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史学的阐释——诗史互证
中国学术与文化传统中，文、史界限的模糊使得史学与文学的研究方法相参互用。与传统诗歌笺释中注重章句训释、注疏不同，“诗史互证”着力考察和挖掘诗歌产生的历史背景，或从诗歌中发现历史，这就使诗具有了裨补史阙的功效。古代史官采风（即采诗）以观政的制度、先秦诸子著作中“引诗”的风气、孔子对“诗可以观”的功用性界定等就是以诗证史。而西汉《毛诗序》对《诗经·关雎》吟咏“后妃之德”的曲解，又开了“以史证诗”的先河。孟子的“知人论世”说等可以视为诗史互证法的滥觞，而明确提出这一概念的是明末清初的黄宗羲。与之同时，钱谦益用以诗证史的方法完成了《杜工部诗笺注》，将传统诗史互证的方法明白地确定下来。而综合运用“诗史互证”方法并且达到纯熟境地的则是现代著名学者陈寅恪。
《古诗十九首》的创作年代及其作者的不确定性，使研究者难以产生以作者为中心的阐释观念，传统史学的阐释只是作为异调而存于历史的尘埃中。明代胡应麟，清代陈沆、王闿运和吴汝纶等，近代张裕钊和黄侃等学者认为《古诗十九首》为枚乘所作（据徐陵《玉台新咏》，《古诗十九首》中的八首诗为枚乘所作）。他们以“知人论世”的史学阐释解读《古诗十九首》。如清代陈沆在《诗比兴笺·枚乘诗笺》中以史证诗，认为《西北》和《东城》二篇，是枚乘上书谏吴时所赋；《行行》、《涉江》和《青青》三篇，则为去吴游梁之时所作；《兰若》（此诗不在十九首之列）和《庭前》二篇，则作于梁闻吴反复说吴王之时；《迢迢》和《明月》二篇，则为吴败后作也。清代吴汝纶在《古诗钞》中评论道：“汝纶闻吾友张廉卿称枚乘诸篇皆讽谏吴王毋反之旨，服其心知古人之意，因推之《十九首》中大率此意。”清代饶学斌虽未具体落实为枚乘所作，但他在《月午楼古诗十九首详解》中提出“将全诗并读而合玩”，“时景一丝不乱”，由此可知十九首出于一人一时，并由诗中“宛”、“洛”、“上东门”等语，推测“此君殆汉末党锢诸君子之逃窜于边北者，此什其成于汉桓二年孟冬下弦夜分之际者乎？”他对《古诗十九首》的详解，不必借用“比兴”解诗，就直接将诗的意旨坐实为“君臣夫妇之道”，且以当时盛行的“八股法相发明”【24】。尽管现在看来多有牵强，但在出版之时，“原书序跋近二十篇”【25】，褒扬之词比比皆是，这种现象也反映出在那个时代，“诗史互证”与“八股文法解诗”是一种时尚。
（四）社会学等新方法
前面三种方法的梳理立足于自南北朝至清代《古诗十九首》相关的文献资料，但真正全方位阐释《古诗十九首》是在20世纪。伴随着西方学术思想、文艺思潮的引进和传入，中国学术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研究者突破传统“诗史互证”和“比兴”解诗的传统套路，以新方法从社会、历史、文化、哲学等方面对《古诗十九首》的题旨进行研究，取得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成果。
关于20世纪《古诗十九首》的研究，刘明怡的《近二十年〈古诗十九首〉研究概观》（《新华文摘》2003年第1期）、张幼良的《20世纪〈古诗十九首〉研究述评》（《贵州文史丛刊》2003年第4期）以及刘则鸣的《〈古诗十九首〉研究百年综述》（《集宁师专学报》1999年第2期）三篇文章有较为详细的综述。
张幼良在其论文中专门探讨20世纪《古诗十九首》研究中“题旨探索的新变”。作者将20世纪的研究分为三个时期：20世纪初以梁启超为代表的在进化论指导下的社会学新方法；新中国成立后以马茂元为代表的以唯物论和辩证法来研究《古诗十九首》的题旨内涵，以及“文革”时期庸俗社会学的研究方法；80年代以后多视角、多方面、多元化的研究。作者认为“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初版于1999年8月，它及时地吸收了当今《古诗十九首》的最新研究成果，其有关《古诗十九首》题旨内涵的论述，带有权威性，代表了现阶段这一问题研究的最高水平”。
