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表明，不仅某个句子的表达方式和修辞手法是反讽的，某个文本的语言风格、某个文学流派的总体特征也可能体现为反讽式的对抗性或置疑语气。比如，海登·怀特认为现实主义小说以及以一种自觉的质疑语气描述或以“相对化”意向写作的历史都具有反讽式的疑惑。弗莱在谈到反讽者形象时明确指出：“反讽叙述结构的中心主题之一是英雄行为的消失。”【91】弗莱甚至认为，在每种文学风格中和模式中都存在反讽的因素。还有人指出，“相当于转义的混乱阶段，反讽适合于冷漠、世故、分离和自我观望的现代和后现代。”【92】
无论是从词语意思、句子意义还是从文本风格、话语和思想风格来看，反讽模式在描述世界时本质上总给人一种世故的、老练的、观望的和现实主义的感觉。这种感觉正是个体自我意识的体现，也是文化反思、进步的必要阶段。鲁迅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对几千年以来中国封建文化导致的诸如涓生和子君等从“反抗”到“妥协”的人生怪圈的形象化塑造，对“怒其不争，哀其不幸”的阿Q精神入木三分的讽刺就体现一种反讽式的疑惑──对中国文化的深刻反思和自省。
作为一种世界观的基础，反讽式疑惑也许会倾向于让人在可能的积极政治行为中消解一切信念，进而成为虚无主义者。作为一种哲学观的基础，反讽式疑惑也可能会对人类的生存状况产生一种根本上是愚蠢的或荒谬的理解，这又造成了一种文明自身处于疯狂中的信念，进而产生一种保守和清高的蔑视。同时，作为一种语言规则模型，反讽还体现为思想上的怀疑主义和道德上的相对主义。“简言之，反讽是语言策略，它把怀疑主义当作一种解释策略，把讽刺当作一种情节编排模式，把不可知论或犬儒主义当作一种道德姿态。”【93】
尽管如此，反讽对于文学活动、思想进步和文化发展都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在一个探寻自我意识水平的特定领域内，反讽的出现看上去标志着思想的升华。”【94】在海登·怀特整个历史诗学建构中，反讽处于核心环节。在《元史学》的开篇，他就告诉读者该书采用了一种反讽模式，并有所启发地指出：“点明反讽的反讽却是有意识的，由此它代表了一种针对反讽自身的反讽意识的转向。”【95】在分析克罗齐历史哲学的反讽模式之前，海登·怀特指出，“史学家的反讽起着怀疑论的作用，它要求史学家对文献进行批判性考察。史学家在工作中有时必须以反讽的姿态对待历史文献……否则其历史撰述将毫无确定性可言。”【96】反讽是史学家实现历史真实的一种方法论因素和技术性工具。但是当史学家对读者、对自己的事业保持一种反讽姿态时，也许就像布克哈特那样将历史按讽刺剧方式情节化，反讽成为一种历史表现原则。然而历史哲学家的反讽则不仅针对文献，还针对整个历史事业。历史哲学家反讽姿态应是为了“批判和消除反讽性史学的可能性”。【97】历史哲学应该从反讽开始，最终要超越反讽。“至少，19世纪最优秀的历史哲学家都是这样做的。”【98】
海登·怀特将19世纪历史意识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世纪前30年）批判反讽式的历史概念，以卢梭、赫尔德、德国“狂飚”突进派和瑞士自然诗人为代表的浪漫主义学派、黑格尔为主的唯心主义学派和以奥古斯特·孔德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学派，尽管它们在历史观和历史研究方法上各有差异，但是都对批判启蒙运动晚期理性主义者用以对过去进行研究的反讽态度持一致立场。因此，在这一历史意识阶段里，历史哲学充满热情，历史学则充满自信。第二阶段（1830—1870年）是历史意识的成熟或典范阶段，以史学家米什莱、兰克、托克维尔、布克哈特和历史哲学家马克思为代表。他们自己提出了各种“实在论”【99】反对启蒙主义历史“实在论”。第三阶段是“危机”阶段。因为，针对同一组事件的多种自圆其说而又相互排斥的看法摧毁了历史学家自诩的客观性、科学性和实在性。此阶段，唯美主义、怀疑论、犬儒主义和悲观主义的盛行──历史意识陷入了一种反讽的情境中，这意味着历史主义危机的重现。哲学家尼采的历史学给人一种精神颓废的表征，这是因为他将历史思想比作以隐喻模式作为修辞策略的艺术观念，力求建构一种“隐喻式反讽”的元史学。“反讽模式成就了历史哲学中可能存在的历史态度的循环，它在历史学中经历了从米什莱到布克哈特的转换。”【100】这常常使历史学家陷入绝望。
19世纪80年代的克罗齐试图解决这一问题。他将反讽立场确立为现代唯一可能的“智慧”，而又不陷入怀疑主义和悲观主义之中。他所使用的反讽方法便是“用先于概念的、‘直觉的’或者艺术的眼光来理解充斥着历史领域的对象。这意味着，历史知识开始于对存在于历史领域中的特殊事物所做的艺术性把握”【101】。因为，历史无论如何不存在概念描述，仅仅是“讲述发生的事件”，历史学应该涵盖在艺术的普遍观念之下。“艺术和历史的差异是一种认识论方面的区别，而不是本体论上的。”【102】克罗齐并未抹杀两者的区别，他认为艺术家必须考虑某些真实性的标准，史学家则受到真实性标准的支配。“史学家不是为了‘解释’而写作，而是为了‘表现’而写作……”【103】在这种反讽意识下，克罗齐批判了马克思的历史科学、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与维柯的历史诗学。
运用比喻理论对19世纪历史意识深层结构的整体把握具有结构主义特点，因为海登·怀特将19世纪历史意识作为一个整体性、转换性和自调性的“结构”来处理，同时，又从历时性和共时性的角度对这一结构进行总体性分析。其实，与其说海登·怀特分析的是关于19世纪历史意识的历时性演变，毋宁说是对其整体的共时性把握。他说：“正是通过比喻，历史学家才实际建构了话语的主题；他的解释不过是对他原创的比喻中主题属性的形式化投射。”【104】海登·怀特关于四种比喻形式的论述以及将其用于19世纪历史意识的分析主要是从作为一种思维方式、论证方法和意识形态角度进行的。比喻已经不仅仅是修辞方法或言辞结构，还是重要的语言规则、思想方式和认知方法。人们对比喻的认识经历了从修辞学、语言学到逻辑学、文化学的及其认知意义的研究历程。海登·怀特的比喻理论就是在这个历程中的一个环节。他的贡献不仅在于将四重比喻作为一种分析文本语言风格的模式，还在于将比喻引入意识领域，将比喻作为人类的深层意识结构，即海登·怀特将研究重点由“语言的比喻”转向了“思想的比喻”。
第三节 海登·怀特历史诗学：一种转义现象学──从语言比喻论到话语转义学
