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登·怀特在阐述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时指出，“一部历史理应有某种解释性成分，就像地图有‘图例’。然而，这种成分必须移到叙事自身的外围，也和地图的图例一样。”【1】根据海登·怀特的“图例论”，事件的情节化解释是历史学家鉴别故事类型、确定故事意义的“图例”；形式论证式解释模式是标识一组事件“中心思想”或“主旨”的推理论证“图例”；意识形态蕴涵模式则是渗透于系列事件的历史学家的情感与伦理“图例”；而四重比喻意识模式则是上述三种故事解释模式的深层结构的“图例”。经过某种比喻意识（海登·怀特确认了四种比喻意识：隐喻、转喻、提喻或反讽）的运作，原始事件完成了由情节、认识与情感到意识的一系列“转义”而成为供读者阅读的历史文本。
第一节 雅柯布森和施特劳斯的隐喻与转喻理论
海登·怀特认为，就分析语言现象而言的“隐喻—转喻”二元组合是很有成效的，但是，将它们作为一种框架结构来表现文学风格时尚欠火候。因此，他倾向于比喻的“四重理论”，以便更加详细地区分出单一话语内的不同文学表现风格。借鉴了雅柯布森的《语言学和诗学》中作为诗学理论基础的隐喻—转喻二元组合以及列维·施特劳斯《野性的思维》中作为分析原始文化中命名系统的隐喻—转喻二元组合，海登·怀特确定了四种分析历史文本中诗性语言的比喻类型：隐喻、转喻、提喻、反讽。为此，首先要了解施特劳斯和雅柯布森的隐喻—转喻的二元组合理论。
一、选择与组合：雅柯布森“隐喻和转喻的两极”
从研究人类两种极端的失语症入手，雅柯布森指出一旦负责选择和替换的官能出了毛病，人类的元语言行为受到影响，相似性关系被取消，结果隐喻就无法实现。如果人的组合与结构能力受到破坏，维持语言单位等级体系的能力出现退化，毗连性关系被消除，换喻则无法进行。所谓“选择”或“替换”就是指刺激物（比如，“棚屋”）和反应物（比如，“窝棚”、“茅屋”、“宫殿”、“山洞”、“地穴”）在位置上（句法）或语义上的相似性或相悖性，这一过程是隐喻的。而“组合”则指刺激物（比如，棚屋）和反应物（“草屋顶”、“稻草”、“贫穷”）的双重联系：位置上（句法）毗连性和语义上相似性的结合，或者是语义上毗连性和位置上（句法）相似性的结合。这两种过程，雅柯布森分别称之为“隐喻过程”和“转喻过程”。用索绪尔的概念来说，隐喻，从本质上讲是“联想式”的，探讨语言的历时性（垂直）关系；转喻，从本质上说是“横向组合”的，探讨语言的共时性（平面）关系。
索绪尔认为句子中存在着两种形式的“集合”关系：“联想关系”与“句段关系”。“每一事实应该都可以这样归入它的句段方面或联想方面，全部语法材料也应该安排在它的两个自然的轴线上面。”【2】语句中排列的词是从众多能够替换的对等词语中选择出来的，这是一种纵向的联想式的集合，索绪尔将其命名为“连续轴线”，雅柯布森则称之为“选择轴”或“语义轴”。语言中词的上下文联系是一种横向集合，“它涉及同时存在的事物间的关系，一切时间的干预都要从这里排除出去。”【3】索绪尔将其命名为“同时轴线”，相当于雅柯布森的“组合轴”或“句法轴”。
在索绪尔语言学的影响，雅柯布森将语言在“选择”与“组合”之间的运作过程应用于人类失语症的研究，进而总结出隐喻与转喻的“两极对立”理论。雅柯布森认为隐喻和转喻的“两极对立”在语言的任何一个层面上（比如，形态、词汇、句法、修辞等方面）都有表现，并且在语言自身的内部形成一个两种比喻中的一个占优势地位的完整系列。比如，俄罗斯抒情诗歌中，隐喻结构占优势地位，英雄史诗以转喻手法为主。
雅柯布森的隐喻—转喻两极对立模式可以说明诗歌语言与日常语言的区别。雅柯布森认为日常交往或写作时，人们先选择符号，然后组合成句子。写诗时，既选择词语，又组合词语。在诗歌中“相似性是附加在毗连性上的，其结果是使象征性、复杂性和多义性成为诗歌的实质……由于相似性被投射到毗连性上，就使一切换喻都带有轻微的隐喻特征，而一切隐喻也同样带有换喻的色彩”【4】。而且“特定的个人正是在其两个方面（句法和语义）──通过选择、组合或归类──运用上述两种类型的联系（相似性和毗连性），从而显示出个人风格、趣味和语言偏好的”【5】。
雅柯布森还将隐喻—转喻两极理论用于解释文学、艺术风格或流派。他认为浪漫主义、象征主义中隐喻占优势，一般较少描写事物的外部特征，而是将要表述的意义隐含于文本的字里行间，让读者品味、赏析。这两种文学风格或流派走了一条相似性的道路。现实主义文学则循着“毗连性关系的路线，从情节到气氛以及从人物到时空背景都采用转喻式的离题话”【6】。这类作品通过转喻表现人物与环境的关系，主要指向文本外部的环境。立体主义绘画具有转喻倾向，超现实主义绘画则依据明显的隐喻特征。雅柯布森隐喻—转喻两极比喻理论应用于文学、艺术研究的内容与方法启发了海登·怀特，为他运用四重比喻理论作为历史作品和人类思维中的深层意识结构奠定基础。
二、对象的命名与命名的对象：施特劳斯隐喻─转喻二元组合
“语言转向”标志着人文学科的研究重点从倾向于对象本身的思考转向了“对象的命名”上来。索绪尔提醒说：“应该注意，我们是给事物下定义，而不是给词下定义……”【7】这句话暗示了“命名的对象”与“对象的命名”的不同，他改变了过去人们将事物的名称等同于事物本身的思维模式，使“语言”与“对象”相互剥离。本来作为研究对象的手段的语言也成为研究对象本身。后来，福柯在《词与物》一书中干脆将语言当作一种事物。
雅柯布森隐喻─转喻二元对立模式由语言运作过程的论述到艺术风格的描述是典型的结构主义诗学方法论。这意味着雅柯布森并没有仅仅局限于内部语言现象（比如，语言诸基本要素及其关系、音位学、句法学等），还转向外部语言现象（语义学、诗学、文化研究等）。他说：“诗学研究语言结构的问题，正如对画的分析要涉及画的结构一样……很明显，诗学研究的许多技巧并不局限于语言艺术。”【8】