上述引证说明，研究方法大抵难免有因应时代的共同特点，但是由于各学者所持文学观念的不同，即使处于同一时代，他们对内容的划分和对思想性质的理解也有所不同。如梁启超与郑振铎对《古诗十九首》的研究都受进化论的影响，但梁启超认为《古诗十九首》为美文学范畴，将它编入《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一书，第一次用社会批评的方式从多种角度分析《古诗十九首》的内涵实质，并认为其“厌世思想之浓厚—现世享乐主义之讴歌，最为其特色”。为了证明这一观点，作者结合东汉末年的时代背景、社会思想的变迁，联系汉代儒、道、佛、神仙思想的影响，深入地剖析了《古诗十九首》厌世思想产生的社会、历史和宗教原因。而郑振铎则认为其属于俗文学范畴，在《中国俗文学史》中专辟“汉代的俗文学”一章，重点分析了《古诗十九首》的内涵。受胡适在《白话文学史》中提出的“一切新文学的来源都在民间”观点的影响，郑振铎认为《古诗十九首》属于民歌。从内容上看，《古诗十九首》中以“情诗”为主题的有十三首，另有“哲理诗”六首。诗中抒发“哀怨”之情以及“由悲观主义而遁入刹那的享受主义的人生观”【26】。《中国俗文学史》一书具有初步的唯物史观，弥补了胡适在《白话文学史》中对《古诗十九首》只是一笔带过的疏漏。
现代学者以新的学术眼光和审美情趣细分《古诗十九首》的诗歌类型，探讨其审美价值与意义。钱基博将《古诗十九首》的内容（见《古诗十九首讲话》）概括为怀春、伤离、悲穷、哀逝四类。朱自清的《古诗十九首释》别开生面，肯定了《古诗十九首》表达男女私情和相思离别之情的艺术价值。马茂元的《古诗十九首探索》【27】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观点分析《古诗十九首》的思想内容，他认为“在《十九首》里综括起来，有这两种不同题材的分别，即表现羁旅愁怀的不是游子之歌，便是思妇之词”，“这种思想是庸俗而粗野的，它的气质是浪漫而颓废的，但其中却蕴藏着某种现实的、积极的因素。《十九首》在平凡的生活里升华出一种悲天悯人的人性中最高贵、最灿烂的光辉，也就是《十九首》思想情感上所达到的完满的高度”。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一书中，第一次从生命意识角度探讨《古诗十九首》诗中表现出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他认为《古诗十九首》里的“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和“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飘尘”等音调都抒发了一种对生命短促、人生无常的悲伤和沉郁。
由于时代的变化与编写者观念的不同，在文学教材类著作中，对《古诗十九首》题旨的认识也有不同甚至相互矛盾。如刘大杰主编的《中国文学发展史》（1943）认为：“诗人呼吁及时行乐内蕴着深沉的悲愤，表面的颓废掩饰着积极的人生态度。”游国恩主编的《中国文学史》（1963）认为：“《古诗十九首》中所流露出的游子思妇的感伤，正是东汉末年社会的真实反映，其中浓厚的消极情绪更是封建统治阶级走向没落时期的反映。”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1997），从人性的发展角度来论述《古诗十九首》人生主题的内涵。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1999）认为：“《古诗十九首》展示了游子思妇的复杂心态，它所传达的思想感情在古代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意义。同时，这些作品还透彻地揭示出许多人生哲理，诗的作者对人生真谛的领悟使这些诗篇具有深邃的意蕴，诗意盎然而又不乏思辨色彩。”