海登·怀特在《元史学》导论中提出的四重比喻理论在《话语转义学》、《形式的内容》和《比喻实在论》中又有了新的发展和补充。埃娃·多曼斯科认为，自《比喻实在论》出版以来，海登·怀特区分了比喻与转义。“把比喻作为话语的基本成分，海登·怀特把比喻界定为一种话语流出与转向的‘意象’。”【105】如果说《元史学》主要对比喻理论进行横向的静态分析，强调的是四种比喻形式之间的差异性（相似性的隐喻、临近性的转喻、同一性的提喻和对抗性的反讽），那么海登·怀特后来著述主要是对比喻理论进行纵向的动态分析，侧重于它们之间在人类意识、思想发展和思维运作中的连贯性（海登·怀特将其命名为“转义”）。【106】《元史学》中，海登·怀特主要是将比喻置身于历史文本之内，《元史学》以后的著述则将比喻放置在大于历史文本的话语之中，并连同话语本身一起考察。除叙事和比喻理论之外，话语转义理论也是海登·怀特历史诗学的核心部分。海登·怀特的历史诗学也由“比喻创造论”变成了“转义发展论”。【107】
一、“转义行为是话语的灵魂”
关于“转义”与“比喻”的关系，海登·怀特指出，“根据后文艺复兴修辞学家的用法，因此，我使用‘转义’这一术语指称预先假定了使用给定的语言转向的关系模式，使用‘比喻’这一术语指称任何话语或言辞中的具体转向。换句话说，转义是语言比喻的类的范畴的分类称谓。”【108】“转义”（trope）一词派生于tropikos、tropos，在希腊语中的意思是“转动”（turn）、“方法”（way）、“方式”（manner）。在古拉丁语中，意思是“隐喻”或“比喻”，在晚期拉丁语中主要指“调子”、“拍子”等音乐理论术语。当代美国思想家詹姆逊认为，“所谓历史转义，就是使两种截然不同的、不可公度的现实相互接触，一种在上层建筑之中，另一种在基础之中；一种是文化的，而另一种是社会经济的。”【109】根据海登·怀特的研究，早期英语的“转义”（trope）一词中除了含有上述全部意思之外，还具有“文体”一词所具有的含义。“文体”概念适于既非逻辑论证又不同于纯粹虚构的词语构型，这样的词语构型就是人们所说的话语。因此，话语与转义关系密切。诸多话语理论忽略了两者之间的关系。
话语一词派生于拉丁语discueerer，意思是“前后”（back and forth）或“往返”（to and fro）运动。这种运动既是前逻辑的（prelogical）又是反逻辑的（antilogical）。作为反逻辑，话语的目的是解构一个特定经验领域的概念化，因为，这一个经验领域已经成为一个妨碍我们新的认知的本质。作为前逻辑，话语的目的是标识出一个经验领域，以便于后来的逻辑引导的思想进行分析。“总之，话语从本质上说是一种调节。这样，话语既是阐释的，又是前阐释的；它总是既关注阐释本身的性质，也同样关注题材，显然它是详尽阐述自身的机会。”【110】话语中的叙事自我或超验主体使其具有自足性，使它把一切句法置于疑问之中。因而，话语总是从逻辑的掌握中溜出来，不断置疑逻辑捕捉其主题的本质，所以，话语带有元话语的反映性。这样，话语本身就是意识诸过程的一种模式，通过这种模式，特定经验领域（原本被简单地视作费力理解的现象领域）经类比与另一些经验领域（本质上已经被人们理解成经验）相融合。
对话语的理解已经超出了逻辑所能把握的范围。话语中的“前后”或“往返”运动违背了逻辑一致性（大前提→小前提→结论）的标准。所谓理解，就是把陌生事物表现为熟悉事物的一个过程，即“把陌生事物从异国情调的或未分类的事物领域移入一个已被编码的经验领域的过程。这个经验领域被认为对人类有用的、无威胁的或只有通过联想才被认识的”【111】。由此可见，把陌生表现为熟悉的过程涉及转义行为。“转义行为就是从关于事物如何相互关联的一种观念向另一种观念的运动，这种转义行为是事物之间的关联，从而使事物用一种语言表达，同时又考虑到用其他语言表达的可能性。”【112】
哈罗德·布鲁姆（Hrold Bloom）将转义看作是相当于心理防御机制的语言防御机制──防御话语中的字面意思，正如压抑、倒退、投射等防御死亡焦虑的心理机制一样。海登·怀特认为：“转义行为是话语的灵魂，因此，没有转义机制，话语就不能履行其作用，就不能达到其目的。”【113】没有转义，话语达不到目的是因为文本与意义之间没有形成一种对立关系。
转义是对语言字面意义的、约定俗成的或规范用法的偏离，是对习俗和逻辑所认可的表达方式的背离。“通过对所期待的规范表达的变异和通过它们在概念之间确立的联系，转义生成语言或思想的比喻。”【114】因此，转义行为一般来说是比喻的。我们习以为常的比喻原来是“转义”的结果，这就将比喻研究从认识论的价值层面转向了本体论的结构层面上。
海登·怀特对转义的探讨就将对比喻的研究推向纵深。当然，海登·怀特对转义的研究使得“话语”以及转义与话语的关系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同时，两者之间的关系也成为海登·怀特历史诗学的重要内容。转义理论一经提出，便应用于文学文本、历史文本和哲学文本中的话语分析。在这种分析中，不仅转义的具体内涵逐渐得以揭示，海登·怀特对上述话语分析过程中也生成了其他文学、历史等方面的思想。所以，话语转义的分析又成为海登·怀特进行学术创造的思想平台。
二、“阐释”与“解释”──历史话语转义分析案例之一
海登·怀特认为，阐释就是当我们不能完全确定应该用何种可能的分析方法描写自己感兴趣的对象或情形时的所作所为。具有前分类和前解释功能的阐释，不同于特殊分析方法所支持的解释和技术性的描写。阐释有种种不同的描写和解释对象、情形的方法。海登·怀特继而指出，在描写性和解释性话语中，它们表述的元层面（meta-levels）可以通过语法和逻辑分析的组合识别出来；在阐释性话语中，元层面的辨别需要本质上显然是比喻的分析方法。“阐释是通过人类意识来理解对象时的思想产物，也是努力确定怎样以及能否完全充分描写和解释这个对象的思想产物。”【115】因而，阐释是转义的而非逻辑的。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修辞学（被视为转义的语言基础而非劝说性语言的理论）、话语和文本提供了一个关于阐释性话语的理解方式。
“阐释是话语中一个主要的转义方式，它类似于常常被用于阐释性话语策略的叙事。”【116】于是，阐释与叙事就具有了某种必然的联系。在清理了阐释与解释和描写的区别之后，海登·怀特又将转义与叙事的关系引入了人们视野。