这种思维方法启发了列维·施特劳斯，他将雅柯布森的结构主义诗学理论应用于原始思维和神话研究，从而创立了结构人类学。列维·施特劳斯从原始游牧民族的命名系统与命名的对象系统之间的转换关系入手，揭示了对象与名称之间的隐喻─转喻的组合关系。施特劳斯首先分析了皮南人接纳新生婴儿作为该系统成员的两类方法：位置类和关系类。在位置类系统中，婴儿的命名必须等到自己的位置时才能够使用某个专有名词，这个专有名称比任何个别人都经久。由此可见，位置系统，属于非连续性的。由于可用的位置总是比人口数多，新生婴儿命名的同时性就免受历时性变化无常的侵扰。
但当命名系统由关系类组成时，“为使关系本身成为一个类词，就必须去除专有名称，这些专有名称把处于关系中的词项表现为同样多的不同的事物。”【9】在关系系统中，“类”就是由进入与脱出联为一体的种种类型的动力关系所组成，因而，“类”也是建立在一个静态位置集合的基础上的。借此可看出，关系系统是属于连续性的。不过，属于非连续性的位置类和属于连续性的关系类都立足于同一基点，即“每一个社会只不过是在按其规则和习俗把某一僵固的和非连续性的架构加于世代相继的连续之流中，也就是在此连续之流中加上了一个结构”【10】。列维·施特劳斯在分析了皮南人接纳新生婴儿作为该系统成员的两类方法及特点之后，又分析了他们在对鸟名、狗名、家畜的命名时存在的转换关系。
列维·施特劳斯认为，鸟类世界与人类社会之间是隐喻关系（两者的“相似性”与“差异性”并存，“相似性”体现于鸟类世界与人类社会在筑巢、家庭、育雏、交流等方面的对应性；“差异性”则体现于鸟类世界与人类社会在生活空间上分离的独立性），鸟名和人名的关系则是转喻性的（部分与整体）。对鸟的命名中存在着从对象到名称的隐喻—转喻的转换关系。
狗的命名与鸟的命名不同。它与人类之间是转喻关系，即狗与人类社会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因为，“狗”不像鸟类那样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它作为驯养动物是人类社会的一部分。狗的名字与人的名字的关系是隐喻性的。对“狗”的命名存在着从对象到名称的转喻—隐喻的转换关系。所以，施特劳斯说：“当诸种之间的关系在社会的方面被设想成是隐喻的时候，在各种命名系统间的关系就具有转喻性，而当诸种之间的关系被设想成转喻性的时候，命名系统就具有隐喻性。”【11】
施特劳斯的隐喻─转喻“二元组合”既考虑了命名的对象之间的关系，也考虑了对象的命名之间的相互关系，而前者对后者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以社会地位的独立与否作为参照系，对象的名称与命名的对象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似与差异和部分与整体之间的转换关系。这里关键的是充当转换关系的媒介的并非语言，而是命名的对象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因此，有着共同的转喻性社会地位的家畜与狗之间存在着“客体”与“主体”地位之别。两者的名称虽然都具有隐喻性，但前者来自组合链，属于言语（parole）；而后者来自聚合链，属于语言（language）。赛马的名称与家畜的名称区别在于，赛马虽具有独立性（赛马与人之间不存在转喻关系），但缺少社会性（赛马是隐喻的非人）；家畜不具独立性（家畜与人之间存在转喻关系），也不具社会性（家畜是转喻的非人）。“家畜是邻近性的，只因缺少相似性；赛马是相似性的，只因欠缺邻近性。”【12】【13】
第二节 海登·怀特四重比喻意识模式的具体内涵
雅柯布森、施特劳斯的两极比喻理论对语言现象、文化现象、文学现象以及人类学领域的分析是卓有成效的。然而，这很容易“落入一种由风格连同语言的两极观念促成的、本质上是二元的风格概念中”【14】。因此，海登·怀特采纳了对历史文本的修辞性语言的四重分析。16世纪时的修辞学家已经将修辞格划分为隐喻、转喻、提喻和反讽四种形式，尽管那时他们还没有强调四种比喻形式之间的“排他性”，却也提供了一种更丰富的诗性话语概念和文学风格中的一种更为精细的区分。17—18世纪意大利的新人文主义者詹巴蒂斯塔·维柯在《新科学》一书中提出了比喻的四重区分法。他指出：“一切比喻（都可归结为四种）前此被看成作家们的巧妙发明，其实都是一切原始的诗性民族所必用的表现方式，原来都有完全本土的特性。”【15】这四种比喻分别被维柯命名为隐喻、转喻、替换（提喻）和暗讽（反讽）。除了分析诗性逻辑的内在发展联系之外，维柯主要用四重比喻描述人类从原始走向文明的不同意识阶段。但是，他没有看到不同意识阶段之间的独立性，而只是看到了它们的连贯性。
在前人的基础上，海登·怀特进一步完善了比喻的四重理论，并将其作为19世纪历史意识的深层结构。在将四重比喻理论用于对历史文本的批评实践之前，他先区分了“修辞规划”与“修辞法”的不同。海登·怀特认为“修辞规划”（无论是言辞的还是思想的）一般与“不合理的”跳跃或置换的表现顺序无关，它关心的是表述研究对象时不出现任何的“意外”。刻板的术语系统，诸如科学话语等“实在的”散文话语都力求消除一切修辞性用法，建构一种言辞的完美“修辞规划”。言辞的修辞规划涉及研究对象的术语表述，它不同于思想的修辞规划。后者被视为“实在之真理”。从实际的情况可以发现，那些创新性的思想都保留了修辞性的内涵和“不合理的”跳跃或置换，即这种思想的进展是通过一种理论切换到另一种理论来实现的。看似不“意外的”并尽量避免修辞性词语的科学话语的言辞规划，其背后思想的言辞规划（海登·怀特称之为“通过修辞手法产生的洞见”）是一种“不合理的”转喻模式。
“修辞规划”是一种“实在的散文话语”，而侧重于“修辞法”的话语则是一种浪漫的诗性之作，它恰好与不合理的跳跃或意外的置换表现顺序相关，如“冷酷的激情”这一短语，在表达上所使用的两个词汇“冷酷”与“激情”的搭配出乎人们意料。将一个在意义上相反的词语修饰另一个词语表面上看起来是“不合理的”，但是，在语言学用法中，“就使用者旨在产生的交流效果而言，任何修辞格都是合理的……语言的创造性承认（事实上是要求）意识与传统基础上的阅读、思考或倾听行为中期待的东西相分离。”【16】语言的创新性是需要修辞性的言辞表述的，这就要求意识与传统的东西相分离。或者说外在的语言学上“不合理的”或“意外的”的表述是内在的人类意识创新的结果。
