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锄地之后，也许还要读读书、写写字，中午之前，我通常还要在湖水中洗个澡，游过一个小湾，把身体上劳动的尘垢洗去，或者让阅读留下来的最后一条皱纹变得平滑，到了下午我就很自由了。每天或隔天，我总是闲步到村子里去，听听那些从不间断的闲谈，或者是口头相传的，或者是报纸上互相转载的，如用顺势疗法小剂量的接受它们，的确也令人耳目一新，正如树叶的瑟瑟作响和青蛙的呱呱而鸣。一如我在森林中散步时看鸟雀和松鼠一样，我在村中散步时就看一些大人和孩童；听不到风吹松涛声了，却听到了马车的辚辚声。从我的屋子向外眺望，河边的草地上，聚集着一群麝鼠；而在另一个地平线上，在大片的榆树和悬铃木底下，却有一个满是忙人的村子，让我心生好奇，他们好像是大草原上的犬鼠，不是坐在他们的兽穴的洞口，便是奔到邻家去闲聊了。我经常到村子里去观察他们的习惯。在我看来，村子像一个巨大的新闻编辑室，在编辑室的一边，为了支持它，就像是国务街上的雷丁公司一家书商。的情形，他们经常经营些干果、葡萄干、盐、玉米粉，以及其他的食品杂货。有些人，对于前一种的商品，也就是新闻，胃口特别大，消化能力也特别大的，他们能长时间纹丝不动地坐在街道上，听那些像地中海季风般吹拂的闲谈私语吹过他们，或者说他们像吸入了一些乙醚，只是产生局部麻醉作用，让人麻痹了痛苦，但是意识还是清醒的——否则有一些新闻，听到了是要使人痛苦不堪的。每当我漫步经过那村子的时候，每一次都看到这群活宝一排排坐在石阶上晒太阳，有的身子微向前倾，他们的眼睛流露出淫欲的表情，不时的东张西望；要不然便是身子靠在一个谷仓上，两手插在裤袋里，像女像柱子般地支撑着谷仓似的。他们因为一般都在户外，有什么风吹草动都能听见。这是一些干粗活的磨坊，所有蜚短流长的闲话都经他们第一道碾过粗加工一下，然后倾倒入户内更加精细的漏斗中去。据我观察，村中最必不可少的地方是食品杂货店、酒吧、邮政局和银行；此外，像机器中必不可少的零件一样，还有一只大钟、一门大炮、一辆救火车，都放在适当的地方；房屋的布局充分利用了人类的特点，都面对面地排成巷子，每一个来此的旅行者都不得不受到夹道鞭打，每个男人、女人甚至小孩都可以揍他一顿。当然，有一些安置在最靠近巷子口上的人，最先看到别人的同时也最先被别人看到，他们最先动手给旅客一击，理所当然要付最高的房租了；而少数零零落落散居在村外的居民，在他们那儿房间开始有很大的一段空隙，旅行者可以越墙而过，或抄小路逃走掉的，所以他们支付的地租或窗税都十分微少。四面八方都挂起了招牌来招徕旅客，有的抓住了他的胃口，那便是酒店和食品店；有的抓住他的爱好，如纺织品店和珠宝店，有的抓住他的头发、脚或他的下摆，那些是理发店、鞋店和服装店。此外，还有一个更可怕的危险，就是经常要你挨户逐屋地访问，而且在这种场合里总有不少人陪着。大多数情况下，我都能够很巧妙地逃避过去这些危险，用的办法就是立刻勇往直前，毫不犹豫地走向我的目的地；那些遭到夹道鞭打的人确实应该采取我的办法，或者我专心致志地想着崇高的事物，像俄耳甫斯希腊神话中的歌手。传说俄耳甫斯的琴声能使神、人闻而陶醉，就连凶神恶煞、洪水猛兽也会在瞬间变得温和柔顺、俯首帖耳。那样，“弹奏着七弦竖琴，高歌诸神之赞美诗，把妖女的歌声压下去，因此置身于危难之外”。有时候，我闪电似的溜走了，没有人知道我的下落，因为我对于礼仪并不是太过在乎，篱笆上有了洞，我会钻进去而不觉得有犹豫的必要。我甚至还习惯于闯进一些人的家里去，在那里我受到很好的招待，获悉了最近一些精选的新闻，知道了刚平息下来的事件，战争与和平的前景，以及世界是否有可能长久的维持下去。然后，我就从后面几条路溜掉，这样我又逃逸到我的森林里去了。
当我在城里待到了很晚的时候，投入到夜幕之中令我感到十分愉快，尤其在那些夜色漆黑、有风暴的夜晚，我从一个灯火明亮的村屋或演讲厅那边起航，背着一袋黑麦或印第安玉米粉，驶进林中我那安乐的港湾，将外面的一切都捆得牢靠了，带着愉快的思想退到船舱下面，只留我的外表的舵手在那里掌舵，但要是航道一帆风顺，我索性用绳子把舵拴死了。当我航行时，烤着舱中的火炉，脑海中浮现了许多愉快的思想。任何天气中，我的船都不会失事，都不会感苦恼不堪，虽然我遇到过一些猛烈的暴风雨。即便是在平常的晚上，森林里也比大多数人想象的更黑。在最黑的夜晚，我常常只好一面走，一面抬头看那树叶间天空的缝隙来认路，但是，当走到一些没有车道的地方，我只能用脚来探索我自己走出来的道路，或者用手来触摸出几枝熟悉的树枝，这样才能辨向航行。