他认为，组成叙事的连续事件可以通过回忆得到理解，在赋予这些连续事件情节结构之后，它们就拥有了叙事功能。即使如此，这些连续事件也不可以通过三段论方式从一种形式向另一种形式进行逻辑推论的。所以，阐释性话语中的转换序列更像一个横亘于探求一个使历时性系列事件成为事件关系的范式结构之情节结构的通道。阐释与叙事之间的相似表明了话语本质上的比喻本性。正是比喻形态的结构提供了历史叙事中故事之情节化的基础。“一方面，比喻形态引起了话语范式轴上语言、文类、指涉和概念平面之间的相互关系，另一方面，比喻形态的序列控制了从范式轴向语义轴的转移。”【117】海登·怀特以《追忆似水年华》（普鲁斯特）对贝尔·罗贝喷泉描写的比喻分析，来验证和检测自己话语转义理论的合理性、实用性。这段文字再现了一个叙事场景，描写了主人公（马苏尔）试图通过“意识”来理解一个对象──一个作为艺术作品的对象。该艺术品的美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它迷人的本性却被认为是不可领悟的。这段文字如下：
喷泉位于林间空地的一侧，周围树木环绕，林木美不胜收，不少树与喷泉一样古老。远远望去，喷泉细长的一股，静止不动，仿佛凝固了一般，微风吹拂，才见淡雅、摇曳的薄纱悠悠飘落，更为轻盈。十八世纪赋予了它尽善尽美的纤纤身段，可喷泉的风格一旦固定，便似乎断绝了它的生命。从此处看去，人们感觉到的与其说是水，毋宁说是艺术品。喷泉顶端永远都氤氲着一团水雾保持着当年的风采，一如凡尔赛宫上空经久不散的云雾。走近一看，才发现喷泉犹如古代宫殿的石建筑，严格遵循原先的设计，同时，不断更新的泉水喷射而出，本欲悉听建筑师的指挥，然而行动的结果恰似违背了他的意愿，只见千万股水柱纷纷喷溅，唯有在远处，才能给人以同一股水柱向上喷发的感觉。实际上，这一喷射的水柱常被纷乱的落水截断，然而若站在远处，我觉得那水柱永不弯曲，稠密无隙，连续不断。可稍靠近观望，这永不终断的水柱表面形成一股，可实为四处喷涌的水所保证，哪里有可能拦腰截断，哪里就有水接替而上，第一根水柱断了，旁边的水柱紧接着向上喷射，一俟第二根水柱升至高处，再也无力向上时，便由第三根水柱接替上升。附近，无力的水珠从水柱上洒落下来，途中与喷涌而上的姊妹相遇，时而被撞个粉碎，卷入被永不停息的喷水搅乱了的空气漩涡之中，在空中飘忽，最终翻落池中。犹犹豫豫、反向而行的水珠与坚挺有力的水柱形成鲜明对比，柔弱的水雾在水柱周围迷蒙一片，水柱顶端一朵椭圆形的云彩，云彩由千万朵水花组成，可表面像镀了一层永不褪色的褐金，它升腾着，牢不可破地抱成一团，迅猛冲天而上，与行云打成一片。不幸的是，只要一阵风吹来，就足以把它倾倾斜斜地打回地面；有时，甚至会有一股不驯的小水柱闯到外面，若观众不敬而远之，保持适当的距离，而是冒冒失失、看得入神，那准会被淋得浑身湿透。【118】
海登·怀特认为，人们看到的这一场景似乎是对一个艺术对象的纯粹描写，因为它描写的是艺术作品，所以，对艺术品的这种描写只能被阐释而不可以被解释。这一阐释的本身是由对喷泉的四个连续描写（是马苏尔朝喷泉方向运动的不同点上观察的结果）组成的，它们分别暗示了四种转义模式：隐喻（开头至“一如凡尔赛宫上空经久不散的云雾”）、转喻（“走近一看”至“稠密无隙，连续不断”）、提喻（“可稍靠近观望”至“便由第三根水柱接替上升”）、反讽（“附近，无力的水珠”至最后）。转义模式告诉了我们这段短文的叙事逻辑，提供给我们一种再现普鲁斯特的（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阐释中叙事和描写之关系的方法。这一场景有两个分离的比喻作为框架，一个是社会的，另一个是自然的。该段文字以一个水柱“外闯”将靠近它的观众“浑身弄湿”结尾，暗喻了向上流社会靠拢的欢乐。它的开头是在马苏尔看到盖尔芒特亲王将斯万推倒在地，甚至“要把他撵出门外”之后。正是这件事让马苏尔重新审视上流社会对他的吸引力，为此，马苏尔才“集中了几分注意力，想去观赏贝尔罗贝喷泉”。于是，就有了对喷泉的四个描写。这暗喻了作者对自然的向往。
作者首先描写的是从远处遥看喷泉的外观（“……远远望去，喷泉细长的一般……更为轻盈”）。作者将从远处捕捉到的喷泉印象浓缩成为“苍白和颤动的羽毛”的意象，这是明显的隐喻。这一部分的描写包括对此意象的陈述和提喻（18世纪）、双关（“风格”）、两个隐喻（“顶端”和“云雾”）、一个明喻（一如凡尔赛宫上空经久不散的云雾）等比喻语言。所有这些都是为了“水”之喷泉与“艺术品”之喷泉的相似性，而相似性是隐喻模式的基础。
从一个较近的距离上，马苏尔感到喷泉犹如古代宫殿的石建筑。在这个距离观看喷泉，普鲁斯特运用了转喻思维传达马苏尔的感受。在远处，看到的是一股水柱向上喷发；走到近处，看见的却是纷纷喷溅的千万股水柱。在近处看，每一喷射的水柱被落水拦截后纷乱芜杂；在远处看，却觉得那水柱永不弯曲、稠密无隙、连续不断。这段文字中有两个对比：一个是远处观看喷泉的印象与近处喷泉给人的种种感觉的对比；另一个是艺术家设计与它们在艺术作品中之间关系的对比。更重要的是，这段文字提出了传统艺术创作规则与艺术创作中对这些规则的超越之间的复杂关系。这两个句子不仅暗示了普鲁斯特关于整体之对象的表面与实际不同的观念，也说明了比喻对字面意义的产生有重要作用的观念。
海登·怀特认为有两个原因将这段文字看作转喻。首先，它将喷泉的审美外观“还原”为物质实体，因此，该段文字用喷泉外观的物质原因代替了它的视觉结果。转喻式还原在文字上是通过将喷泉的水柱比作古代宫殿坚硬的石柱这一明喻的修辞手法表现出来的。其次，这一段文字清楚地将喷泉的整洁外观“还原”成为似乎违背建筑师设计意愿的现实必需品。这个还原一方面提供了关于艺术创造之本性的洞见，另一方面也提供了阐释艺术品之方法的洞见。
但是，普鲁斯特并没有让我们停留于这些转喻式“还原”，他继续以另一种方式描写喷泉，海登·怀特将这种描写称为“提喻”。因为，“可稍近观望……”这句话全部是关于喷泉实际结构的描写，并没有给我们留下“叙事者的印象”。这是本段四个描写中最拘泥于字义的一句，它几乎没有使用一般意义上的隐喻性语言，主要是对水柱的“稠密无隙，连续不断”之效果的本体性解释。我们甚至可以根据作者对喷泉结构的描写勾勒出一个水流喷发途径和水流之间关系的图表。因为过度拘泥于字面意义以及比喻语言的贫乏，仅仅一两次浏览是无法理解这句话的意义的。它不像前一段话一样是还原性的，它只是喷泉的组成成分之间关系的再现，以至于我们分不清这句话的“内容和形式”。以提喻的综合方式，喷泉被“综合地理解”为其各个组成部分的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
对客体的总体化描写之后，阐释还没有完成。随后的文字（即从“附近，无力的水珠”至最后）是从“附近”观看喷泉的反讽式描写。不仅因为在这部分描写中有大量比喻技巧，这引起我们对此前三种描写中比喻模式任意性的注意，更重要的是它是由喷泉拟人化的内在反讽构成。本部分描写的前两个句子是由提喻向对喷泉拟人化之反讽描写的突然转向，后两个句子则让喷泉回归到陈腐水流的状况。