这样，“要描述与客体相关的思想，以及描述客体或者与客体相关的思想所运用的词语，都被当作修辞性话语。”【17】无论是言辞的修辞规划还是语言学的修辞性表达，其背后都有一个较为深层的修辞性内涵的结构，正是在这一层面上，思想或意识才具有创新性。因此，“在分析实在的假设性‘现实主义’表现，以确定其话语使用的主导诗学模式时，它是必不可少的。通过确定话语的某种模式，人们深入到了意识的层面，在此，经验世界先于得到分析之前已经被建构起来。”【18】
海登·怀特认为通过分析这些“主要比喻类型”，可以详细说明不同的“思想风格”，它们隐藏在任何“实在的表现”之中，无论这种表现是诗性的还是散文式的。这也是海登·怀特对19世纪的历史作品进行文学式多层次解读、分析，探讨其各种表现风格内在规律的主要原因。
一、隐喻
1.“每个隐喻都是一个简短的寓言”【19】
亚里士多德认为，隐喻是一个词替代另一个词来表达同一意义的语言手段，其主要功能是修饰作用。与柏拉图将隐喻和其他辞格看作“花言巧语”相反，亚里士多德对隐喻持赞赏态度，他认为最了不起的事就是成为隐喻大师。尽管亚里士多德对隐喻十分重视，但是他的论述相对来说是笼统的、模糊的。意大利学者维柯则给隐喻一个较为明确的说法，他认为隐喻是“让一些物体成为具有生命实质的真实事物，并用以己度物的方式，使它们有感觉和****，这样就用它们造成了一些寓言故事。所以，每一个这样形成的隐喻就是一个具体而微的寓言故事”【20】。不过，海登·怀特指出：“必须记住，‘寓言’这一术语在这里不指故事，而指一种命名运作，在这种运作中，陌生之物被认作熟悉之物，以便形成一个有很多（奇异）特例的感知场，每个特例都通过相似和差别与被理解的自我的某个方面相关。”【21】从最初作为命名事物的手段到认识世界的方式和意识的深层结构，隐喻是一种普遍的现象，人们每时每刻都在使用这种“以己度物”的方式将世界寓言化。英国修辞学家里查兹（I.A.Richards）说：“我们日常会话中几乎每三句话中就可能出现一个隐喻。”【22】尼采则干脆将高贵者与弱者的区别按照那些能够用隐喻思维的方式与那些被限定用概念方式思维的人们之间的区别去设想的。
那么，隐喻的具体内涵是什么呢？海登·怀特在《元史学》一书的导言中论述的不多。他认为用类比或者明喻的方式描述那些既具相似性又具差异性的现象就是隐喻的表达。海登·怀特以“我的爱人，一朵玫瑰”（my love，a rose）一句来说明什么是隐喻。“爱人”与“玫瑰”两个词所指称的对象明显不同，但是这一句话仍然断定两者之间有相似之处：美丽、心爱、娇美、浪漫、激情等正是两者所拥有的共同品质。“爱人”尽管与玫瑰花有某些共同品质，但是它不能还原为一朵玫瑰，否则，该短语就可以被当作“转喻”；而“爱人”与“玫瑰”在本质上不是毫无差异的同一性，否则，这个短语可以被理解成“提喻”；另外，该短语也不是“反讽”式表达，因为它不存在“显性肯定的隐性否定”。
尽管，今天人们对隐喻的研究突飞猛进，在诸如隐喻的本质，隐喻的类型、句法特征和语法特征，隐喻的功能，隐喻的运转机制等方面的成果甚丰。然而，对于隐喻的相似性与差异性的关系、隐喻所具有的象征和语像意义等问题还有待于深入探讨。不仅因为隐喻本身需要深入的了解，而且这对于了解、深化、完善海登·怀特的四重比喻理论也大有裨益。在四种比喻形式中，海登·怀特对隐喻情有独钟──他赋予隐喻以本体的地位。当埃娃·多曼斯科问海登·怀特在历史思考中是否用“修辞”代替“逻辑”或将“逻辑”还原为“修辞”时，他深表同意，并解释自己用转义学（tropology，the theory of tropes）代替逻辑学（logics）的原因在于“叙事性书写并非是逻辑赋予意义的，没有哪种叙事性能展示从逻辑归纳中得出的一致性”【23】。
随后又补充道：“大多数作品和日常语言是省略三段论法。它们没有遵循逻辑推理规则，因为，它们不是三段论。”【24】海登·怀特赞同维柯的观点，认为隐喻认同有自己的逻辑，但不是三段论（syllogism）或复合三段论（sorites），而是修辞格或转义的逻辑，是原始人的“感官话题”。
海登·怀特历史思考的背景是“想像出一种比喻（转义）语言的辩证法，用来解释人类从兽性到人性的进化。换句话说，隐喻转化的理论可以作为历史上人类意识自动转化理论的模式”【25】。因此，用转义（比喻）的诗性逻辑（poetic logic）代替传统的抽象形而上学的逻辑研究历史叙事是海登·怀特历史诗学的核心。在海登·怀特看来，这种诗意逻辑的内容本质上是隐喻的。他认为隐喻是一种最具启示意义因而也是最必要、最常见的转义──一种具有“属”的意义上“主导转义”[primal（generic）trope]。海登·怀特说：“健康之于自然有机体正如隐喻意识之于精神状态。”【26】正确运用和理解隐喻是人类精神状态健康与否的标志。
海登·怀特进而谈道：“你需要隐喻性描述来刻画你关于世界的经验的最复杂和最困难方面的特征。没有隐喻，就不可能用简洁明了的语句来陈述什么。不存在非隐喻性语言。”【27】所以，他不同意康德的“所有错误之源都是隐喻”的观点。海登·怀特说：“这太糟糕了，他（康德）是错误的。或许隐喻是一切错误之源，但它也是一切真理之源。而且，真理与错误之间的关系并非非此即彼的关系。”【28】海登·怀特认为，大多数的真理陈述，大多数关于生活中的重要事情的真理性陈述拥有一种真理与谬误、好与坏之间的辩证关系，而不是那种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这种辩证关系意味着无论有什么样的局限性，大多数人类关系都充满了模糊性，并非那种爱恨分明的关系。因此，尼采主张“返回到隐喻意识，这会成为对于天真的复兴”。【29】
