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科学理性是一架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精密机械的话，那么信仰就是它的发动机，它的能源，同时也是操纵者。没有信仰的推动，它永远是一堆废铁。没有信仰的操纵，它制造出来的只能是废品。任何文化和文明国家一旦自闭于这个永远激发人领悟、希望和力量的活流，便会很快走上下坡路，人类最伟大最值得珍视的想象力、创造力和文化的进步将为萎缩和僵化所取代。信仰或者活跃和神圣的真实一旦在某一种文化中被人从精神活动的中心挪开，那么一定有一种为某种社会势力效命的世俗的教条和政治规则取而代之，这样，少数人就会以真理和化身和救世主的面目出现，来控制和奴役多数人。
现代人在遭受信仰危机的困惑之后，痛定思痛，再次肯定了信仰是人类精神所不可或缺的，但他们却企图把科学理性作为其信仰模式。科学理性真的能够成为一种信仰模式吗？
非也，因为科学的目的和思维方法和信仰的目的和思维方法恰恰相反。
我们的世界可以分为无限的和有限的两个部分，无限的世界是我们未知的世界，而有限的世界是我们已知的世界，科学的目的在于不断地将无限中的点滴纳入有限之中，无论人类的科学发展到什么程度，都永远不可能穷尽宇宙的奥秘。相反，在无限的宇宙中，有限的已知总是微不足道的。如果我们摆脱自我的局限，站在整体的高度来把握宇宙，就会知道我们的已知世界实在不是宇宙的真实、宇宙的全部。对人类来说，宇宙中最富有魅力的不是眼前的已知，而是无限之中的未知，那是一个永远让人神秘莫测的谜的世界，而这个谜的世界才是宇宙的最大真实。但让我们感到遗憾的是，在这个没有边际的真实面前，人类的语言和理性显得那么无可奈何！我们不得不承认，科学理性仅仅在“已知”这个有限的范围内才有它的用武之地。对无限的宇宙来说，科学的表达或判定往往离真实更远。老子说“道不可言”，这个道指的就是无垠的宇宙之道，要用沧海一粟的科学知识把握宇宙这个整体，就象井底之蛙看世界有井口那么大一样荒唐。科学的精髓就在于它知识体系的真实性和可验证性，当它面对一个虚无缥缈、不可验证的存在时，它就显得束手无策、毫无意义。如果我们让这个本身没有意义的东西来充当信仰的对象，除了虚假外还会有什么呢？
毛泽东说，人是需要有一点精神的。精神性需求，是我们人类这个生命体最本质的需求，这一需求当然包括理性，但更包括理性之外的未知世界。我们人类常常喜欢犯自大的错误，我们以为自己是全知全能的，可是我们既不能知道自己的生，也不知道自己的死，也无从预测自己的命运。我们干任何一件事情，都需要理性，但同样离不开非理性的信心。有许多时候，理性告诉你无法达到目标，但你内心有一种不可遏制的激情驱使你去做，结果你就创造了奇迹。这种内在的激情，就是一种宗教情感，一种艺术的情感！
这种宗教和艺术的情感，将我们人类从动物世界引向文明的人的世界，它教给我们认识我们周围的世界，也教给了我们对付未知世界的生活智慧。即使是科学，也是在这种宗教激情驱使下发现和发展的。伽利略是现代天文学的奠基者之一，他因宣传哥白尼的日心学说而被宗教法庭残酷审讯，但他在辩护词中这样解释他的观点：“圣经和自然二者都来源于神的语言，前者是圣灵的语言而后者则是对上帝意志的最顺从的执行者……这两种真理永远不会相互矛盾。”在他死后，一位经教皇允许陪伴他的青年学者这样报道他的死讯：“带着哲学家和基督徒的坚定性，他将自己的灵魂奉献给创世祖，就像他所相信的那样，把灵魂送到一个更近、更利于观察的地方去享受并观察那永恒不变的奇迹。”现代物理学的鼻祖牛顿毕生都认为，人类理性的能力有限，不能包容一切经验。这也说明了他何以对《圣经》和预言深感兴趣。牛顿的实验和数学天才蒙有一层宗教和神秘色彩。他那些洋洋洒洒的论炼金术以及有关圣经和神学题材的手稿使研究牛顿的学者困惑不解，无法纳入牛顿的理性世界范畴。
现代的工业文明总是企图把科学理性作为现代人的信仰，但它不但没有能像宗教那样抚慰过、感染过我们的灵魂，而且让我们的灵魂处于孤独和凄苦之中，使我们成为财富和物质的奴仆。它始终没有赋予我们生命与宇宙的意义，因为它自身都缺乏那种内在的蓬勃生命力。如果我们把整个的人生、整个的心灵交托给它，我们的生命力怎能不枯萎呢？
西方人把科学理性错误地置于信仰的地位，直接导致了西方人的精神危机。而我们今天的中国人在追逐市场经济大潮的过程中，也在丢弃着传统的信仰。