最后的反讽式描写中没有公开提出的谈话主题，也没有诸如“人们感觉”、“人们感觉到……的印象”、“才能给人以……的感觉”或“我觉得”等在其他描写中遇到的语句。这一部分实际上是生动的叙述和形象的再现，充满了隐喻性语言。但是这种隐喻性语言却以一种不同于第一部分那样的隐喻描写的语气，以至于掩饰了这段文字中主导比喻模式指涉的充分性。实际上，这段文字的指涉既不是作为一个整体的喷泉（水从喷嘴喷出的水柱），也不是水柱与喷嘴之间关系结构，而是无数被拟人化的水珠或小水滴，它们被描写成混乱的毫无意义的生活之流的意象。那些翻落池中之前的“洒落”并在空中“漂浮”一会儿的“无力水珠”被赋予了积极的模糊功能，因为动词“卷入”使人想起了舒缓、柔和的诗句。这一比喻的内涵又被转移到了“水柱顶端一朵椭圆形云彩”的描写。但是，通过“不幸的是，只要一阵风吹来，就将它倾斜地打回地面”的提醒和“有时，一小股水柱闯到外面，若观众不敬而远之，会被溅个浑身湿透”的忠告，作者将这些上升的“云彩”处理成稳定性、连续性、完整性、紧迫性的意象。因此，依次经历了抒情的、典雅的和顽皮语气的第四个描写不仅在结构上是反讽的，同时，也修正了对喷泉的其他三个描写。
它与第一个隐喻描写的修正关系十分明显。虽然复制了第一个描写的隐喻模式，但是它用移动性、变化和迅速消失的喷泉意象代替了在第一个描写中出现的静止、僵硬和连续。而且第四个描写中的拟人化成分与第一个描写中喷泉的高贵品性直接对立。该段反讽模式与转喻和提喻的修正关系也很明显。第四个描写中“升起”、“回落”、“搅乱”的拟人性动作用于水柱或水滴“违反”、“分散”了第二个描写中转喻式还原。喷泉水滴的拟人化与着重突出喷泉结构的第三个提喻式描写的精练主题直接对立。
总之，海登·怀特对普鲁斯特贝尔·罗贝喷泉描写的转义分析，不仅明确了各转义模式的内涵，也论证了四个转义模式之间的关系和差异性。同时，也将转义与阐释的关系直观化、形象化，是海登·怀特对文学话语进行实践分析中最具说服力的例子。
三、历史话语的诗性特征──历史话语转义分析案例之二
话语从“形成”到“理解”再到被“阐释”，最后到合理地“辨识”出来，经历了一个转义的过程。海登·怀特对马克思《资本论》中“价值形式”的话语分析就表明了这一点。马克思将价值形式区分为四种形式：简单的（个别的或偶然的）形式、总和的（扩大的）形式、一般形式和货币形式。海登·怀特认为马克思的这一区分使用了黑格尔意义上的辩证策略（上述四种价值形式可以被看作自在的价值，自为的价值，自在、自为的价值，自主、自在、自为的价值），而这种策略实质上是比喻分析。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将简单的价值形式直观化为一个公式：
X量商品A=Y量商品B
（20码麻布=1件上衣）
这个看似简单的算术等式中隐藏着深奥的关系──它表示的是两种事物之间的一种隐喻关系。它表达了相比较的两个事物之间的一种差异性和相似性，即一种“相对价值形式”和一种“等价形式”。因此，简单价值形式可以被解释为任何两种商品之间的一种隐喻关系。某种商品是否被赋予相对的或等价的价值，依据的是它在隐喻性表述的这一边或那一边的位置。马克思说：“一切价值形式的秘密都隐藏在这个简单的价值形式中。”这不仅揭示出了简单价值形式的隐喻性，而且表明在对简单价值的分析中，马克思已经将隐喻理解为一种方法。随后，马克思用比喻策略解释了其他三种价值形式的本质。
总和的或扩大的价值形式不过是以比喻形态出现的商品价值的概念化。商品之间的关系可以表示为无限拓展的系列，“A=B，B=C，C=D，D=E……”。这一商品关系系列既存在着部分与部分（单个商品与单个商品）之间的关系，也存在着部分与整体（单个商品与交换体系）之间的关系。很显然，这种价值形式可以解释为商品之间的转喻关系。
这一关系系列的扩展，也暗示了存在一切商品共有价值，即价值的一般形式。马克思认为，商品之间的共有价值是“凝固”了消耗在个别商品中的劳动。显然，这是按提喻方式赋予整组商品共有价值。
当人们模糊了商品中价值的真正内容（劳动）之后，商品的共有价值便被表示为一定量的黄金。它使商品能够在交换体系中流通的同时，也具有一种代表一切商品价值权力的荒谬性特征，进而导致“货币拜物教”的出现。马克思对货币价值形式的分析运用了反讽的策略。马克思不仅对价值形式进行分析运用比喻策略，在分析生产方式的发展变化、无产阶级四重运动和社会意识形态中，也隐含着比喻策略。总之，“无论马克思分析什么，无论他分析的东西在社会演化中处于哪个阶段……他都倾向于将研究的现象分为四种范畴或类型，对应于隐喻、转喻、提喻和反讽四种比喻。”【119】
在海登·怀特视野里，不仅马克思的话语里存在着转义现象，19世纪欧洲经典历史大师的话语之间也存在着不同的转义模式。比如，19世纪的历史学家米什莱是按照隐喻模式解释历史话语；兰克则使用提喻方式来构想欧洲的历史话语；托克维尔的前期历史话语倾向于转喻式的，后期陷入了反讽模式之中。布克哈特的历史学则在象征主义和叙事之间的中间地带运用反讽性语言构筑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是反讽的实在论历史话语。再如，同样是19世纪的历史哲学家，黑格尔以提喻意识对隐喻和转喻模式提出批判的反讽开始历史思考；马克思以转喻模式为史学作哲学辩护【120】；尼采以隐喻模式为史学作诗学辩护；克罗齐以反讽模式为史学作哲学辩护。
不仅整个19世纪的历史意识形态经历了“反讽→隐喻→转喻→提喻→反讽”的转义发展过程，而且，每一位历史哲学家的话语中也可以识别出历史解释的四种策略。虽然对这些策略术语的称呼不同，但是每一个术语都将历史解释看作一个转义的“光谱”，这个光谱的一极属于隐喻的意识模式，另一极则突出了反讽意识。两个极端的中间阶段可以分成转喻和提喻意识模式（即体现为解释策略就是历史“还原”与叙事“再现”）。比如，黑格尔区别的四种历史编撰：普遍的、实用的、批判的和概念的；德罗森伊的四个范畴：心理的、因果的、条件的和伦理的；尼采的四重分类系统：古物收藏的、纪念的、批判的、超历史的，都是以转义为基础的。克罗齐区分的四个历史思想（浪漫主义的、实证主义的、唯心主义的和批判的）最为清楚地代表了历史阐释的转义分析，因为，它们可以分别化解成隐喻的、转喻的、提喻的和反讽的意识形态。
上述历史哲学家中的转义基础表明，这些理论家们意识到了历史作品中的诗歌和修辞的必要性。通过对上述几位历史学家的历史书写的实践活动和历史哲学家的元史学性分析，话语转义是海登·怀特概括出来的一般历史实践的基本特征。这也为他所倡导的历史诗学提供了直接的事实依据和材料证明，因而，历史话语中的转义模式使得历史具有一种内在的诗性特征，这也使得经典历史文本成为文学名著一样的隐藏着种种意义的“诗性结构”【121】。这就意味着历史叙事像经典小说叙事一样具有丰富的文化心理张力和复调思想价值，历史文本“蕴含着趋向于人类未来新的美学生活建构的无限生成性”。【122】