正是基于隐喻在转义逻辑中的主导地位，海登·怀特在其历史诗学中将历史文本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的观点是新颖的。这不同于过去实证主义历史观那样逐字逐句地分析来考察历史陈述的真实价值问题。将历史文本作为一个整体来观照的方法意味着研究历史文本与思考历史陈述的分离，正如埃娃·多曼斯科所指出的：“用这种方法，如果我们思考一个历史陈述，可以应用关于真理的古典理论；但是如果我们把历史文本作为一个整体分析时，就要使用关于真理的隐喻理论。”【30】
从转义逻辑的视角，将历史文本作为一个整体解读时，历史文本就像文学文本那样拥有一种超时空的不可穷尽的意义结构，这也意味着历史文本成为文学批评对象的可能性。将历史文本批评对象化离不开隐喻本身的相似性与差异性的特质之间所构成的一种“张力”和隐喻所具有的象征性。
2.相似性与差异性的“冲突”构成隐喻的内在“张力”
隐喻的相似性是指作为“喻体”和“话题”（本体）的两个事物之间有某种共同的地方。相似性是隐喻能够成立的基本要素。亚里士多德之所以将隐喻视为天才的标志，就是因为一个好的隐喻隐含着在纷繁芜杂的世界中发现相似性。“好的隐喻应该恰当地利用了事物之间的相似性。”【31】从千差万别的事物（现象）中发现相似点需要有哲学家一样敏锐的眼光和深邃的思考力才行。在某种意义上说，“相似意味着作为某物的意象。”【32】海登·怀特也指出，“不管还有其他什么特点，隐喻断言两个明显不同的事物之间的相似性。”【33】
用某一事物（思想）表达另一事物（思想）就是以某种方式使后者比前者以更生动的形象出现，相似性传达了一种可见性。为此，叙事学家利科对“相似性”在隐喻中的作用进行了概述：相似性比替换重要；相似性不仅为隐喻陈述所产生，它还引起和产生这一陈述；相似性可以取得模糊性的逻辑地位；相似性使得想象本身成为隐喻陈述的一个语义瞬间的状态。【34】相似性使隐喻成为一种述谓现象，因为“相似性本身就是一种述谓事实”【35】。
然而，不能忽视隐喻中差异性所起的作用，仅仅有相似性还不是好的隐喻。任何一种事物都有相似性，同时，任何一事物因为具有自己的独特性而不同于其他事物。正是这种独特性使得事物与事物之间具有种种差异性。隐喻之所以可能正是因为事物之间的差异性关系。海登·怀特说：“当相似事物的表格列到了一定限度，整个工作就将宣告失败；一切事物与一切其他事物之间存在明显差别这一事实将成为主要的感知数据。”【36】
前文中曾经谈到过的施特劳斯对原始游牧民族命名系统的研究发现，鸟类社会与人类社会之间是隐喻关系是因为鸟类社会具有独立性，而狗与人的关系则是转喻关系，因为从社会地位上看狗不具有鸟类那样的独立性。社会的独立性就意味着一种本质上的差异性。“话题”与“喻体”之间的意义转移只是部分语义特征的转移，若两个事物完全相同，隐喻也就不可能成立。海登·怀特指出：“事物间的差别正是隐喻性用法首先运用的场合。”【37】
他认为，“隐喻，不管还有什么别的功能，都清楚地断言差异中的共性，而且至少隐含地表明共性中差异。”【38】比如“愤怒的雷声”一句。由于对雷声的恐惧，原始人把雷与愤怒等同了起来，而且承认雷是一种情感状态，很自然地将雷声与愤怒的情感状态联系在一起。“这假定了不同声音间的一个相似性（愤怒的声音和雷声）和一个差别（建立在两者的不同音量的事实上）。音量的差别与音调的相似同等重要……”【39】
从“话题”（本体）与喻体的相似或相异的程度或特征的明显与否来看，隐喻可分为显性隐喻与隐性隐喻。前一种隐喻中，喻体和话题之间的相似方面十分明显，比如“樱桃小嘴”这一短语，它的“喻底”十分明确，指某人的嘴“娇小玲珑”。因为樱桃的形状、颜色等感官形象与某人的嘴十分相似，所以，人们自然而然就会想到用樱桃来形容嘴。其他如“苹果般的脸蛋”、“柳叶眉”、“John is a pig.”（约翰是头猪）、“I'm really feeling down today.”（今天我真的很沮丧）等都是“喻体”与“话题”之间的相似，在隐喻使用前人们就已经了解。
隐性隐喻是指在人们使用某一隐喻之前，并没有意识到“喻体”和“话题”之间存在相似之处，而是两者之间的相异性较为明显的那类隐喻。比如，“君子之德，风也。”这一隐喻中，“话题”是“君子之德”，“喻体”是“风”，两者之间不存在任何物质意义上的相似，而差异性却比较明显。如果不放在比喻的修辞语境中，伦理现象的“德”与自然现象的“风”无论如何也联系不到一起。在古人做出这一表述之前，人们看不出它们之间的相同之处。“德”与“风”的相似性是说话者将自己对两者的独特感受传达给读者之后创造出来的。“隐性隐喻”就是在并无任何联系的、有显著差异性的两个事物中创造出相似性而形成的隐喻。当这种从差异性中创造出某种相似性的隐喻已经被人们接受后，有关“话题”（比如，关于“君子”）的概念系统就会得到丰富和发展，“话题”（比如，君子之德）的内涵和意义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展或某种改变。因此，这种基于“话题”与“本体”之间差异性的隐喻更具有新奇性和认知意义（将不可见的伦理现象形象化为可见可感的自然现象）。当然，一旦这样的隐喻连续使用时，其真值就会增加，语句就会成为合乎语法规则的常规语言。比如，“针眼”一词，就是这样，它已成为约定俗成的用法了。
这两种隐喻，也是惠尔赖特（P.Wheelw right）分别命名为“表述力”（epiphor）和“提示力”（diaphor）的两种不同隐喻。他指出，“epiphor”这种隐喻的主要作用在于表达（express），它成功之后很快就失去隐喻性。在这种隐喻中，两种不同的事物保持了各自的特征，或者两者通过并置、来回对比和聚焦而被当作两个对等体。比如，“Billboards are warts on the landscape.”（广告路牌是地面上长出的肉疣）。“diaphor”这种隐喻的基本功能就是“暗示”（suggest）。这种隐喻更容易唤起一种想象性，带有方向性的部分特征的转换过程。比如，美国诗人斯坦恩的诗句：“A silence is a whole waste of a desert spoon，a whole waste of any little shaving.”（沉默是沙漠挖土机似的一种完全的浪费，是刮胡子但不彻底似的一种完全的浪费。）【40】喻体和话题的差异性越大，隐喻就越有吸引力和新奇性效果。
