宜地建造钢铁厂，也不需要根据铁矿的质地来选择冶炼炉。事实上，在汉阳钢铁厂建造之初，外国专家就已经向他提出了这些关于“术”的问题；但是，他认为自己的“道”更高明，这些细枝末节的问题无伤大雅，于是拒绝了这些有益的建议。结果，还是“术”多一点的李鸿章捐给他100万两纹银，暂时解决了更换冶炼炉的问题。
张之洞那么高明的“道”，怎么连一炉铁水都没解决呢？
--被焚烧的纸币
13世纪，欧洲还处于蒙昧的中世纪。一位从忽必烈的大元帝国归来的商人向他的女王献上了纸币，说这是元朝大帝通行的钱币，可以购买许多物品。一位贵族把纸币拿到手里，嘲笑地说：“这就是金钱？这只不过是一张印着稀奇古怪的花纹和文字的纸。”他拿出一块金币放到烛火上，说：“金钱是不可以烧坏的！”然后，他把纸币放到了烛火上，一下子烧毁了。那位商人惊呼：“你知不知道，你烧毁的是一栋房子！”
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让我们中国人觉得心酸了。
中国的造纸术传入欧洲之后，使欧洲人普及了教育，间接推动了文艺复兴运动。
中国的火药经蒙古人传入欧洲之后，欧洲人发明了炸药、火枪，为殖民扩张做了准备。
中国的罗盘传入欧洲之后，开启了大航海时代，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
……
1793年，英国人派出使团出使清朝，使臣马戛尔尼邀请大将军福康安观看英国使团卫队演习新式武器装备。福康安说：“看亦可，不看亦可。这火器操作，谅来没有什么稀奇。”50年后，大清国门被鸦片战争的隆隆炮声打破，蔑视“奇淫巧技”的大清臣民不得不“睁眼看世界”。在领导英国军队进行战争的统帅之中，有一个人曾经到过中国。他就是当年英国使团某位成员的儿子。
此后，西方人发明了电报、汽车、飞机、原子弹、计算机……在推动世界文明历史的众多发明中，中国人集体缺席。推崇“术”的西方人，渐渐掌握了世界的主导权；而推崇“道”的中国人，渐渐失去了自信。
西方人烧掉的不再是纸币，而是愚昧。东方的太阳，在火焰中没落了。
--N个“？”
我们的脑海中一直存在着很多的问号--鲁迅为什么离开私塾去上洋学堂？张之洞搞洋务运动为什么遭遇挫折？中国人为什么丢弃了鲁班的“飞鸢”，丢弃了郑和宝船的设计图纸，又被西方人打得落花流水？中国人几千年的历史，为什么只在人际关系的处理上取得了真正的成功？曾经落后于中国的西方世界，为什么在短短数百年的时间里就迎头赶上，支配了整个世界？也许，我们有必要考察一下中西方成功学的差异。
2.我们究竟缺什么？--中西方成功学的差异及检讨
中西方都在戴着有色眼镜来看世界。在得“道”与得“到”之间，中西方各擅胜场，又各有所偏。只有中西贯通，平衡统一，我们才能发现、认识和掌握正确做事的逻辑，超越得“道”与得“到”的局限。
--周处怎么行“道”？
在初中的语文课本里，有一篇出自《世说新语》故事，名为《周处》。故事内容是：周处年少的时候“凶强侠气”。乡里的人把他和山上的虎、水中的蛟一起称为“三害”。后来，便有人劝他去杀虎斩蛟。他杀死山上的虎之后，又去杀水中的蛟。蛟驮着他在水中起伏，游了数十里。三天三夜之后，他杀死了蛟，回到乡里，才知道乡里人都在为他的死而庆贺。这时，他才知道悔改。于是，他去找当时的东吴名士陆机、陆云兄弟。当时陆机不在，他只见到了陆云。他对陆云说，自己想改正，但是已经不再年轻了，恐怕是再也做不成什么事了。陆云说，古人敬重那些“朝闻道，夕死可矣”的勇士，何况你现在还有做事的前途。人的缺点往往在于没有志向。你现在既然已经立志改正，又何必担心不能成功呢？于是，周处便改正了自己的缺点，后来终于成为“忠臣孝子”。
周处是西晋的名将，历史早有定论。他年少时的这个故事，看起来的确很精彩的，可是里边存在一个问题：周处是怎么行“道”的？我记得，在老师教完这个故事之后，许多小孩都觉得，应该改正自己的缺点，做一个好孩子。可是，怎么做呢？他们一头雾水。???几天，实在不知道怎么做，只好还是老样子。这篇文章就好像是给人指路时，只说你现在走的这条路不对，却不说哪条路是正确的，应该怎么走才能到达目的地。这就是中国古代成功学的问题所在。只说“道可道，非常道”，而没说如何行“道”；只说“我欲仁，斯仁至矣”，而没说这个“仁”到底是怎么来的；只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而没说应该怎样做到“知己知彼”。这样的“道”，微言大义，不可言传，既缺乏细致的解释和分析，又没有量化的标准，模糊性又非常强，根本没有办法实行。总而言之，就是只在理论上解决了问题，而没有在实践上解决问题。