此后，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从哲学、美学、社会学和文化学等不同角度切入，探讨其思想意义，但是总的来说，研究缺乏系统性，更未能有重大的理论突破。
三、影响研究
美国学者布鲁姆在《影响的焦虑》中提出一个富于挑战性的命题：“诗的历史就是诗的影响史。”追溯《古诗十九首》的生成、接受传播的过程，其影响史的研究也引起了古今研究者的关注。在研究思路上，影响研究包括接受影响和发挥影响两方面。古代许多学者对《古诗十九首》这两方面都有所关注，但只是点评式地散见于史著、子书、总集、别集及历代大量的诗话、笔记、选本、注本和各种丛书杂录的资料中，未成系统，更无理论探讨。现代学者虽开始关注这种影响，但多是个案的研究，理论建构的意识并不强。一般认为，中国传统的“推源溯流”法，肇始于南朝梁钟嵘的《诗品》。《诗品》中对《古诗十九首》的渊与流都有涉及，并对陆机的拟诗给予了高度评价。在接受影响方面，古代学者注重其与《诗经》、汉乐府的关系；在发挥影响方面，提得最多的是曹植对《古诗十九首》风格意象的继承、陆机的拟诗等。清代宋荦在《漫堂说诗》中谈道：“阮嗣宗《咏怀》、陈子昂《感遇》、李太白《古风》、韦苏州《拟古》，皆得《十九首》遗意。”【28】诚然，古代学者的研究只提出现象，未能深入阐述。
随着近二十年西方接受美学、影响研究的兴盛，现代学者开始关注《古诗十九首》的影响研究。其一，20世纪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古诗十九首》与《诗经》、汉乐府、建安诗歌、南北朝诗歌关系的研究。在古代文论零星片言的基础上，现代学者进行了更深入的探讨，较有影响的如《建安诗歌与〈古诗十九首〉》（赵昌平，1984）、《古诗十九首和汉乐府及建安诗歌》（范能船，1986）、《中国古代文人创作态势的形成——从古诗十九首及南朝文学谈起》（刘跃进，1992）等。其二，近十年来的影响研究还集中在对陆机、韦应物、王船山等拟诗的研究，如《从陆机拟古诗看其“呈才”的诗学观》（刘则鸣，2001）、《论陆机拟古诗》（刘昆庸，1998）、《陆机拟古诗之情感分析》（宋红霞、杨磊，2002）、《王船山与〈古诗十九首〉》（曾也鲁，2000）、《解读王船山〈拟古诗十九首〉》（周念先，2003）、《气貌高古清雅闲淡——谈韦应物对〈古诗十九首〉的继承和发展》（李伟权，2004）等。其三，对各个时代的隐性影响开始关注，主要集中于唐代诗人的个案研究。如《孟浩然与〈古诗十九首〉》（李福标，1998）、《论“末世情怀”在〈诗经〉、〈古诗十九首〉和晚唐诗歌中的表现》（杨玲，2003）、《论陈子昂〈感遇〉诗对〈古诗十九首〉的继承与发展》（江瑛，2003）等。其四，有学者开始关注《古诗十九首》学术研究的经典，并开始作系统的理论探讨。如张幼良等人对梁启超、马茂元和叶嘉莹等人关于《古诗十九首》的研究作了一系列总结，对其研究方法和特点进行了理论探讨。总的来说，研究者对有关《古诗十九首》影响的显性资料有所关注，但对散落于文史深处的隐性资料关注不够；微观的个案研究多，宏观的理论研究不够。
四、海外及港台学者的研究
前面三部分按照不同专题集中论述了中国本土从古至今的研究状况。本部分另辟一小点，按照不同国家与区域，对日本、法国、中国香港与台湾学者的研究稍作梳理，与前面内容少有交叉。由于海外学者的研究资料较难掌握，就所收集到的资料看，海外汉学者的研究成果数量不多，但研究视角独到，对问题探讨较有深度。