由此看来，显性隐喻强调的是比较，隐性隐喻则侧重于隐含。这两种隐喻的表达效果稍有不同，后者在让人感到意外的同时，引起阅读的兴趣和快感；前者因为两个事物之间的已经了解了的相似性恰好削弱了这种意外感。
所谓“表述力之显性隐喻”就是喻体和话题之间相似性较为明显的隐喻；“提示力之隐性隐喻”就是两者相异性突出的隐喻。相似性和相异性在隐喻中引起的反应不同，前者使喻体和话题两个不同领域具有对等性的特征，而后者使得这两个领域出现分别作为转换者与被转换者不对称的情况。
有两种相似性促成隐喻：客观相似性和主观相似性；或者，物理相似性和心理相似性。前一种相似性指事物之间形状和功能相似，后一种相似性指某种心理感受或体验上相似。以前一种相似性为主的隐喻是基于表面上差异性较小的两种事物的显性隐喻，以后一种相似性为主的隐喻则是基于表面上差异性较大的两种事物的隐性隐喻。尽管，显性隐喻和隐性隐喻都涉及相似性，但是戴着有色眼镜看景色和把那景色比作其他事物完全是两回事。正如钱钟书所说的，“以彼喻此，两者部‘分’相似，非全体浑同。”【41】喻体与话题关系中确实需要相似性，但语境间的交换是基于差异性的。里查兹（Richards）认为，“某些相似在一般情况下可以作为其显性转移的依据，但喻体对本体的特殊的修饰作用更多地是来自于它们之间差异，而非相似性。”【42】其实，隐喻本身是词义变化的重要方式和语言发展的先导、刀锋，它总是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求新，求异，追求陌生化效果是隐喻的内在发展动力和机制。
差异性对于隐喻的作用主要体现于使句子意义在逻辑上与语境相矛盾。隐喻的“喻底”就是语义与语境作用的结果。正所谓：“夸饰以不可能为能，比喻以不同类为类，理无二致。”【43】隐喻就是把两个本来属于异类的概念通过句法手段并置或等同起来，构成了语义上的冲突，赖尔（Gilbert Ryle）将其称作“范畴错置”。赖尔认为，所谓“范畴错置”是指“用适合于另一范畴的语言来描述属于某一范畴的事实”【44】。在语言学家比兹利（M.Beardsley）看来，正是“逻辑错置迫使人们离开基本意义平面，进入隐含意义层面寻找可解释的意义”【45】。
总之，相似性将不相关的两个事物联系起来，并使其进入意义平面中；差异性使得被联系起来的两个事物避免了意义解释的“恶性循环”。“相同”和“差异”并非仅仅混在一起，它们还相互对立，形成一种内在张力，从而使得隐喻不仅成为一种语法、语言现象（即一种修辞现象）和认知现象、命名过程（即一种思维方式），还是一种语用现象（以词为焦点、以语境为框架的话语现象）和述谓现象（形成描述世界的命题、定义、释义等）。隐喻的诸多意义中，其象征方面的意义对于海登·怀特的历史诗学理论的形成至关重要。
3.隐喻之象征意义
尼采认为“特性（比如‘力量’或‘软弱’）向品质（比如‘邪恶’或‘忍耐’）的转化受语言手段的影响”。因此，在《道德的谱系》一书中他最大限度地利用语言的比喻理论从历时角度来说明道德和文化──他将整个道德、文化的历史看成是在转喻和提喻意识牺牲了对世界“无辜的”隐喻性理解的情况下运作的产物。“寻求原因和本质，即寻求背后的行为方式和外在的品质，也就是隐喻式语言的想像中描绘的现象，产生了两种人们用来对付自己的压迫性工具，即科学和宗教。”【46】科学与宗教是揭示隐喻语言引起的想象世界中的现象的形而上的抽象概括，这是隐喻的创造性结果。科学和宗教的诞生意味着概念战胜了形象、理智战胜了意志。科学从事的就是将幻想转化为一种概念，然后将意象凝固在这一概念提供的术语中。这样的后果是人类为了寻求现象背后的永恒规律将生活机械化、狭隘化，从而使生活失去意义。“当一种意象凝结成概念时，一般而言的生活并没有受损（因为生活本身无法被否认），但是人类生活会受损。”【47】隐喻本身的目的是通过隐喻性的语言达到一种对世界的隐喻性的理解进而创造出一种符合人性的社会生活。
尼采认为，一切形式最终是隐喻性的，而不是实际存在的，当隐喻被创造性地使用时，比如被悲剧诗人使用时，它“代替一个概念，具体地立于他面前的是一种表现意象”【48】。显然，他赋予了隐喻意识一种纯粹的创造性功能。这种创造性源于隐喻的象征和语像意义。也就是说，“隐喻不给我们关于它所再现的事物的解释或语像，而告诉我们在被文化编码的经验中寻求那些意象，以便确定如何感知被再现的事物。”【49】
比如，“我的爱人，一朵玫瑰”这一隐喻中的话题“爱人”显然不是事实上的“玫瑰”，而且被爱者也不具有“玫瑰”的色彩、外形、气味等属性。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爱人”具有西方文化习惯语言运用中的“玫瑰”所象征的那种激情、浪漫、温柔的品质。这一比喻主要是作为一条信息，指导读者唤起西方文化中被爱者与玫瑰相联系时生成的意象实体。“隐喻本身并不是它所试图刻画的事物的意象，只是指导我们寻求用来与该事物联系起来的意象。它所起的作用是象征的作用，而不是符号的作用。”【50】隐喻的作用并非仅仅体现在通过语句的新奇性引起的意外感而增强表达效果，还体现在它通过喻体与话题相互联系引起的象征和语像作用从而进入更深的思想和精神空间。
由此看来，意象是理解隐喻意义的基本组成部分。那么何为隐喻的意象呢？利科指出，隐喻中有两种成分：逻辑成分和可感觉成分，即语言成分和非语言成分。【51】语言成分通过感觉和声音起到记号性作用，非语言成分则是指意义和感觉融合后的意象。德伊奇（Deutsch）说：“人类的想像，包括创造性的科学想像，最终只有通过唤起潜在的或想像的感觉印象才能起作用。我承认我从来没有遇到一个实验物理学家不通过唤起一种视觉意象来思考氢原子的。”【52】仅仅靠语言成分表情达意是有局限性的，思想情感交流最好的手段是来自非语言成分的意象。赫斯特认为“意象”具有以下几个特点：意象并非一种意识的对象，而是一种意识；意象具有整体性；意象是自发的。【53】意象不仅仅是大脑图像，它还能诉诸各种感觉。意象使得隐喻具有可感觉性的特点，亚里士多德曾提到隐喻可以将事物置于我们眼前。