实际上，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都有自己的成功学系统。老子探求世界万物的规律，墨子计算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韩非子研究法律在社会经济中的作用，孔子宣扬人际的和谐理论，名家讨论概念的问题，孙子发现战争的规律……这些理论，尤其是墨家的理论，假如能够自由发展，和自然科学接轨，和社会经济发展接轨，那么中国就很有可能发展出能够解决实践问题的成功学。但是，独尊儒术导致了思想的极端。此后，中国的儒生在学、知、悟的过程之后，只需要经过举孝廉或科举考试的方式“得道”，也就可以“升天”--做官了。至于那些不愿入仕的隐士，在“得道”之后，也就隐居的隐居，炼丹的炼丹，而根本不过问世俗的事。简单地说，儒家的成功模式，就是“学习—知道—悟道—得道—升天”。这种成功模式，只管如何做官治理天下，仅仅是一种调理社会关系的成功学，而不管如何开发民智，促进社会经济发展。
中国古代的成功学，可以用下面的这张图来粗略表示--
中国古来的儒生都有获得万世成功的强烈愿望。宋代大儒张载的那句著名的格言就非常明确地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气势煞是震人！可是回头想想：这么宏伟的志向，他们到底怎样做的？做到了哪一步？是不是真的“为万世开太平”了呢？我们知道的事实是：张载所处的宋代，从建国开始就被北方的游牧民族契丹建立的辽国威胁，接着又被西夏国的党项人、金国的女真人打败，不得不每年交纳“岁贡”，拿金钱玉帛换平安。那些口出豪言壮语的儒生，也从没给老百姓开过什么真正的太平，更不用说什么“万世”了！
--西方成功学：术—行—成
一个大学研究生告诉我，和许多外国留学生讨论中国文化问题，经常讨论不下去。比如，庄子的《逍遥游》，外国留学生会问：鱼是从哪里来的？鱼为什么能够变成鲲鹏？文中的“三千里”可以换算为现在的多少公里……在我们中国人看来，这些问题根本就不成问题。
在文学想象中，这也许是煞风景的；可是在现实生活中，这种思维却是有效的。
我还听说一件类似的事。有个中国留学生在德国留学，很不习惯德国人的生活方式。当他和德国人交谈时，有关数量词、时间、逻辑推理等，是必须清楚明晰的。有一次他迷了路，向一个德国人问路，德国人并不回答，他只好走开。不料，刚走了几步，那个德国人便赶了上来，对他说，以你这样的步行速度，从哪条路走大概需要多少多少分钟。
之所以存在这种巨大的差异，是因为中国人的思维是“道”的系统，而西方人的思维是“术”的系统。中国的成功学，就是建立在“道”的系统上，主要关注的是“什么是正确的事”，至于怎样正确做事，存而不论。和中国建立在“道”的体系上的成功学不一样，西方人的成功学建立在“术”的体系之上，走的是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他们热心于“怎样正确做事”，至于什么事情才是正确，则显得有点耐心不足，思考不够。因此，在骨子里，西方人不喜欢笼统、概括、模糊的思维方式。西方人有着发达的逻辑学和数学传统，尤其注重严密的推演和精确的计算。即使在日常生活中，他们也要追求精确的量化过程。西方人追求的是高效率和高效能。他们认为，对生存和强势的争夺，来不得半点虚假，否则就是自欺欺人，就是自杀。他们追求的是一世计的成功，要在活着的时代中立刻实现。这使得他们和追求万世计成功的中国人完全不一样，坚决不能接受漫无边际的“道”。他们成功之道的整个过程就是“术—行—成”。
正因如此，西方人思考和处理问题的逻辑思维习惯是非常实际的：为什么做（原因、目的--Why）、做什么（内容、目标--What）、怎么做（态度、策略--How）、在哪里做（地点--Where）、什么时候做（时机--When）、谁来做（人--Who）、多少钱（花费--How Much）。