首先看日本学者的研究。早在20世纪20年代，日本学者铃木虎雄的《五言诗发生时期之疑问》【29】就涉及了《古诗十九首》创作年代问题的探讨。50年代以后，铃木修次、安布成得、吉川幸次郎等有专文论述，其中吉川幸次郎对《古诗十九首》生命主题的研究值得关注。吉川幸次郎将《古诗十九首》的主题分为三类：一是由不幸时间的持续而引起的悲哀；二是在时间的推移中由幸福转到不幸的悲哀；三是感到人生只是向终极的不幸即死亡推移的一段时间而引起的悲哀。【30】而90年代，《古乐府与古诗十九首——关于中国古代抒情诗成熟的研究》【31】、《“昔为倡家女，今为荡子妇”考——兼论汉代“倡家”的实际社会生活状况》【32】两篇论文，运用传统的文本考辨方法，资料丰富，论述有一定深度。日本学者冈村繁先生的《五言诗的定型过程》一文认为“娇艳甘美而情调颓废、近乎‘郑声’风格的《古诗十九首》，其大部分都产生于前汉末至后汉时代”【33】，其研究的思路、方法与成果对中国学者都有所启发。
其次，法国学者戴密微主持编译的《中国古诗选》（1962）中，收录了《古诗十九首》的全部译文，并称赞它是汉代流传下来的最优美的诗歌，他的弟子让·皮埃尔·狄耶尼更是独具慧眼，对《古诗十九首》进行了专门研究。对于创作年代问题，让·皮埃尔·狄耶尼认为：“古诗产生于一世纪中叶与二世纪中叶之间，出现于班固、傅毅与秦嘉（Ts’in Kia）的时代之间，这期间所有的诗歌已经模仿一种习用的体裁。当然，这里仅仅是一种暂时的推想。我呼吁人们对研究方法的关注，这要比我所勾勒出的结论性术语更为重要。当评论界停止在其狭隘的圈子里处理问题，拥有很好的汉代诗文知识之日，‘十九首’的起源问题就会轻而易举地得到解决。”【34】他对《古诗十九首》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地位与作用的阐释深刻而到位。他认为“《古诗十九首》的成就是剥夺不了的：它们进行了一场开启新时代的文学变革。它们的根须深植在过去的土壤中，不仅朝向《诗经》，而且深入《楚辞》。它们不仅在民歌的形式上，而且在哲学思想上，都属于自己的那个时代。它们成功地综合了这些历史赋予的好处，创造了一种神形焕然的新诗体。传统、民歌和新思想在那里冶为一炉”（栾栋教授译文）。其中，他多次强调《古诗十九首》之“新”——新诗体、新精神与新世纪，抓住其作为中国古典诗歌之“诗母”所具有的元典内涵。同时，让·皮埃尔·狄耶尼对“离别”和“死亡”两大主题进行了剖析，并与《楚辞》、法国文学进行了比较鉴赏。1968年，他还出版了《中国古典诗歌的起源——关于汉代抒情诗的研究》，更深入研究中国汉代的抒情诗，其视角较为独特。【35】
另外，港台学者也一直关注着《古诗十九首》的研究，特别是其50年代至70年代的研究成果弥补了中国内地这一时期（此时段中国内地处在“文化荒漠”时期）研究的不足。相比较而言，台湾学者的研究在数量上、质量上都值得重视，香港学者的研究在数量上不多，但有一些有分量的研究。【36】总的来说，港台学者的研究多注重具体作品的欣赏、创作年代的考证和诗歌主题、艺术技巧、诗歌意象的分析以及《古诗十九首》与《诗经》、汉乐府关系的研究等方面。
创作年代的考证方面，较有代表性的如《古诗“明月皎夜光”节候释》（香港劳节，《民主评论》1954年11月）一文中谈到写作年代问题，引多种典籍为证，反驳前人旧说。
《古诗十九首》与《诗经》、汉乐府关系的研究方面，较有代表性的如《古诗十九首与古乐府》（台湾王成荃，《文学杂志》1958年第6期）、《汉诗的发展与古诗十九首》（台湾吴天任，《中国诗季刊》1984年第6期）、《〈诗经〉与〈古诗十九首〉：从比兴的演变来看它们的内在联系》（台湾蔡宗齐，《中外文学》1989年第4期）、《论古诗十九首与汉代乐府诗的关系》（台湾陈玉倩，《辅大中研所学刊》1995年第9期）、《汉代乐府诗与古诗十九首之关系析论》（台湾林彩淑，《中国文化大学中文学报》1998年第4期）等文章。
