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事件而故事的“情节化”解释只是历史叙事的审美层面，这一层面彰显了历史文本的审美风格和历史学家的审美素养。除此之外，海登·怀特认为按某种形式类型组成的一系列故事还有一个共同的“主旨”或“中心思想”。故事中的事件可通过逻辑演绎形式而获得推论性的解释。这种解释能够分解为一个三段论：含有因果关系普遍规律的大前提；适用于该普遍规律的涉及边界条件的小前提；由上述前提推导出来的实际发生的事件，即结论。这种逻辑演绎只可顺向推理，不能逆向论证。海登·怀特将这种运用推定律的合成原则就故事中所发生事情的解释称为“形式论证式解释”。
很显然，这是历史叙事的认识论环节。这种认识论意义上的解释不同于史学家通过情节化将事件转变为特殊类型的故事而获得的审美解释，即事件的“情节化”不同于对事件的“描述”。前者赋予事件某种类型的形式一贯性，而后者使得特定时空范围内的作为要素的事件具有一种因果联系的逻辑一贯性。这样，历史学既具有艺术性成分，也具有科学性特点。但是，与自然科学的解释原则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不同，用于历史解释的社会因果律还没有达成一致的看法，在对同一组历史现象的确定解释上还有争执，因此，历史学还具有原始科学的特征，即历史还要通过隐喻、形象思维等诗性方法认识人类世界。
鉴于此，海登·怀特提出了四种可能的形式论证的适当类型作为其“形式论证式解释”的策略。他采纳了斯蒂芬·佩珀（Stephen Pepper，1891—1972）《世界的构想：证据的分析》一书中描绘世界观的四种范式：形式论（formism）、有机论（organicism）、机械论（mechanism）和情境论（contextualism）。海登·怀特认为大多数史学家会引述一般观念，诉诸某种一般真理理论或证明，而历史哲学家则意图研究出一种哲学，并精心阐述一种世界观，因此后者比前者更具认知上的负责性。海登·怀特借用佩珀的术语以突出历史叙事解释的认知意义。
另外，在阐述四种形式论证策略时，海登·怀特使用了肯尼斯·伯克《动机的语法》中的描述现实的文学表现的批评术语。伯克指出，关于现实的文学表现，无论多么“现实”，都是富有寓意的。他认为所有现实的文学表现形式都含五个假定的“语法”成分：情景、行为主体、行为、行为方式和目的。通过分析这五种要素在文学表现中的相对重要性和描述的方式，可以揭示一种实在表现中隐含的世界观。海登·怀特运用伯克的批评术语进行分析，使得认识论意义的“形式论证式解释”富有丰富的想象空间和生动的类比联想。
第一节 海登·怀特形式论证式解释的具体内容
“解释模式”是海登·怀特分析历史文本的重要工具。他分析历史文本的四种模式所面对的是同一种语言的不同层面。“模式其实就是某种事物的小规模复制品，省略了各种各样无关紧要的成分。”【1】而“一个模式的作用，就是看它是否能给我们带来对事物新的认识”【2】。这也适用于海登·怀特在建构历史诗学大厦时所提出的“四重解释模式”理论。
一、形式论模式侧重于对事件的分散性分析，倾向于识别历史现象的多样性
故事解释的形式论模式，即历史解释的形式主义观念旨在识别历史领域内客体的独特性和现象类型的多样性。形式论的解释策略对材料的分析是“分散的”，其视野比较开阔。但是，在普遍概括上是“印象主义”的，其历史叙事缺少概念的“精确性”。这类史学家往往通过历史叙事中的特殊行为主体、行为方式和行为的生动性来弥补概念的空洞。这种印象式的历史叙述如同印象派绘画追求一种瞬间的“光与色的迷人效应”，印象派绘画技法一反学院派拘泥于“物体固有色”的束缚，通过色彩的补色关系打破了古典主义的对称、均衡，运用碎片表现物象，使得画面呈现出明亮、清新、洒脱的特点。
而印象式文学批评也是反对权威判断、强调主观趣味的产物。这使得海登·怀特的具有印象主义特质的形式论模式对历史叙事解释本身也就起到了反对传统实证主义历史观的作用。海登·怀特所谓的对事件“分散性”分析的形式主义模式更适合于那种“色调的丰富感和色彩的层次感”较强而普遍陈述却无足轻重的历史画卷。这种对各种术语、范畴并不在意的历史叙述针对的是整个历史领域及其过程的意义建构。“它在自然或历史存在的更高级与更低级的生命形态之间进行区分的基础之上寻求历史过程的意义。”【3】确定特殊客体的唯一性，展示历史现象的多样性、在叙事中表现特殊行为重构的生动性和概念的模糊性是形式论解释的四个特点。由此看来，形式论特征的历史文本不受理论框架的限制，思维敏捷，自由轻灵，历史视野较为开阔，重主观情致。海登·怀特认为最具有这种叙述特征的是浪漫主义叙事史家，其他的诸如赫尔德、卡莱尔、米什莱、尼布尔等都属于此类历史学家。