第四节 ”诗性逻辑”：转义的基础性认识论意义
转义似乎无处不在，就连理性思辨活动得以展开之根本的逻辑也是转义的。托多罗夫指出：“逻辑本身不过是转义策略的形式化而已。”【123】维柯在《新科学》一书的第二部分专门论述了“诗性逻辑”，他说：“形而上观照各种事物的一切存在的形式，逻辑考虑到一切事物可能指的那一切形式。”【124】而逻辑一词来自“逻各斯”，它最初的本义是寓言故事，寓言故事的意思则是“不同的或另一种说法”。希腊文里寓言故事也叫做“mythos”（神话故事），“mythos”又派生出拉丁文“mutus”，“mute”（缄默或哑口无言）。语言在刚产生的时候，“是哑口无声的，它原是在心中默想的或用作符号的语言。”【125】这样，原始人必然用姿态或实物，与要表达的意思相联系。“因此，逻各斯对希伯莱人来说，可以指事迹；对希腊人来说也可以指实物。”这本身就是一种转义的过程。由此可见，海登·怀特所说的“转义”就是维柯的“诗性逻辑”。
海登·怀特认为三段论本身就是转义的证据。从大前提到小前提，即从普遍到一般的转向就是一个转义步骤，因为，每个三段论采取的都是“从普遍命题的平面向个别现存陈述平面运动的决策”。而“普遍命题”本身就是一个引申的提喻，“个别陈述”则是一个引申的转喻。海登·怀特认为，既然古典三段论中存在着转义，那么，在历史、哲学、文学批评以及人文学科中的准三段论或准三段论链也应如此。在此基础上，海登·怀特同意维柯的看法，即话语中的转义模式“不仅反映了意识过程，事实上也是人类为赋予其世界意义而付出的全部努力的基础”【126】。
转义具有基础性的认识论价值，人类意识正是借助于转义模式实现了话语与社会或自然环节的统一。在考察了土俗的拉丁词汇形成原因（根据自然事物的自然本性和可感觉的效果）之后，维柯说：“一般地说，隐喻构成全世界各民族语言的庞大总体。”【127】随后，他又指出：“凡是语言愈寓于英雄时代的简炼，也就愈美；愈美就愈有表达力；愈有表达力就愈忠实。”【128】那么，究竟这种在隐喻中产生的语言如何得到“简炼”的呢？这种简练是否还有一个复杂的意识活动过程呢？为什么语言的“简炼”能够与“表达力”和“忠实”联系在一起呢？这是维柯在《新科学》里没有具体论述的问题，也是海登·怀特试图回答并力图解决的问题。
海登·怀特指出，话语的“转义”过程经历了从对“怪异”或“危险”现实的隐喻理解，到转喻地把现实分散到临近领域（事件序列或空间场所）中去，再到将现实的诸因素提喻式地“综合”起来分成不同的类、种、属等顺序（即给它们超句法的编序，确立它们作为本质或本质属性的地位），最后“转”而反讽地考虑这种分类的不充分性（即超句法编序中的总体性抵制包容性的那些因素）。海登·怀特所论述的话语的转义过程也可以被视为对上述一系列问题的简单概括。
对现实的隐喻理解是一种模糊的、混乱的理解，这一点维柯曾明确指出，他说“英雄的语言（即，原始时代的语言，）在开始时必然极端混乱，寓言故事暧昧的主要原因就在于此”【129】。但这种模糊的理解是外部世界直接作用于人的视觉、听觉、知觉等感官的结果。对现实世界的隐喻理解久而久之形成了一种感受力。它是人类继续进行其他理解的基础，为随后深入理解提供材料和依据，同时，感受力慢慢构筑起了一个庞杂的感性世界，即一个类比的经验世界。“一切知识体系都起源于用已知的、至少是熟悉的东西对未知进行隐喻的描述。”【130】因而，感受力的有无或差异就决定了隐喻理解的程度与深度。“数学”这门学科便是人类感性世界之结晶。
在事物之间的类比经验基础上形成的对世界的转喻理解是一个由陌生到熟悉的认识过程。主体把对事物的独特感觉定性为事物的特殊性。运用隐喻基础上形成的语言，以“名称转移”的方式，认识主体将客观的秩序世界分成两个存在方式：因与果的方式和行动者与行为的方式。转喻理解“是一个诗学策略，可用来将临近的实体简化为互相作用的地位”【131】。比如，用事物的一个部分的名称来代替整个事物。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指出：通过感性，对象被给予我们；通过知性，对象则被我们思维。【132】同时，他还指出：“知性，作为思维能力（用概念表象事物）也被区别于高级的认识能力（以区别于低级的认识能力，即感性）。”【133】“以概念表象对象”的知性就是海登·怀特所言的“名称转移”的转喻。
但，知性也只是相对于感性而言的高级认识能力，在此认识环节上，认识主体还不具有将事物的抽象形式和属性从事物本身剥离出来的整体概括力，这种整体概括力正是维柯所说的“寓言故事或想像性的共相”【134】。所以，黑格尔在《论自然法的科学研究方法》中说：“没有知性的理性是虚无，没有理性的知性是某物。”【135】更确切地说，没有理性的知性是某物的某一方面，即特殊性。
原始人很容易将一种自然现象（比如，电闪雷鸣）视为一种情感状态（“发怒”），并且“在感觉世界中最突出的东西，能被最生动地感觉到的东西，最容易被注意到的东西都具有特殊性”【136】。主体对事物最为特别的地方感兴趣，并对此加以细化分类，通过这种分类，“各族人民的心智就成长得更快，发展出抽象能力，这样就为哲学家们的来临开辟了道路，让哲学家们形成了理智性的类。”【137】因此，此阶段的认识主体实际上是情感主体。在感受力的基础上，认识主体也就拥有了一种被情感（比如，原始人对自然现象的恐惧、神秘感）所左右的知性判断力，同时，经过这一阶段的理解，语言愈来愈简炼，其所指也进一步明朗。
到了提喻式理解阶段，认识主体由对事物的具体特殊性转向了抽象的一般。在这一阶段，认识主体形成了对事物的整体把握的本质抽象能力，维柯将这种本质抽象能力称为“通过散文手段形成”的“理性的哲学共相”，并且认为它晚于“寓言故事或想像性的共相”。而对这种“共相”的寻求一直是西方哲学的“重头戏”，柏拉图的“理念”、亚里士多德的“形式”、康德的“物自体”、黑格尔的“精神”、海德格尔的“存在”等，无不是对这种具有终极意义的“本原”进行理性抽象的结果。西班牙哲学家加赛尔说得好：“所谓求知，就是不满足于事物向我们呈示的面貌，而要寻索它们的本质。”【138】本质追寻是人类理解世界的主要途径和必然阶段。“从对具体事物的感受里培养起来一种抽象能力，这乃是文明的不归之路，也是哲学活动的一种归宿。”【139】这种抽象的理性能力帮助人类告别了洪荒野蛮的愚昧时代。在提喻式理解阶段，理性抽象力“完全打破了感性的昏暗、知性的偏执，将有限与无限、现象与本质、认识与对象融为一体，进入了一而二、二而一的自身矛盾的对立统一”【140】。