赫斯特指出，隐喻的语言不是意义与语音的融合，而是意义与被唤起意象的融合。“意象是一种发生的事，意义向意象无限开放，使得理解不可穷尽。诗歌中，文本的开放就是对意义释放出来的意象的开放。”【54】“意象”受到“看作”的控制。“seeing as”使流动有序，起到方向性作用。这就保证了隐喻中语言意义和意象充分性之间的结合，从而实现了对隐喻的解读。
4.历史文本的隐喻性──兼论“虚构”与“虚假”的不同
历史叙事也是如此，海登·怀特认为，“历史叙事不仅仅是关于过去事件和过程的模式，同时也是隐喻性叙述……”【55】“历史叙事作为一个符号系统，它同时指向两个方面：叙事中所描写的事件和历史学家选作事件结构之语像的故事类型。”【56】叙事暗示了读者应将什么作为事件的意义，它引起我们对事件的思考，并让我们在思考中赋予事件不同的情感价值。“历史叙事并非是它所标识的意象，它与隐喻一样是人们回忆起它所标识的意象。”【57】
与隐喻语言一样，历史话语起到了媒介的作用。正是这种媒介作用才使得历史话语成为扩展的隐喻。所以，我们不应将历史仅仅视为记录事件的语言符号，还应将其视为象征结构。“历史叙事通过假定的因果律，运用真实系列事件与约定俗成的虚构结构之间的相似性提供多种理解，还成功地赋予过去系列事件以超越这种理解之上的意义。正是通过将一系列事件建构成一个可理解的故事，历史学家才使得那些事件具有可理解的情结结构的象征意义。”【58】
通过对系列历史事件的不同情节建构，历史文本被历史学家赋予了各种可能的意义──这正是文学艺术的魅力所在。海登·怀特将历史文本中记录的事件“比喻”成为我们在文学文化已熟知的某种形式，比如系列事件被编排成悲剧情节时，这只是表明历史学家如此描写事件的目的是使人们记起与悲剧概念相关的虚构形式。历史文本由“事实”到“虚构”的“转译”（类似于隐喻的“范畴错置”），也许不是历史学家的本意，但这的确是历史作品的作用和存在于历史阅读过程中的实际现象。正如海登·怀特所说的那样，发现能够用来赋予系列事件以不同意义的所有可能的情节结构后，历史写作才开始繁荣。
只有对历史事件进行情结编排后，历史才是隐喻的。比如，同样一组事件，不同的编排方式，事件之间的关系就不一样，历史的象征意义也不同。【59】
1.a.b.c.d.e.……n
2.A.b.c.d.e.……n
3.a.B.c.d.e.……n
4.a.b.C.d.e.……n
5.a.b.c.D.e.……n
6.a.b.c.d.E.……n
上述六组系列事件都是按照时间顺序（chronologically）排列起来的，但是事件排列的句法规则（syntactically）不同，便形成了不同类型的历史著作。第一组事件仅以时间原本发生的顺序记录下来，并假定事件按时间顺序的排列就可以解释它们为什么发生，这种按事件发生的自然顺序排列的历史编撰不具有叙事性，它只是纯粹的编年史。第二组至第五组的事件排列中的句法顺序不同，每个大写字母代表了某些事件在整个系列事件中的特权地位。这个特权地位赋予事件（大写字母代表的）以解释力，也可以认为大写字母代表了一系列事件中的某一特殊类型故事，这一特殊类型的故事是某种情结结构的象征。比如赋予原始事件（a）以决定因素地位（A）时，任何历史都是决定性的。海登·怀特认为卢梭的《论不平等的起源》、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弗洛伊德的《图腾与禁忌》中对“社会”历史的情节建构就属于这类历史。当赋予系列事件最后一个事件（e）以全部的解释力（E）来建构历史情节时，这样的历史编撰就是末世论或启示论的历史。圣·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以及唯心主义历史都属于此类历史。在这两类之间还有其他“虚构”类型（悲剧、喜剧、讽刺剧和浪漫剧）的情节结构可以作为拥有解释权力的历史叙事。
从表面上看，第六组事件的时间顺序和句法顺序与第一组事件的相同，但这是构成“认知上负责任的”【60】历史所具有的唯一的意义方法。引号表示对事件系列性的自觉阐释和事件叙事性的反讽式否定。这是一种对“虚假”（f alse）或“情节过多”历史叙述（比如上述第2，3，4和5组系列事件）的矫正，海登·怀特称为“情感的编年史”。这是为了反对“虚假”的历史。
“虚假”（false）不同于“虚构”（fiction）。虚假历史中的事件根本没有发生过，是幻想出来的；而虚构的历史事件则具有真实性，即它们曾经发生过。在真正发生过的事件基础上，人们充分发挥丰富的想象力，在一定文化范围或文学艺术形式基础上对这些事件重新进行结构编排，并赋予事件各种可能的意义。“虚构”是通过想象的方式使历史再现更加真实，更符合人性和社会性。“虚假”历史不具有真实性、客观性。为了使虚构历史在具有象征意义同时尽量避免虚假成分，海登·怀特还反思对系列历史事件的情节建构本身，他认为这也是任何经典地位的历史学家都具有的自我批判意识。因此，海登·怀特指出：“经典历史叙述总是代表着两种尝试，一种充分再现历史系列，另一种含蓄地编排历史系列，以便与其他合理的情节建构达成一致。”【61】这就意味着历史总是处于两种或多种情节结构建构的“辩证的张力”之中。因此，海登·怀特的历史叙事的隐喻性是建立在真实性基础之上的。
历史的隐喻性说明了历史文本的诗性特征，隐喻模式也是解读历史文本的可能模式之一，其他还有转喻、提喻和反讽模式。“语言转换理论（隐喻→转喻→提喻→反讽）既作为意识与其对象关系的模式，又作为意识在时间中转化的动力。”【62】
二、转喻：从“敏感性”到“特殊性”
在英语世界，“转喻”（metonymy）是经常被使用的修辞手法，它类似于我国的“借代”。因此，有人干脆把“转喻”称为“借代”。【63】《韦氏第三版新国际英语足本辞典》将“转喻”解释为“将一事物名称代替另一个与之相关事物名称的修辞格”【64】。这与转喻的希腊语原意“a change of name”是一致的。转喻的表达特点是“本体”（思想的对象），不出现在句子中，只有“喻体”出现。因此，转喻可以引起人们的迅速联想，激发人们的想象力，表达“比思想更多内容的句子”，从而获得较为简洁的修辞效果。