艺术技巧、诗歌意象的分析方面，较有代表性的如黄瑞枝的《析探古诗十九首意象特质》（台湾《屏东师院学报》1994年第6期）一文，以艺术的观点，分色彩、结构、造型三方面，解析探讨其营造意象之实质，同时作者采用了一些统计分析方法，值得借鉴。又如陈志源的《古诗十九首中的植物意象》（台湾《辅大中研所学刊》1997年第6期）。该文对于意象的分析很独特，将《古诗十九首》中的植物进行分类并探讨其在诗中扮演的角色，发现在原诗中并无协韵或节奏上的使用情形，故作者推断该意象的出现、运用，与诗人当时心境有莫大关联。其后列举《古诗十九首》中出现的所有植物意象并析评之，得出不同植物可呈现相同或近似的意象，但有特殊意义或用途的植物所呈现的意象不与其他植物混淆，即质性与种植地都会影响植物的意象运用。此外，《论古诗十九首的艺术技巧》（台湾廖蔚卿，《文学杂志》1957年第9期）、《从借喻论古诗十九首的艺术技巧》（台湾沈谦，《古典文学》1985年第8期）、《试析古诗十九首的比兴》（台湾魏靖峰，《中国语文》1999年第2期）等文章也值得关注。
对诗歌主题的探讨，如陈清俊《生与死的关怀——中国诗人对死亡的凝视》（陈清俊，《中国学术年刊》1995年第3期）一文就《古诗十九首》、陶诗与盛唐诗考察中国诗人对生死的关怀。柯庆明的《从“现实反映”到“抒情表现”——略论古诗十九首与中国诗歌的发展》（台湾师大《纪念许世瑛先生九十冥诞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999）一文对《古诗十九首》文学史地位的探讨值得关注。林香伶《从人物性格的二重组合谈古诗十九首》（台湾林香伶，《中国学术年刊》1999年第3期）从人物性格的二重组合理论切入研究，重新检视了《古诗十九首》的文学价值。另外，吕明修《古诗十九首之主题探讨》（吕明修，《中国技术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一文将《古诗十九首》分为“离愁别绪”、“感时伤逝”、“知音难觅”和“怀才不遇”四类，以诗歌在东汉末年之历史背景所展现之主题思想进行归类诠释。
台湾学者对《古诗十九首》具体作品赏析的文章数量不少，有代表性的如沈谦等系列的作品欣赏文章，特别是旅居美国的学者叶嘉莹在《汉魏六朝诗讲录》中对《古诗十九首》的分析鉴赏融中外文论于一体，采用文本细读的方法感悟文本，很细密，最有影响。其中，运用声韵学来介绍诗的音韵，探讨《古诗十九首》的口语、声情，以文学史与文学上的推导析论与各种版本的解读辨正，对《古诗十九首》所作的全面性赏析颇值得称道。台湾学者张清钟的《古诗十九首汇说赏析与研究》一书，是继隋树森后又一本材料丰富、内容翔实的专著。在汇集历代对《古诗十九首》作者与创作年代的各种观点后，张清钟提出“《古诗十九首》是西汉初年至东汉末年间之文士、辞人，仿国风之体，不立诗题，亦不著姓名之作品。其作者未必是一人，时代亦未必是同时”【37】。此说承接旧说，又有新的发见，分析到位。
就本人所收集的资料看，近年来以《古诗十九首》为主题的学位论文，主要有硕士论文十六篇，其中中国大陆十三篇，台湾三篇，而且有逐年上升、形成热点的趋势。仅2007年就有七篇之多，占总数近一半之多。但从其选题内容看，大都比较狭窄，主要集中在语言修辞、抒情美学或历史背景等传统论题上；以“浅”探为主，甚至连资料的收集也未能有所突破。
综上所述，《古诗十九首》研究似有以下不足：①研究的总体状况较为薄弱。与学界对其他文学经典研究的投入程度相比，数量上略显薄弱，与《古诗十九首》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不相匹配。《古诗十九首》在诗歌史上的重要性特别是其作为纯文学的审美价值未能被现代研究者充分重视，在理论探讨的深度与系统性上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②研究方向过于集中。