对世界的反讽理解一改前三种对现实陈述的客观性诉求之思维模式，在主观上对已取得的知识成果进行自审，以便去芜留精，分清事实与虚假。反讽假定了现实的陈述与再现的现实之间的分歧。这是原始人在培养了感受力、判断力、抽象力之后形成的又一种能力──具有领悟与反思意义的思辨力，经过这种能力，人们最终对历经几个阶段转换形成的真理性知识作出伦理道德方面的价值取舍。
话语的隐喻、转喻、提喻、反讽的转义过程就是一个人的感觉力、判断力、抽象力和思辨力四种能力的形成过程。这一转义的思维过程使客观真理拥有审美的、认知的、抽象的和伦理的维度。这是一个由“眼”到“身”、到“脑”，再到“心”的知识“内化”的过程，也是由“感性”到“知性”、到“理性”，再到“德性”的不断深化的知识积累过程，同时，还是一个伴有价值取向、情感判断和伦理意志的超越知识之维的思想“升华”。因此，转义具有基础性的认识论意义。
第五节 转义的生物本体论基础及其在潜意识中的存在
不仅如此，话语的这一转义过程还具有生物性的本体论基础。海登·怀特话语转义学的贡献就在于既提供了“转义”的认识论意义，展示了转义模式在话语、现象中的运思过程，开掘出人类理性知识之源的深层原因；也发现了“转义”的生物性本体论基础和它在人类潜意识中存在的依据。海登·怀特认为，皮亚杰关于儿童认知发展的研究为自己的话语转义提供洞见。比喻和转义作为对世界理性认识的基础性的地位，在卢梭、尼采、黑格尔等人那里也有过相关论述。
海登·怀特认为这些转义过程与皮亚杰所说的“格式塔”（gestalt swithes）转换或认知领域里的“重构”（reconstruction）相呼应。皮亚杰指出，儿童认知过程的形成，即儿童感觉运动过程，经历了四个阶段、三次转变，海登·怀特认为这一认知过程本身就是一个漫长的转义过程。皮亚杰认为，婴儿还没有自我与他者的观念之分，所有物体都是以婴儿自身身体为中心的同质引申，他们生活在类比经验中，这类似于原始人认识世界的模式。维柯也有同样的观点，“人在无知中就把他自己当作权衡世间一切事物的标准……人把自己变成整个世界了。”【141】这样，无生命的事物也具有了感觉和****。而“类比”经验的形成就在于人们对差异的理解。这种基于差异性的相似性认同（身体与世界的一致性）就是儿童和原始人的早期的自然隐喻认识模式。皮亚杰认为这一感觉运动阶段持续一年半左右的时间。
婴儿在1岁半之后经历的认知模式开始发生变化，他们对世界的意识从隐喻意识过渡到了转喻意识。这种转换，皮亚杰称之为“可实证的哥白尼革命”。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儿童“原本自我中心空间的彻底解体”，即将一般的空间概念具体化。而空间概念的具体化是象征功能的必要条件。18个月之前不存在对临近关系（空间关系）的理解，有的只是没有时空界限的经历。18个月后，儿童可以理解事物之间的临近关系（空间关系）。海登·怀特认为，没有“哥白尼革命”式的转喻能力，象征化、言语和思想是不可能的。
然而，在7岁时，“儿童的发展又出现了一次根本的转折。他具备了一些逻辑能力；他能够通过考虑颠倒性、考虑总体系统来协调运作。”【142】这种逻辑是关于实体事物的集合或分类逻辑，也是赋予非实体之物以超时空的关系逻辑、数字逻辑。“它是一种逻辑，是说那些运作都是相互协调的，在整个系统中都是分门别类的，并有它们的总体性规律。”【143】这种逻辑能力使得儿童的行为可以相互协调，形成了一种对事物整体把握的能力。“皮亚杰发现了提喻的遗传基础，正是在这种基础上儿童把事物作为整体的各个部分加以构成，或把实体集合起来，作为分享相同本性的一个总体的诸要素。”【144】显然，儿童在这个年龄阶段具有了一种抽象的综合能力。
随着少年时期的到来，“儿童不仅能够就可操纵的物体进行推理和演绎，如排列木棒、计算收集的物体的数量，但他也能够就理论和命题进行逻辑和演绎推理……这可以称作命题的逻辑。”【145】儿童在经历了以身体为中心的感觉阶段、象征化和语言能力阶段以及关系逻辑和分类逻辑阶段之后具有了命题能力，这是一种对“反映本身进行反映的能力”，柯林伍德称之为“第二秩序的意识”、“关于思想的思想”。【146】这种思想能力不是自发的，而是自觉的。海登·怀特认为这不仅是对以前的隐喻的、转喻的、反讽的意识阶段的运作持批判态度，也批判这些运作的结构。少年时期，儿童不仅具备逻辑能力，还具有了反讽的能力。据此，儿童不仅“以特殊的方式谈论世界，还以各种可选择的方式谈论世界”。
皮亚杰认为，儿童的整个认知发展过程是沿着一条共时性光谱伸展的并在历史性序列得以详尽阐述的过程。因此，他并没有将反讽思维模式视为高于前几个年龄阶段出现的特定思维模式。它们没有全被抹杀掉，而是“在本体遗传过程中被保留、超越、通化到后续的模式中来”【147】。
皮亚杰认为，逻辑思想不是随着言语的到来而到来的，这表明四重比喻形式之间的转义是以儿童心里遗传的天赋为基础，它们分别出现在儿童认知能力形成的四个发展阶段，即感觉运动阶段、再现阶段、运作阶段和逻辑阶段。
海登·怀特认为，这种具有生物遗传性的转义结构还出现在人的无意识阶段。弗洛伊德对梦的机制的分析就是一种转义分析。他认为梦的工作中有一个历时性维度，分别为“浓缩”、“置换”、“表征”、“二次修订”。比喻的修辞理论是弗洛伊德时代的高中和大学所教授的课程，“弗洛伊德只不过在梦的心理动力中重新发现了已经被明确解释为修辞转义的那些改造性模式，或无意识的将其强加于梦的心理动力之上。”【148】“一个转义就是一个字面的‘转向’，或者是从字面言语、语言的习惯意义和秩序的分离。”【149】
综上所述，海登·怀特不仅对话语进行转义分析，指出转义的认识论意义，而且还详细论述了转义的生物本体论基础和它在人类的潜意识中的存在。随后，海登·怀特以转义理论分析了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形成》中的工人阶级意识的形成，还指出维柯的《新科学》就是“历史的转义学”。而海登·怀特通过转义理论对福柯著作和思想的分析更是别具一格。可以看出，在海登·怀特视野里转义不仅具有本体论意义，还具有认识论和方法论的价值。转义不仅是话语的灵魂，还是海登·怀特历史诗学的“内核”。可以这样认为，海登·怀特的历史诗学本质上是一种“转义现象学”。
注释：
【1】海登·怀特：《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像》，陈新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193页。