中国人虽然没有传统西方人那种严格的一神教的宗教传统，但也在几千年的文明中形成了自己的价值体系或者说信仰体系，这就是所谓“道”。中国一向是个以“道”为先的社会，最起码从形式上讲是这样的。“存天理，去人欲”的道德重负经过几千年的传承，已经渗透进我们的血液之中，化为我们的潜意识和本能行为。即使连续的“运动”使传统的信仰体系崩溃，但其中的价值符号如重义轻利、正直诚实、克勤克俭、知足常乐、助人为乐、中庸之道等等，依然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节制着我们的行为。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实行市场经济以来，这些传统的价值符号和信仰模式才遭遇到了最严重的危机。传统经济包括近几十年实行的计划经济，要求人们克制自己的欲望，而市场经济则要求人们最大限度地释放人的欲望。于是，中国人的道德禁忌土崩瓦解，信仰支柱开始倾斜。马克思说，恶也是推动历史发展的一种力量。在这个历史的交接期或曰转型期，这种恶的力量便充分释放出来了。
当恪守传统价值观的人们对身边发生的变化疑惑不解的时候，已经有一些吃“螃蟹”的人们捷足先登了。这些人中当然不乏有远见有胆略能吃苦的能人，但更多的是社会的“另类”，他们在计划经济的社会中就是些“痞子”，一些藐视传统价值和道德的“逆子”，或者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叫“流氓无产者”。比较起多数安分守己的“良民”来，他们既没有道德的禁忌，又没有传统的束缚，凭着他们敏感的社会嗅觉，他们感到属于自己的机会来了。
于是，原来为“正派人”瞧不起的懒汉、二流子、流氓、投机倒把分子、不法分子和劳改释放犯们首先迈进了万元户、老板、私营企业家的行列，作为“先富起来”的样板而备受羡慕和尊重。他们不但成了改革初期最大的收益者，而且也成了民间社会许多不成文的游戏规则的制定者。比如回扣的比例，比如黑市的规矩，比如贿赂官员的招数和价码，比如生意的付款方式，比如如何利用黑社会势力……由于新的社会价值系统远不能同步建立，“丛林法则”就一时填补了价值世界的空白，从而使赤裸裸的利益竞争恶性发展。这种恶性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谁有道德意识，谁恪守传统价值，谁在竞争中就只能甘居人下。任何人若想在这个时代成功，就得像“痞子”看齐，抛弃传统价值和道德的重负，像“痞子”那样脸厚心黑，像“痞子”那样不择手段，像“痞子”那样狗胆包天，像“痞子”那样藐视人间的一切法律和规范，把“痞子”的行为准则当作自己的金科玉律。
与社会的痞子化并行不悖的是痞子的“文雅”化，当痞子们积聚了一定的财富之后，就不满足于做金钱的贵族，还要做精神贵族。但他们不是以谦恭的态度来提高自己的修养，而却是以还乡团式的复仇的态度来对待精神文化，来强奸文化。他们以为，文化和精神的财富是可以用金钱收买的。于是他们出巨资购买名家字画收藏之，虽然他们没有丝毫鉴赏能力，但他们却可以凭借金钱的力量占有它，这给他们一种极大的心理满足。他们还可以雇佣文人来捉刀代笔，为自己树碑立传。他们还可以捐资办学，换取名誉校长、名誉学位之类文雅的头衔。总之，精神贵族所有的荣耀，他都可以轻易得到。在那些真正的精神贵族面前，他可以发号施令、可以指手画脚。他们甚至还可以将年青貌美的女艺术家据为己有，从肉体上占有她们。这一切给了他们一种比精神贵族还要贵族的良好感觉。
当这些昨天的痞子今天以精神贵族的面目出现时，人们会怎么想呢？多数人会这么想，看来文化和精神这些东西也没有什么了不得，既然有钱就可以占有文化、消费文化，既然文化人还要在痞子面前点头哈腰，那么倒不如做痞子的好。同时，当痞子穿上文化的外衣附庸风雅的时候，往往能够以假乱真，因为他们有钱炒作自己，因为他们的张扬更容易引起大众注意。于是，人们欣然接受了这样的假文化，当真正的文化摆在他们面前时，他们已经没有胃口了。
于是，我们这个社会就出现了这样一种价值的颠倒，那就是以丑为美、以俗为美，以堕落为荣；于是，亵渎神圣、躲避崇高、嘲弄理想、投机钻营、制假贩假、贪污受贿不但受不到严厉的舆论谴责，反而被不少人当作“开化”和社会能力的象征。
在一个没有信仰的时代，实利就成为人们唯一的信仰。
一个人丧失信仰，那他就可以为所欲为，但一个无所信仰的人又能做出什么来呢？
请想一想，如果13亿人群起争利，那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和资源存在巨大矛盾的国家，将会造成多么可怕的社会危机？
中国人有一个极为紧迫的现实需要，那就是重建我们的精神大厦，重新确立我们的信仰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