尼采的《道德的谱系》是具有形式论解释特点的文本。在书中，尼采首先分析了“善与恶”、“好与坏”的二分法。随后，论述了“负罪”、“良心谴责”以及相关事物，接着指出禁欲主义理想是人类意志的一种冲动，是人对空虚的恐惧。海登·怀特认为《道德的谱系》可以看成尼采“超历史”在一个既属历史又属哲学问题上的运用。因为，它试图找出道德、道德感良心以及人们对“善”、“恶”、“正义”信念的起源和意义。因此，海登·怀特将《道德的谱系》一书作为历史文本分析。海登·怀特指出，尼采根本就不将历史过程看成一个过程，而是一系列环节，每个环节都通过在场的行为主体的意图与它之前和之后的事物相联系。尼采说：“一件事、一个机构或一种风俗的历史就变成了一系列连续不断的重新解释和重新整理。”【4】而这一理解和解释的过程“不必按因果关系相连接”，它是“一系列多少有些深刻的、多少有些独立性的占有过程”。【5】尼采不仅要颠覆目的论，还要颠覆一切因果关系。
所以，在举例分析了一段尼采关于史学家如何穿透意识形态疑云方法论述的文字之后，【6】海登·怀特认为这种历史文本完全是对机械论、有机论和情境论历史解释概念的拒斥。尼采的历史解释明显具有海登·怀特所说的形式论模式的四个特点。因为，尼采感兴趣的不是概念本身的精确性，而是行为主体的意图、历史现象的多样性。这种反体系式的写作实践体现了尼采强烈叛逆性和批判精神。概念模糊，思想鲜明，单纯却强烈。对于其语言表述，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赞扬道：“中有新力，言亦确凿不可移。”而对于这种诗化表达方式中所蕴涵的思想，鲁迅于《文化偏至论》中称誉说：“深思遐瞩，见近世文明之伪与偏。”【7】鲁迅的评价从另一个侧面概括了尼采历史叙述的形式论解释特点。
二、有机论模式侧重于对事件的综合性把握，倾向于谈论历史原则或历史观念
故事解释的有机论模式对描绘历史整体过程的兴趣远胜于叙述个体要素，这种模式热衷于将事件的细节“综合”为故事成分，有机论策略的核心“存在一种对微观──宏观关系范式的形而上学承诺”。这类史学家更愿意看到“单个实体”成为整体之部分，而“整体不仅大于部分之和，在性质上也与之相异”。因此，其论证理论更具“整合性”。海登·怀特认为有机论解释的一个明显特征是避免探求历史过程的“规律”，而更倾向于谈论“原则”或“观念”。这些“原则”或“观念”被看成想象的或预构的“目标”（肯尼斯·伯克），并不起构成因果关系的行为主体或行为方式的作用。效法有机论解释策略的史学家有兰克、19世纪中叶的民族主义的史学家和唯心论者。较为典型的有机论解释模式者是黑格尔。他反对形式论与机械论两种历史观，认为前者在历史中识别出来的形式一致性是任意的，并且只是同一种形式一致性的循环；后者屈从于因果解释概念的研究，将不可避免地得出人类历史从未有过实质意义的进步，人类文化的发展不过是各种因素的重新排列。这两种历史解释让人们在决定论和偶然性之间做出选择。
黑格尔主张有一种历史“原则”，将人类的偶然性与确定性、自由与约束的全部场景转化为一部具有理性的和道德意义的戏剧。在《美学》中黑格尔论述了三种历史写作的诗学风格：史诗的、抒情的和戏剧性的。在《历史哲学》导论中又区分了三个层面的历史意识：原始的（自在的）、反思的（自为的）和哲学的（自在自为的）。第一个层面的历史意识是原始性的纯粹历史产物，除了对历史过程简单了解之外，也发展了对时光流逝的意识和人性可能性的认识。第二个层面的历史意识，即自为的历史，黑格尔将其分为四种：普遍性的、实用性的、批判性的和概念性的。第三个层面的历史意识，黑格尔将其定义为对历史的“深思熟虑”，即史学家对自己的历史作品深思反省。理性、精神、情感等词成了黑格尔历史思考中的核心概念或范畴。对概念或范畴的重视是黑格尔历史有机论解释的主要特点。他说：“研究者必须先天地熟悉正在讨论的诸原则所隶属的整个概念场，就像开普勒在他能够从经验的材料发现那些不朽的定律之前，必须先天地熟悉椭圆、立方体和正方形，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8】
黑格尔认为只有在“概念场”中，才可以产生种种原则、思想形式和概念类型。这种历史思考方式除了体现为《历史哲学》导论中将历史意识分为三个层面外，还体现在该书中黑格尔将人类文明分解为四个阶段──诞生和成长阶段、成熟阶段、老年阶段、解体和死亡阶段，分别对应于古典戏剧的诸要素──苦难阶段、冲突/比赛阶段、撕裂阶段、发现阶段。而对于东方历史，黑格尔认为依次经历了四种形态：中国、印度、波斯、埃及。这四个连续性的阶段又类似于一部四幕剧：中国的神权****统治造成了“苦难”的情节；印度的神权贵族统治使其处于连续不断的“冲突”中；波斯帝国采取一种既具精神原则也承认其臣民物质利益的君主政权，这种君主政权使得各个“部分”联合成一个“整体”，但是，希腊人以个性绝对价值反对徒有其表的普遍性和埃及人以物质性要求反对华而不实的精神性的起义让波斯帝国展现了一种“分裂”的情节；埃及人以反讽的方式理解世界，精神与物质的对立使其文化呈现出“最矛盾的原则”面貌，在希腊悲剧《俄狄浦斯王》中，埃及人找到了解决自身矛盾的谜底：“人”。埃及处于黑格尔所说的四幕剧的最后一幕“发现”的情节中。