【2】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89页。
【3】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18页。
【4】方珊：《形式主义文论》，山东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20页。
【5】朱立元：《二十世纪西方文论选》（上），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93页。
【6】朱立元：《二十世纪西方文论选》（上），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93页。
【7】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36页。
【8】赵毅衡：《符号学文学论文集》，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171页。
【9】列维·施特劳斯：《野性的思维》，李幼蒸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25页。
【10】列维·施特劳斯：《野性的思维》，李幼蒸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26页。
【11】列维·施特劳斯：《野性的思维》，李幼蒸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35页。
【12】列维·施特劳斯：《野性的思维》，李幼蒸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37页。
【13】列维·施特劳斯：《野性的思维》，李幼蒸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37页。施特劳斯并没有对该图表进行详细的解释和文字的标识。本表在其基础上附加了必要的文字描述与说明。
【14】海登·怀特：《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像》，陈新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43页。
【15】詹巴蒂斯塔·维柯：《新科学》，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01页。
【16】海登·怀特：《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像》，陈新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42页。
【17】海登·怀特：《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像》，陈新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43页。
【18】海登·怀特：《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像》，陈新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43页。
【19】詹巴蒂斯塔·维柯：《新科学》，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00页，第404节。
【20】詹巴蒂斯塔·维柯：《新科学》，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00页，第404节。
【21】Hayden White."The Tropics of History：The Deep Structure of the New Science"，Tropics of Discours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Baltimore and London，1978，p.205.
【22】Richards."The Philosophy of Rhetoric"，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36，p.98.
【23】Ewa Domanska."Human Face of Scientific Mind：An Interview with Hayden White"，Storia Della Storiograf ia，Vol.24，1993，p.9.
【24】Ewa Domanska."Human Face of Scientific Mind：An Interview with Hayden White"，Storia Della Storiograf ia，Vol.24，1993，p.9.
【25】Hayden White."The Tropics of History：The Deep Structure of the New Science"，Tropics of Discours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Baltimore and London，1978，p.205.
【26】海登·怀特：《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像》，陈新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490页。
【27】Ewa Domanska."Human Face of Scientific Mind：An Interview with HaydenWhite"，Storia Della Storiografia，Vol.24，1993，p.13.
【28】Ewa Domanska."Human Face of Scientific Mind：An Interview with Hayden White"，Storia Della Storiografia，Vol.24，1993，p.13.
【29】海登·怀特：《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像》，陈新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346页。