这种认真、务实、脚踏实地的作风，使他们在工业文明和商业文明中取得了很高的成就。
--中西之别·道术之争
人类怎么会产生了“道”与“术”的不同成功学体系呢？我们应该深究一下。
中国“道”的体系，产生于我们这个大陆农业国家。农业收成要靠老天，小农经济也是自给自足的，文化的特点就是崇尚天道，顺乎自然，比较关注内部人际关系，而缺乏开阔的外向视野。自春秋战国以来，国与国之间的纷争，又使人民产生了只有统一才能得到和谐与安宁的思想和愿望。因此，中国的哲学家关注的一直是人与人之间的内部和谐及国家的大一统。无论是老子的道、孔子的仁、墨子的利、孟子的气，还是韩非子的法、荀子的学、孙子的谋……其成功哲学的大都是统一、包容的“道”，基本特征是概括的、象征的、模糊的。
西方“术”的体系，产生于水陆交错之中的欧洲。在断断续续的欧洲陆地上，是一个个内部空间有限的海洋贸易国家。因此，西方的城邦文明具有眼光开阔、开拓进取的特征，对外部世界有着强烈的新鲜感。他们热心于探讨自然的问题、宇宙的问题，寻找万物的本体，形成了重视大自然和外部世界的传统。而发达的商业文明，又使他们形成了数学思维和逻辑推理能力，有着精细计算、精密分析、精心运筹的思维习惯。西方哲学家大多是自然科学家。他们的成功哲学讲的大都是“术”，基本特征是准确的、推理的、实用的、机械的。
“道可道，非常道”--中国的“道”的体系，从一开始就不是分析的结果，而是笼而统之的直观归纳。没有执行的环节，又要执行，就只能笼统地执行，因而也不能执行得彻底和高效。这本身已是很大的缺失。从春秋战国之后，中国又长期处于封建大一统的农业社会，思想上百家凋零，儒术独尊，因此，中国的成功学越来越集中于对人的管理，强调整体的“统”，从而离自然和商业越来越远。直到今天，适用于全球化背景下谋发展的中国现代成功学仍然处于缺失的状态。
与此相反的是，西方在文艺复兴之后，尤其强调个人与个性，自然科学不断进步，商业社会日渐发达。在强大的自然科学基础上，西方从哲学到社会学科的各种理论，都呈现出“绝对”的特点，“术”的成功学日渐突出。进入近现代社会以后，美国出现了以心理学家、人际关系学家卡耐基为代表的西方现代成功学，以德鲁克为开拓者的西方现代管理学，并提出了主动前瞻、系统、高效和实用的成功学理论。
中西方成功学起源的不同，请看下图：
中国的“道”，起源于农业文明之下的宗法传统；西方的“术”，起源于城邦文明的商业契约传统。两者有着许多的不同：
一、生长的水土不同。一个是内陆土地上的产物，一个是海陆水上物种；
二、思维关注的方向和需要解决的问题不同，一是内向的，面向本土人的社会内部；一是外向的，面向外部世界的自然宇宙与其他人类社会；一个讲人情面子，一个讲规则无情。
三、思维的特点不同，一个讲整体统一的，直观模糊，笼统婉转，留有余地；一个讲精确计算，逻辑分析，清楚明白，直来直去。
正因如此，中国成功哲学和西方成功哲学的发展方向和发展结果也迥然相异。
--两副有色眼镜--中西成功学差异之一
第一个结论：中国人和西方人看世界的方式不同。无论中国人还是西方人，看世界都要透过社会伦理、价值观、利害关系等不同镜片组成的有色眼镜。这副有色眼镜大致有三个主要镜片：情、理、法。中国人看事物的顺序是情、理、法，首先看到情，是面子、关系、圈子和位置；而后再看到理，看此事是否合理，是否为社会为大家所接受或认可。最后才看到法，判断这个事情是否合乎法制社会的要求，是否符合公众利益。西方人则恰好是反过来，先看到法，而后再看到理，最后才看到情。由于顺序不同，在这几个不同颜色的镜片相叠之后，人们所看到事物的颜色完全不同。
这种区别，在现代商业社会中表现得特别明显。西方首先讲竞争，并视之为常态。他们会先行动，并在竞争中了解对手，最后确定竞争策略。他们认为行最重要。中国商人则是先看对手情况???然后确定策略，最后才展开竞争，是先知后行，把知作为第一位。西方人有了纷争，会在法庭上见面；而中国人有了纠纷，往往不会上法庭，而是通过拉关系、走后门等手段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