例如，从两棵中间的距离不过18英寸的松树中间穿过，它们总是在树林中央，而且总是在最黑的夜晚。有时，我回家时已经很晚，四周漆黑而潮湿，我用脚摸索着眼睛看不到的道路，一路上都像是在梦中且心不在焉，直到我不得不伸手开门了，这才如梦初醒，我甚至不记得我是怎么一步步走回来的。我想，就算我的身体被灵魂遗弃了，它也还是能够找到它回家的道路，就好像手不需任何帮忙总可以摸到嘴一样。好几次，当一个访客一直待到深夜，而这一夜又确实是非常漆黑的时候，我不得不送他到屋后的车道上，同时给他指明他要去的方向，建议他前行的时候靠他的两条腿，而不是靠他的眼睛。在一个非常漆黑的晚上，我就这样指点了两个到湖边来钓鱼的年轻人。他们住在大约离森林一英里外的地方，而且熟门熟路。一两天后，他们中的一个告诉我，那天大半夜的时间他们都在自己的住所附近兜来兜去，直到黎明才回到了家，期间赶上了几场大雨，树叶湿漉漉的，他们都被淋成了落汤鸡。我听说村中有许多人在街上走的时候也都走得迷了路，那是在黑夜最浓的时候，正如俗话说的，黑得你可以用刀子把它一块块地割下来。有些住在郊外的人驾车到村里来办货，也不得不留在村里过夜了；还有一些外出访客的绅士淑女们，离开他们的路线不过半英里，可怜只能用脚来摸索人行道，在什么时候拐弯都不知道了。任何时候在森林里迷路，真是一件惊险而又令人难忘的、宝贵的经历。在暴风雪天，即使是在白天，走到一条十分熟识的路上了，也会迷失方向，弄不清楚哪条路通往村子。虽然他知道他在这条路上走过上千次了，但仍然也不认得它的任何特征，它陌生得就像是西伯利亚境内的一条道路。如果在晚上，困惑自然还要更大得多。在日常散步过程中，我们经常地，虽然是无意识地，像领航的人一样依据着熟识的灯塔或海角向前行进；如果我们走的路线不在惯常的航线上，我们脑海中依然在保存着邻近一些海角的印象；除非我们彻底迷了路，或者转了一次身（在森林中你只要闭上眼睛，转一次身，你就迷路了）——这个时候，我们才感受到大自然的浩瀚与奇异。无论是从睡觉或其他心不在焉的状态中清醒过来之后，每一个人都应该经常看看罗盘上的方向。换句话说，总要等到我们迷了路，等到我们失去了这个世界之后，我们才开始发现我们自己，认识到我们的处境，以及与我们无穷无尽的种种联系。
有一天下午，在第一个夏天将要结束的时候，我去村子里从鞋匠那取回一只鞋子，我被捕了，并被关进了监狱，原因是，正如我在别处曾经说过的，我没有给政府纳税，甚至不承认这个政府的权力，因为就在政府议会的门口，男人、女人和孩子都被当牛马一样地买卖。我本来是带着其他的目的到森林中去的。但是，不管一个人走到哪里，人们都会用那套肮脏的机关纠缠着他，伸出手来攫取他，如果他们能够办到，总要把他束缚到那个毫无希望的共济会式的社会中。真的，我本可以强悍地抵抗一下，多少会有点结果，也可以“疯狂地”反对社会，但是我宁愿让社会“疯狂地”来反对我，因为它才是那绝望的一方。然而第二天我被释放出来了，拿着那只修补好的鞋子，回到林中，及时在费尔港山上饱餐了一顿越橘。除了那些代表国家的人物之外，我没有受到过任何人的骚扰。除了我的那张放稿件的桌子之外，我连锁都没有，门闩和窗子上也没有一根钉子。我白天晚上都不锁门，尽管我出门好几天；甚至在接下来的那个秋天，我到缅因的林中去住了半个月，也没有锁门。可是，我的房屋比周围由大兵看守还要受到尊敬。疲劳的闲游者可以在我的火炉边休息取暖，文学爱好者也可以翻阅我桌上的几本书，或者那些好奇的人，打开了我的橱门，看看我午餐剩下什么饭菜，晚餐打算吃些什么。虽然各种人都有经由这里来到湖边，我却没有因此而有多大的不便，我也没有丢任何东西，除了一部小书，那是一卷荷马，大概因为封面镀金太过了，我相信这是我们阵营中的一个士兵发现的。我确信，如果所有的人都生活得像我这样简单，就不会发生偷窃和抢劫的事了。这些只发生在这样的社会中：社会上有的人得到的有余，而另一些人得到的却不足。蒲伯亚历山大·蒲伯（1688—1744），英国启蒙运动时期古典主义诗人。曾译过荷马的史诗。所译的荷马应该很快得到适当的传播。
“Nec bella fuerunt，Faginus astabat dum scyphus ante dapes。”《提布卢斯的哀歌》，出自约翰·伊夫林《森林志》。
“如果人们所求只是山毛榉碗，世间就不会再有战争。”
“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出自《论语·颜渊篇》，第19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