历代研究者醉心于解开“作者与写作年代”之谜，对于作者与写作年代的大量考证研究成为《古诗十九首》研究的重心与焦点，而相对忽视其作为古代诗歌经典自在自足性的理论研究。《古诗十九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一直较为稳固，特别是宋代吕本中《吕氏童蒙训》将其作为学诗规范，严羽《沧浪诗话》将其列入需要“熟读”的作品，由于历代诗论家对其推崇，《古诗十九首》几乎一致被推到“范本”的崇高地位。与其他文学经典浮浮沉沉的际遇相比，其文学的经典性以及经典化过程更值得研究者深入思考。虽然现代学者的研究正走向多元化，但文本阐释研究、影响与互文研究、诗歌理论研究等尚需进一步开展。③诗学研究的方法有待拓展。传统的诗歌研究重视感悟，“以诗解诗”是主要倾向。现当代学者以多元的视角从理论的高度（大多是西方现成的理论）透视诗歌现象，寻求诗歌背后之意义。要想对《古诗十九首》的研究有所突破和创新，必须在诗学研究方法上下工夫。栾栋先生倡导融会中西学以加强文史哲学特点的人文学方略【38】，对拓展本领域的研究有重大启示。他提出的“文学归化”研究理路和“辟文学”的方法有发人深思的独到之处。【39】他所说的“文学归化”，是指“文学从大道出，而又缘大道归”的诗化哲学脉络，即“文学由他化而来，并化他而在，且他化而归”的“兼他性”生态。【40】栾栋先生关于“文学非文学”的命题，正是建立在文学“兼他性生态”的基础之上的，而他关于“辟文学”的方法则是解析和论证“文学非文学”命题的“归化”性运演。【41】上述理论与方法，对本选题探讨经学性文学经典和诗学性文学经典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栾栋先生的《古代文学通化论》、《诗语》、《论比较》等讲稿，对本研究的展开有着直接的导向作用。
注释：
【1】对《古诗十九首》的研究较有价值的代表作品主要有唐代的《文选注》（李善）和《文选五臣注》、元代刘履《选诗补注》中的“古诗十九首旨意”、清代吴淇的《六朝选诗定论》等。
【2】唐代有皎然《诗式》和王昌龄《诗格》，宋代有蔡宽夫《蔡宽夫诗话》、吕本中《吕氏童蒙训》、张戒《岁寒堂诗话》、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和严羽《沧浪诗话》，金有王若虚《滹南诗话》，元有杨载《诗法家数》、陈绎曾《诗谱》和刘履《古诗十九首旨意》，明有徐祯卿《谈艺录》、杨慎《升庵诗话》、谢榛《四溟诗话》、王世贞《艺苑卮言》、王世懋《艺圃撷余》、胡应麟《诗薮》、孙鑛《〈文选〉评》、钟惺和谭元春《古诗归》、陆时雍《古诗镜》等。特别是宋吕本中《吕氏童蒙训》将其作为学诗规范，严羽《沧浪诗话》将其列入需要“熟读”的作品中。
【3】清代的专著与专论有金圣叹《唱经堂古诗解》、吴淇《古诗十九首定论》（自《选诗定论》摘出）、朱筠《古诗十九首说》、张庚的《古诗十九首解》、姜任修《古诗十九首绎》（王康《〈古诗十九首绎〉后序》）、方东树《论古诗十九首》（自《昭昧詹言》摘出）、饶学斌《月午楼古诗十九首详解》、刘光贲《古诗十九首注》、张玉谷《古诗十九首赏析》（自《古诗赏析》摘出）、卿彬《古诗十九首注》、蒋衡《古诗十九首笺》和朱筠《古诗十九首说》（钱大昕《古诗十九首说序》）等。
【4】清代著作中涉及《古诗十九首》研究的有：贺贻孙《诗筏》、顾炎武《日知录》、冯班《钝吟杂录》、王夫之《姜斋诗话》、吴乔《答万季埜诗问》、宋大樽《茗香诗论》、李因笃《汉诗音注》、叶燮《原诗》、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方廷硅《昭明文选大成》、于光华《文选集评》、董讷夫《阮亭选古诗》评点、宋长白《柳亭诗话》、沈用济与费锡璜《汉诗总说》和《汉诗说》、王士祯《带经堂诗话》、郎廷槐《师友诗传录》、刘大勤《师友诗传续录》、宋荦《漫堂说诗》、徐增《而庵诗话》、沈德潜《古诗源》和《说诗晬语》、袁枚《随园诗话》、成书《古诗存》、李重华《贞一斋诗说》、姜炳璋《古诗忆·古诗十九首解》、黄子云《野鸿诗的》、何焯《义门读书记》、汪师韩《诗学纂闻》、潘德舆《养一斋诗话》、魏源《〈诗比兴笺〉序》、陈沆《诗比兴笺》、施补华《岘傭说诗》、刘熙载《艺概·诗概》、吴汝纶《古诗钞》和王国维《人间词话》等。