由此可以看出，黑格尔善于将历史过程分解为不同的“单个实体”或分解为不同历史时期，并从“原则”的差异上揭示作为部分的“实体”不同于整体的异质性。从中，我们可以领会有机论历史“综合”、“原则”、“整合性”的特征。
三、机械论模式侧重于对事件的还原，倾向于探求历史过程的发展规律
形式论证式解释的机械论模式，虽然与有机论模式一样在对材料的分析本质上是“整合的”，但是机械论对世界的构想更倾向于“还原”。因为，机械论将“行为主体”在历史领域中的“行为”看作“行为方式”的表白。机械论认为历史领域内的“客体”存在于部分与部分的关系形态中，并被某种规律支配。因此，机械论者倾向于探求因果规律以及诉诸这种规律的历史过程之结果。他们“研究历史是为了预言实际上支配着历史行为的规律，而写作历史是为了在一种叙事中展示这些规律作用”【9】。
与形式论对“单个实体”的强调和有机论对“原则”或“观念”的重视不同，机械论的核心词汇是“规律”。机械论认为作为证据的“个体实在”不如其所属的“现象类别”重要，而这些现象类别又不如从中推导出的社会结构和过程的“规律”重要。规律的表述必须求助于清晰的概念。因此，不同于形式论之概念的空洞，概念的精确性是机械论的明显特征。为此，海登·怀特提出巴克尔、泰纳、马克思、托克维尔是机械论模式的“典范”。
或许这样的概括未必全面，但它也有一定的合理性。比如，马克思《资本论》中的劳动价值规律、《共产党宣言》中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规律等充分体现了机械式历史解释之自我概念化和单线性的逻辑因果律特点。海登·怀特认为马克思的历史观念既是一种分析方法，也是一种表现策略。马克思机械论历史解释与黑格尔有机论历史解释之间的区别在于马克思主张历史存在的根基是自然，而不是意识。因此，马克思像发现自然规律一样从社会、历史中发现既可以分析微观事件（比如，法国1848年革命、1851年革命），也可以用于宏观事件（比如，人类全部革命）的规律。黑格尔有机论历史则侧重于“真”与“善”统一的历史“原则”或“观念”。
托克维尔对历史“结构”和连续性的兴趣要比对历史过程“变化”的兴趣大。在托克维尔的认识论中，历史过程是一个按机械论方式来认识的闭合系统，系统各部分之间的关系是以因果规律来理解的。《美国的民主》一书中，托克维尔通过论述历史与诗的关系以及阐明历史意识形态概念设想了一种能够发现社会过程规律的历史学。他以两类因果行为方式（文化的和个体的）分析历史事件，其结论是不仅可能把社会形式（贵族派和民主派）结合在一起，而且把历史与诗歌相融合构建一种实在和理想、真和美相结合的新型历史学。其倡导的诗与历史融合的新型历史学则是托克维尔“中庸之道”的体现。他说：“我一直努力发现人们可能遵循而不致成为赫利奥盖巴勒斯和圣哲罗姆的门徒的中庸之道。”【10】托克维尔“中庸之道”思想基础则是一种二元论思想。
这种二元论使得托克维尔在人性概念上摇摆于动物性与神性之间，政治学上摇摆于贵族制与民主制之间，文化上摇摆于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之间。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他运用诗与历史融合的方式分析了1789年法国大革命。他指出大革命像旧制度一样有着特定外貌和生命形式的确定的过去，是一种经历了六代人的断断续续过程而突然剧烈结束。因此，法国大革命是一种内在的存在，它亦非正，亦非邪。大革命是人类意识和社会制度相互冲突的产物，同时也是思想与情感、法律与政治重建和谐的尝试。这种“尝试”体现于历史文本中则是大革命或美国的民主等事件名字的消解。这是托克维尔将诗与历史融合原则的一种实践。在这一实践过程中，涉及不少诗论。如他说：“倘若人们完全无视其自身存在，心中就不会有诗”、“诗是对理想的探寻与描绘”等。虽然，意在探求一种稳定的历史规律，但是，托克维尔观点变化太快了。为数不少的思想家认为托克维尔的“哲学介于叔本华与斯宾塞之间，文学介于波德莱尔和左拉之间，史学思想介于兰克与马克思之间”【11】。这也许正是对托克维尔将诗与历史相融合的机械论历史观较为恰当的概括。
四、情境论模式侧重于事件的合并规则，倾向于在广阔的文化背景中挖掘历史线索