但是在海登·怀特的历史诗学视野里，转喻不仅是表达简洁、思想容量大的修辞手法，还是一种思想方法。他说：“转喻是一个诗学策略，可用来将临近的实体简化为互相作用的地位，比如，一个事物的一个部分的名称用来代替整个事物。”【65】
他也认为，“转喻”是一事物的名称代替另一事物的名称，但他更详细地指出，这种代替是“事物的某部分之名取代了整体之名”，如“50张帆”来指代“50艘船”就是转喻的用法。以“帆”（部分）代“船”（整体），其方式是将整体还原为它的一部分。“帆”与“船”的部分与整体的关系不同于对象之间的微观与宏观的关系，即以“帆”代“船”的转喻用法不同于将“帆”设定为船与帆共同拥有的品质的象征的提喻用法，也不同于对象与对象关系的隐喻用法。
在“雷之咆哮”这一转喻中，除了存在部分与整体的关系以外，还存在着部分与部分的现象关系，这体现在雷声的整个过程首先可分为与原因（雷）相关和与结果（咆哮）相关的两个现象，而且其中一种现象（雷声）还原为另一种现象的表征状态（咆哮）。在转喻中，我们可以在两种现象间进行区分，并将一种现象还原为另一种现象的表征状态，这种还原可以采取行为主体→行为的关系形式（雷在咆哮）和因果关系形式（雷之咆哮）。
通过前一种还原（行为者→行为），事物最敏感的方面（咆哮）成为事物一种最明显的特性。因为“在感觉世界中最突出的东西，能被最生动地感觉到的东西，最容易被注意到的东西都具有特殊性”【66】。维柯指出转喻用行动主体代替行动的原因在于“行动主体的名称比起行动的名称较为常用”。而用主体代替形状和偶然属性的转喻，则是因为“还没有把抽象的形式和属性从主体上面抽出来的能力”【67】。
通过后一种还原（结果→原因），即将雷之结果（“雷之咆哮”）理解为本身就是一种原动因（“带来咆哮的雷”），就将事物的主要特征“转喻”为次要特征，“原动因”（casual agency）被“人化”。于是，原始的占卜和崇拜便产生了，前者是将诸如“打雷”之类的自然现象还原为神的意志体现，后者则是将抽象的诸神形象化为一种具体实在并对之进行安抚的结果。因此，以“还原”的思维方式为主要特征的转喻是原始宗教制度产生的基础条件。所以，维柯认为“以原因代结果的转喻在每一事例里都会造成一个小寓言故事，其中原因被想像成为一个女子，披上她所产生的效果的外衣”【68】。
通过转喻式还原，现象世界被分为两种存在秩序，一种是行为主体与原因，另一种是行为与结果。原始意识正是经过这种语言方式获得诸如精神、本质、原因、主体等概念范畴。正因为转喻的修辞手法运用，才有了主观/客观、实体/现象、主体/客体、对象/本质等认识世界的二元方法论的诸范畴。在转喻中，诸多部分中的一个可以还原为事物的某个方面的状态，进而可以对事物作出整体性的把握。因此，转喻不仅是通过迅速联想使表达上更为简洁的修辞手法，还是一种重要的思维过程，“总之，象隐喻一样使我们的思想和行为不可避免地纠缠在一起的转喻，不仅仅是装饰性的比喻工具，还是一个基本的引导我们深入探究的思想模式。”【69】它“代表着从最敏感到不那么敏感的思想活动的过程，抽象的东西才被体验为一种实在或具体的现实”【70】。
如是观之，转喻是一种人们描述陌生事物或者进一步说明熟悉事物的思想方法。它表明“在按部分与部分关系解释的现象之间存在区别。被看成是‘结果’的经验部分以还原的方式与被看成是‘原因’的经验部分相关联”【71】。把在人类经验中与自然过程相似的感情状态的特征视为自然过程，这是一条从人类感觉转向事物特殊性，即由感性认识走向理性归纳的思维过程。借此，人们确立了一种二元论的认识方法。海登·怀特历史诗学既分析历史文本中还原性转喻语言，也将其作为比喻性的、非逻辑的思维运作过程的一个阶段或某一方面。所以，有人明确地指出：“在人们所接受的几乎所有认知语言中，转喻和思想之间的相互关系最为密切。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转喻在人类语言中占有统治地位，它形成我们的知识，影响我们的思考。”【72】一旦事物的敏感性成为标志事物特定属性的特殊性，它就可以作为概念统一体的提喻而得到进一步说明。
三、提喻：双重模糊效果和从“特殊”转向“一般”的思想活动过程
转喻性还原侧重描述的是本质上外在关系的两种现象，而它们本质上的内在关系则要通过综合性的提喻来得到解释。《韦氏第三版新国际英语足本辞典》认为，提喻“是一种以部分代替全部、个体代替整体、具体代替抽象，反之亦然的修辞格。比如，以面包代替食品、军队代替士兵、铜板代替金钱”【73】。从定义中可以看出，提喻和转喻中都存在着一种替代关系，所不同的是，前者的替代关系是一种综合性的微观与宏观的关系形态，后者的替代关系则是一种还原性的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形态。比如，“他惟有一颗心”这句话，若将“心”看作是“身体”的一部分理解时，这句话就是“转喻”的表达方法。此时的“心”是解剖学意义上的身体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个部分的功能可用于描述全身的功能特征，就如同“50张帆”对于“50艘船”那样重要，因为没有“帆”，“船”也动不了。
很显然，不能将“他惟有一颗心”这句话理解成“在有机体的功能中，‘心’处于中心地位”。因为，与“50张帆”象征了“50艘船”的转喻表达不同，“他惟有一颗心”表示的不是一种单一的名称变化，而是一种标明总体（“他”）的名称变化。这句话里的“心”是人的某些品质（大方、同情、慷慨等）的象征，而不是为了表述某个个体的全身。“他惟有一颗心”中的“心”不是有机体的功能象征而是整个个体特有的品质象征。作为一种提喻，这句话暗示了躯体不同部分之间的某种关系，“心”被理解成这些部分的中心功能。作为一种提喻，“他惟有一颗心”暗示了个体的部分之间的某种关系，其中“个体”被视为肉体和精神属性的结合，所有的部分都共有这种性质。因此，“提喻”是一种“意指总体诸要素之间的定性关系的陈述”。这样，“提喻”表达具有一种特定语境中的语用上和语义上的双重模糊效果。