【5】这个时期的主要专著有：髯客《古诗十九首诠释》（一）（二）、陈柱《古诗十九首解》、王缁尘《古诗十九首新笺》、俞平伯《葺芷缭衡室古诗札记〈古诗十九首〉章句之解释》、隋树森《古诗十九首集释》、朱自清《古诗十九首释》和马茂元《古诗十九首探索》等。专文分类研究见参考文献。
【6】《文选注》：“（古诗）五言，并之古诗，盖不知作者，或云枚乘，疑不能明也。诗云：‘驱车上东门’，又云：‘游戏宛与洛’，此则词兼东都，非尽是乘，明矣。”显然，在李善看来，十九首中有东汉的作品，由枚乘作的那八首（徐陵）并非全由他所作。
【7】唐代皎然《诗式》：“西汉之初，王泽未竭，诗教在也。……其五言，固时已见滥觞，及乎成篇，则始于李陵、苏武。二子天与其性，发言自商，未有作用。《十九首》辞精义炳，婉而成章，始见作用之功，盖东汉之文体。又如《冉冉孤生竹》、《青青河畔草》，傅毅、蔡邕所作。以此而论，为汉明矣。”清代吴淇在《古诗十九首定论》中承此说。
【8】宋代蔡宽夫认为“则此十九首，盖非一人之辞”，但同意“徐陵《玉台》分‘西北有浮云’以下九篇为乘作”，说“陵或得其实”。宋代严羽在《沧浪诗话·考证》中说道：“《古诗十九首》，非止一人之诗也。《行行重行行》，乐府以为枚乘之作，则其它可知矣。”元代刘履在《古诗十九首旨意》中也谈道：“盖《十九首》本非一人之词，徐或得其实也。蔡宽夫亦尝辩之。”明代杨慎《丹铅总录》卷三十九认为“非止一人之诗也”，非一人之作，亦非一时也。
【9】王世贞认为，“意者中间杂有枚生或张衡蔡邕作，未可知。”胡应麟则认为，“盖千古元气，钟孕一时，而枚、张诸子，以无意发之，故能诣绝穷微，掩映千古”，“两汉无诗人。即李、枚、张、傅，一二传耳。自余乐府诸调、《十九》杂篇，求其姓名，可尽得乎？即李、枚数子，亦直写襟臆而已，未尝以诗人自命也”。
【10】徐陵《玉台新咏》中录枚乘诗九首，其中一首《兰若生春阳》不在《古诗十九首》之列。
【11】胡应麟《诗薮·杂编》卷一中认为：“然词气温厚，非建安所及。谓出曹、王，非也。”
【12】梁启超：《古诗十九首之研究》。见《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
【13】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版，第54～60页。
【14】木斋：《古诗十九首与建安诗歌研究》，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15】傅璇琮：《〈古诗十九首〉研究的首次系统梳理和突破——评木斋的汉魏五诗研究》，《山西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
【16】杨合林：《〈古诗十九首〉的音乐和主题》，《文学评论》2011年第1期。
【17】周光庆《中国古典解释学导论》（中华书局2002年版）一书中，作者将中国古典解释学分为语言阐释、历史阐释、心理阐释，并归结中国古典解释学的典范体式为“训诂传体式”。
【18】高小康：《中国古典艺术精神的形成》，《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1期。
【19】自“诗言志”与“诗缘情”两种诗学观相继产生以来，学者们就对“言志”与“缘情”有不同的理解，较有代表性的有这两种看法：一种是“言志”与“缘情”是两种对立的诗学观，另一种是所谓“志情合一论”。