形式论解释在视野和具体性上优于重视抽象的“原则”、“观念”与“规律”的有机论和机械论解释，但其概念上的“印象主义”难以避免历史叙事的碎片化、零散化和主观性。所以，人们更愿接受一种代表着在历史领域中发现事件意义或价值的“功能性”概念的情境论解释策略。该解释策略通过确定历史领域中事件与事件之间的功能性相互关系来说明“所发生的事情”。与形式论模式相同的是，情境论也把历史领域当作一种“景观”或“质感丰富的地毯式网络”。但是，前者只想依赖实体的独特性和唯一性，而后者则强调通过存在于行为主体和行为方式之间的实体与实体的相互关系来说明事件。因此，情境论解释的关键是确定个体或制度与社会文化“现场”相连的“线索”。这些“线索”都是能辨别和追踪的。所辨别的是事件发生的自然、社会场所；所追踪的是确定事件的“起源”以及该事件对后续事件的影响。因此，情境论解释策略尽量避免形式论的“分散倾向”，以及有机论和机械论的“抽象倾向”，它运用“合并规则”来确定实体的家族特征。海登·怀特指出情境论解释是两种冲动的结合：形式论背后的分散性冲动和有机论背后的整合性冲动。这就使得它从时间链条中截取历史过程的片断或部分，进行共时性表现。
此类故事解释作为主导性解释原则主要体现于布克哈特的历史著作中。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一书里，布克哈特以一位“印象派绘画大师的气质，勾勒出意大利政治发展的主线”【12】。书中六个部分，每个部分都包括了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文化不同方面的分析。围绕着文化发展这一“主线”，运用“合并规则”，布克哈特从礼仪、社会习俗、法律、宗教、文学、戏剧、节日、庆典等多方面塑造了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景观”。整部著作都是过渡，没有开端和结局，不仅如同皮耶罗·迪·科西莫和拉斐尔绘画主题的结合，“既富野性又显崇高”，而且，也是一幅“色调悲凉，充满着伯恩·琼斯和罗塞蒂的倦怠目光”的绘画。【13】
《导游──意大利艺术作品欣赏指南》一书分为建筑、雕塑和绘画三个部分，依据叔本华的美学思想，展现出每一部分从古典时期、基督教早期到巴洛克时期精神性上升的层次。布克哈特讨论每一领域的艺术家时，热衷于确定艺术品的内容和形式受到赞助人的兴趣和压力的影响，因此，其艺术作品总是有缺陷的。比如，谈到意大利哥特式时期画家乔托时，布克哈特指出他的成就在于作为一位叙事者，他提供了使故事明白、简洁和优美所必需的因素。其伟大壁画和油画中的人物唯一目的就是为了说明一个故事。他主要讲述那些耶稣基督、圣方济和教会生活事件。乔托绘画的缺陷在于其讽喻因素并没有完全消除。对于布克哈特来说，讽喻代表着屈从于宗教神秘的因素，这反过来是想象的失败，破坏了艺术的真实性。布克哈特认为绘画中的讽喻性因素不同于象征性因素，试图表现这种崇高观念的艺术作品，其讽喻性越少，确定行为就越多，给人的印象就越深刻。
布克哈特由意大利的艺术上升到西方艺术史：“西方艺术史被看作是一种三重张力（讽喻性、历史性和象征性）之间的发展史。”【14】他在历史解释中关注的是历史事件那种发展成为“结构”的理论，即“将事件嵌入同样能够识别的诸多个体的构造之中，而这些个体占据着事件周围的历史空间”【15】。这种情境论历史假定“当编织成某个历史时代之锦绣的各种线缕都被区分开……其联接都展示了出来，此时，也就给出了历史事件的解释”【16】。同时，这也印证了曼海姆所说的：“被人们从艺术角度构成的所有各种东西，都已变成了清晰的、可理解的、理性化的、有组织的以及有结构的东西，而以其他方式形成的东西则不是如此。”【17】
第二节 故事的形式论证式解释与审美“智性体验”【18】
总之，通过上述四种故事解释模式的论述，可以发现它们是在语言层面上将历史叙事概念化。“以临床方式形成理论时，概念化的目的是产生出对眼下问题的解释，而不是显示出试验操作的结果或演绎出某种已定体系的未来状态。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理论只能适应（或者更慎重一些，只能有说服力地解释）过去的实际；理论还必须适应──理性地适应──未来的实际。”【19】格尔兹明确指出概念化的理论是面向当下和未来的，或者说对过去大量可观材料的提炼与升华之体现的概念化对现实问题应当有实际意义，即概念化的理论应当是实用主义的。对于概念化的理论的现实性与实用性黑格尔也有过精辟见解，他说：“概念是返回到作为简单直接的存在那种的本质，因此这种本质的映现便有了现实性，而这本质的现实性同时即是一种在自己本身内的自由映现。”【20】概念的现实性内涵意味着历史叙事的概念化实际上也是对历史所反映的现实生活的逻辑归纳。
在使用了伯克的文学批评术语之后，海登·怀特对历史叙事的逻辑归纳并非单纯是哲学意义上的分析，还是具有一定文学色彩的形象概括。米歇尔·罗斯指出：“通过形式主义策略对现实的各种建构，海登·怀特将认识论和客观性问题替换为自己喜欢的那种文学或诗性结构的问题。历史学家并没有意识到过去是一个故事，他使过去成为一种故事。”【21】罗斯认为通过使用聚焦于现实主义类型建构的形式主义策略，海登·怀特将认识论的以及客观性问题置换为自己喜欢的对文学或诗性结构的探询。历史学家并非从过去“发现”某种故事，而是将过去“加工”成某种故事。