语用模糊是说话人为了清晰地传情达意所使用的一种语言表达手段。语用模糊与概念本身的模糊性有关，美国科学家冯·诺依曼指出，“人脑中形成的概念，多数是模糊概念，人们相互交际使用的词句，多数是模糊词句。这在实际生活中却是一种优点而非缺点。”【74】模糊的概念之所以在生活中有优点，是因为模糊的表达方式在表述总体的感觉时给人的认知更加清晰。
语义模糊指随着话语“语境量”的增加，话语的质和量偏离常规（即把话说得清楚、明白）而产生了广泛的、不确定的特殊含义。【75】提喻的语言表达总会取得一种“言浅意深，因微见著”的阅读效果。美国著名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说：“如果我一定得被归于诗人的行列中，我可以被称为一个提喻家。”他认为自己的诗总是“言浅意深，因微见著”【76】。比如，“他惟有一颗心”这句话，“心”所象征的品质除了大方、同情之外还有其他的品质。不过，“他”到底有什么样的品质，要看在随后话语中的语境量增加了哪些具体含义。同时，句子的意义也因为这种模糊的语境量的增加而丰富起来。
提喻的模糊效果与综合性的思考方法分不开。维柯认为，提喻就是“把个别事例提升成共相，或把某些部分和形成总体的其他部分相结合在一起”【77】。比如，他说以“头”来指“人”的提喻用法在拉丁语中十分普遍，因为在森林中只有人的头才能从远处望见。于是，具体的人的“头”就成为抽象的“人”的替换。此时的“头”包含了人体及其各部分，人心及其一切功能，精神及其一切状态。其他诸如以“顶”代替“屋”、以“船尾楼”代替“船”、以“尖”指“刀”等都是以提喻的“个体→共相”的思维方法为基础。
提喻是按照整体之内的综合方式说明组成整体的各个部分。而整体在本质上并不等同于部分之和。正如本尼迪克在《文化模式》中所说：“整体决定着它的部分，不仅决定着这些部分之间的关系，而且也决定着它们真正的本质。”【78】如果说“转喻”中主要运用的是“归纳”的思维方法，那么“提喻”则主要侧重于“综合”的思维方法。所以，维柯认为，“提喻是从最特殊的、最一般的思想的转移，结果产生了特殊向一般、部分向整体的升华。”【79】
由此可见，海登·怀特不仅将“比喻”视为一种语言表达的修辞方法，而且还视其为一种由语言自身规定的操作范式。运用这些范式，人们可以在经验领域对人类意识本身进行多种解释和分析。隐喻是表现式的，如同形式论采取的那种方式；转喻是还原式的，有如机械论；提喻是综合式的，一如有机论。隐喻支持一种对象与对象的关系来预构经验世界，转喻用部分与部分之间的关系，提喻则侧重于微观与宏观（对象与总体）的关系。这样每种比喻就形成了不同的语言规则：同一性语言（隐喻）、外在性语言（转喻）和内存性语言（提喻）。
这三种比喻的前提条件是语言有能力用修辞性术语把握事物本质。海登·怀特将它们称为“朴素的”比喻形式，而“反讽”这种比喻则是“感伤的”对应物。
四、反讽：“标志着思想的升华”
反讽，也被称为“讽喻”、“暗喻”、“反语”等。《韦氏第三版新国际英语足本辞典》指出，英语“irony”源自希腊语“eironeia”，该词意思是“dissembler in speech”，具体释义如下：“反讽是一种幽默的和精妙地挖苦别人的表达方法，其所用词语想要表达的意义与它们通常意义相反。”【80】也有人指出，反讽“是一种通过生动具体的形象来表达某种抽象概括的道理的修辞手法，其特点是意义上的双重性，即字面上直接表达出来的意义与其真正用意并非一回事”【81】。南栖·帕特纳说：“反讽就是通过言辞结构而非特殊形式的决定因素的意义转移。”【82】
上述定义中，对反讽的目的有认识上的争议：有的认为反讽是为了达到一种幽默和讽刺的表达效果；有的则认为反讽是用“形象”来表达“抽象”的修辞方法。但是，在“将虚假表现为事实”这一反讽特点上是没有分歧的。“反讽再现常常通过评论和使词语字面意义自我受挫或自我削弱的语气或陈述而体现出的。”【83】“反讽”有意采取一种正话反说或反话正说的表现形式（字面上的“误用”），使其成为打上说话人主观意图的“有标记的语句结构”，从而使受话人产生有别于“中性”的心理反应，以达到凸现某种话语意义的目的。在此意义上，弗莱认为，“反讽是悲剧的非英雄式残余”，其核心是“以令人迷惑的挫败为主题”。【84】
维柯说：“反讽就是通过戴着事实面纱的反思而塑造成的虚假。”【85】他认为，原始人简单得像儿童，忠实于自然本性，最初的寓言故事不能伪造，因此就不会出现反讽语言。“暗喻（irony）当然只有到人能进行反思的时候才有可能出现，因为暗喻是凭反思造成貌似真理的假道理。”【86】
因此，“反讽本质上是辩证的，因为它代表着为了使言辞自我否定而自觉地运用隐喻。”【87】反讽式语言的风格是修辞上的疑惑，即作者不相信自己陈述的真实性。反讽假定了读者或听众有能力识辨就某种事物所做描述的荒谬性，而该事物通常由隐喻、转喻、提喻赋予形式，即“反讽话语不仅像隐喻、转喻和提喻那样，是关于现实的陈述，而且还至少假定陈述与其再现的现实之间的分歧”【88】。比如，“他惟有一颗心”这句话，当以一种特殊的语音、语调说出来或“他”不具有提喻用法赋予的品质情况下，它就成了反讽。所以，海登·怀特指出，“反讽在一定意义上是元比喻的”，因为它是在对修辞性语言的可能误用这一自觉意识上使用的。
“反讽言语的前提是意识到捏造、谎言和伪装的可能性。”【89】由此可见，反讽代表了人类意识的一个发展阶段，语言本身成了反思的对象。“反讽假定人们已经意识到真实与虚构的区别，语言错误地再现现实的可能性，以及字面再现和比喻再现的差别。”【90】反讽话语中的事实与虚假之别就是字面再现与比喻再现之分。海登·怀特认为正是字面再现和比喻再现的区分构成了所有科学的根基，通过使用约定俗成的意义（字面意义），这些科学有意识地探求的不仅仅是关于世界的真实陈述（字面再现），而且还揭露了关于世界任何特定的比喻再现的失误和不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