【30】Ewa Domanska."Human Face of Scientific Mind：An Interview with Hayden White"，Storia Della Storiograf ia，Vol.24，1993，p.13.
【31】胡壮鳞：《认知隐喻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78页。
【32】胡壮鳞：《认知隐喻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79页。
【33】Hayden White."Foucault Decoded：Note from Underground"，Tropics of Discours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Baltimore and London，1978，p.253.
【34】束定芳，《隐喻学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79页。
【35】束定芳，《隐喻学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80页。
【36】Hayden White."Foucault Decoded：Note from Underground"，Tropics of Discours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Baltimore and London，1978，p.253.
【37】海登·怀特：《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像》，陈新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215页。
【38】Hayden White."Interpretation in History"，Tropics of Discours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Baltimore and London，1978，p.72.
【39】Hayden White."The Tropics Of History：The Deep Structure of the New Science"，Tropics of Discours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Baltimore and London，1978，p.205.
【40】束定芳：《隐喻学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59页。
【41】束定芳：《隐喻学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81页。
【42】Richards.The Philosophy of Rhetoric.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5，p.124.
【43】钱钟书：《管锥编》（第一卷），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74页。
【44】束定芳：《隐喻学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81页。
【45】Beardsley.Aesthetics：Problems in the Philosophy of Criticism.New York：Harcourt Brace and World.
【46】海登·怀特：《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像》，陈新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491页。
【47】海登·怀特：《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像》，陈新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466页。
【48】海登·怀特：《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像》，陈新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465页。
【49】Paul Henle.Language，Thought，and Culture.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Press，1966，p.196.
【50】Hayden White."Historical Text as Literary Artifact"，Tropics of Discours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Baltimore and London，1978，p.91.
【51】Paul Ricoeur."The Metaphoric process as Cognition，Imagination，and Feeling"，On Metaphor，edited by Sacks S.，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8.
【52】Taylor.Metaphor of Education.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p.100.
【53】Hester M.The Meaning of Poetic Metaphor.The Hague，Mouton，1967，p.122.
【54】Hester M.The Meaning of Poetic Metaphor.The Hague，Mouton，1967，p.1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