可以说，这四种故事解释形式也是历史叙事的四种诗性结构，只不过不是用于想象的，而是对情节化了的故事本身所蕴涵的丰富意义的概括性描述。“意义，这个让我们曾经兴高采烈地留给哲学家们和文学批评家们绞尽脑汁去探讨的、令人困惑而又拙劣地界定的虚构实体，现在又回到了我们这门学科的中心。”【22】这里的“这门学科”指的是文化人类学，但是，这句话同样适用于海登·怀特的历史诗学，因为意义的探寻是海登·怀特历史诗学运作的内在机制，故事的概念化是故事情节化之后历史叙事的诗意蕴涵的自然延伸，像解读文学文本一样去探究历史文本中所蕴含的意义。海登·怀特在形式论证式解释的四个层面上对历史文本意义的探究，已不是创造、领悟、感受那种朦胧的、具有浓厚形而下色彩的意象之美，而是一种形而上的“智性体验”。
因此，可以这样认为，海登·怀特关于历史叙事的形式论证式的四种故事解释是另一层面上的审美体验：智性体验。“在通常的审美实践中，一直存在着‘形而下’的‘情性’体验与‘形而上’的‘智性’体验的区分。”【23】当代学者徐岱通过研究“趣味”这一审美范式，指出审美体验既是一种被肉体包裹的情性体验，也是一种超功利性的智性体验。因此，审美体验是一种复合型体验。在审美实践活动中，审美主体既可以欣赏到感观知觉之美，又可以享受到神情愉悦之乐。这种审美观点就将人的肉体与精神、经验与超验联系了起来。
如果说故事的情节化解释突出了历史叙事之“形而下”的“情性”，那么形式论证式解释则强调了历史叙事之“形而上”的“智性”。前者提供了历史叙事的性情之乐的感性审美内涵，后者以理性主义文化为主导，注重历史叙事的智性快感的美学意义。实际上从历史叙事的角度，海登·怀特强调了美感的认识性与感官享受的审美性的一体性。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把海登·怀特的历史诗学称作历史审美主义的原因。因为，海登·怀特在有意关注历史中的审美内涵时不经意中将审美存在论与审美认识论在历史诗学内予以分层体现。正如孔颖达在《正义》中所言：“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海登·怀特的故事的情节化和故事的形式论证在历史诗学范围内做到了“味”与“韵”的统一。
罗斯说：“海登·怀特不关心故事与现实是否相符合的问题，因为，除了有意味的故事情节之外，海登·怀特根本就没有考虑‘现实’。”【24】就《元史学》一书而言，罗斯对海登·怀特形式论证式解释策略脱离现实的评价是正确的。因为，海登·怀特主要基于历史文本，或者更精确地说，海登·怀特的形式论证式解释完全是历史语言层面上的“操作”，是以“情性”体验为前提的“智性”意识，或者说，这是对历史文本进行智性体验的结果。因此，这种故事的解释与分析只有在历史虚构性（并非“事件”本身是虚构的）前提下才能“运转”。
注释：
【1】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唐小兵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6页。
【2】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唐小兵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6页。
【3】海登·怀特：《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像》，陈新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110页。
【4】海登·怀特：《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像》，陈新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497页。
【5】海登·怀特：《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像》，陈新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497页。
【6】海登·怀特：《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像》，陈新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503页。
【7】徐岱：《美学新概念──21世纪的人文思考》，学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39页。