【20】裴斐：《诗缘情辨》，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22页。
【21】陈伯海：《释“缘情绮靡”——兼论传统杂文学体制中的文学性标志》，《社会科学战线》2004年第6期。
【22】清代陈祚明《古诗选》卷三：“《十九首》所以为千古至文者，以能言人同有之情也。”清代沈德潜《说诗晬语》认为“大率逐臣弃妻，朋友阔绝，死生新故之感”。清代王康《〈古诗十九首绎〉后序》：“逐臣弃友，思妇劳人，托境抒情，比物连类，亲疏厚薄，死生新故之感。”
【23】梁启超：《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130页。
【24】《谨书月午楼古诗十九首详解后》。见隋树森：《古诗十九首集释》，中华书局（香港）1955年版，第119页。
【25】隋树森：《古诗十九首集释》，中华书局（香港）1955年版，第127页。
【26】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版，第54～60页。
【27】马茂元：《古诗十九首探索》，1957年6月作家出版社出版，“文革”后，作者又作部分修订，增加《古诗十九首》集评，更名为“古诗十九首初探”，由陕西人民出版社于1981年出版。
【28】马茂元：《古诗十九首初探》，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29】[日]铃木虎雄著，王馥泉译：《五言诗发生时期之疑问》，《小说月报》192年5月第17卷第5号。
【30】[日]吉川幸次郎著，郑清茂译：《推移的悲哀——古诗十九首的主题》，《中外文学》1977年第6卷第4～5期。
【31】[日]道家春代著，李寅生译：《古乐府与古诗十九首——关于中国古代抒情诗成熟的研究》，《河池师专学报》1994年第4期。
【32】[日]矢田博士著，李寅生译：《“昔为倡家女，今为荡子妇”考——兼论汉代“倡家”的实际社会生活状况》，《河池师专学报》1998年第3期。
【33】[日]冈村繁著，陆晓光译：《周汉文学史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78页。
【34】[法]让·皮埃尔·狄耶尼（另有翻译为桀溺）：《古诗十九首译解》法文原版第187、161页，本书采用栾栋教授的翻译。
【35】钱林森：《牧女与蚕娘——法国汉学家论中国古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36】邝健行、吴淑钿：《香港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论文目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
【37】张清钟：《古诗十九首汇说赏析与研究》，台湾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152页。
【38】栾栋：《易辩法界说——人文学方法论》，《哲学研究》2003年第8期。
【39】栾栋：《文学归藏论》，《文学评论》2004年第1期；《文学归潜论》，《文学评论》2005年第5期；《文学归化论》，《文学评论》2006年第4期；《辟文学通解》，《文学评论》2008年第3期。
【40】栾栋：《文学他化论》，《学术研究》2008年第6期；《文学他化说》，《文学评论》2009年第4期；《法国文学的他者指归》，《学术研究》2010年第2期。
【41】参阅栾栋：《古歌三章》，《学术研究》2009年第8期；《庄学札记》，《光明日报》2006年3月31日；《文心雕龙辟文学之美学思想刍议》，《哲学研究》2004年第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