【8】海登·怀特：《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像》，陈新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112页。
【9】海登·怀特：《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像》，陈新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21页。
【10】赫利奥盖巴勒斯，公元3世纪罗马帝国皇帝，信奉太阳神，曾将自己的宗教强加于罗马人民，后引发暴动被杀。圣哲罗姆，拉丁学者，第一本拉丁文《圣经》的译者。
【11】海登·怀特：《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像》，陈新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308页。
【12】海登·怀特：《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像》，陈新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334页。
【13】皮耶罗·迪·科西莫（1462—1521），意大利佛罗伦萨派画家，其《基督投胎和诸圣人》体现了佛罗伦萨15世纪末期的画风：宗教题材世俗化描绘，赞颂人性和自然，人物造型表现趋于成熟。拉斐尔（1483—1520），意大利画家，以人间常见的家庭欢乐情景来描绘圣母与子之间母慈子爱的深厚的天伦之乐，他的祭坛画《西斯廷圣母》可与达·芬奇《蒙娜丽莎》媲美。伯恩·琼斯（1833—1898），英国前拉斐尔派画家，以亚瑟王传说、圣经故事、希腊神话为主题创造了一大批充满浪漫主义情调的杰作，代表作《梅林的诱惑》、《国王与乞食少女》。罗塞蒂（1828—1882），英国诗人，前拉斐尔派画家，绘画作品中气氛忧郁而伤感，因其肖像画《白日梦》以及“神女”等细节生动、神秘的诗篇而出名。
【14】海登·怀特：《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像》，陈新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349页。
【15】海登·怀特：《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像》，陈新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36页。
【16】海登·怀特：《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像》，陈新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360页。
【17】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艾彦译，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164页。
【18】徐岱：《美学新概念──21世纪的人文思考》，学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442—454页。
【19】克利福德·格尔兹：《文化的解释》，韩莉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34页。
【20】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25页。
【21】Michael S.Roth."Cultural Criticism and Political Theory：Hayden White’s Rhetorics of History"，Political Theory，Vol.16，April 1988，p.640.
【22】克利福德·格尔兹：《文化的解释》，韩莉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38页。
【23】徐岱：《美学新概念──21世纪的人文思考》，学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44页。
【24】Michael S.Roth."Cultural Criticism and Political Theory：Hayden White's Rhetorics of History"，Political Theory，Vol.16，April 1988，p.6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