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年底正式成立了临时紧急救济署——很快就被报界简称为T. E. R. A.，成为新政机构最早的简称。协助筹集罗斯福竞选资金的杰西·施特劳斯担任救济署署长，施特劳斯又挑选了一个年轻的专职社会福利工作者，纽约肺痨和保健协会会长哈里·L·霍普金斯担任执行主任。霍普金斯不理会行政机构的人事规定，从私人福利机构里招募了一批能干的工作人员，对最严重的灾难发起了猛烈的进攻。但是这个任务非常艰巨，短期内难以完成。1932年初，纽约州至少有150万失业者，而且人数还在与日俱增。不久，救济署就得向全州大约10%的家庭提供救济，每月平均大致23美元。救济金额虽说微不足道，但饥饿现象总算得到了控制。
新的一年开始时，罗斯福直言不讳地表明了自己力求总统候选人提名的意图。1932年1月22日——在他50岁生日前八天——他同意报名参加北达科他州的预选，因为根据州的法律，候选人需要宣布他要求竞选，然后才能把他的名字写在选票上。选择这个角逐机会让罗斯福以积极的候选人姿态出场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因为北达科他州的九个代表都在吉姆·法利的把握之中。在罗斯福生日的那天，艾尔·史密斯发来了“敬贺五十大寿”的电报，但只字未提宣布竞选这件事。不提的原因不久就弄清了，因为这位爱戴棕色礼帽的快乐勇士自己也宣布参与这场政治角逐了。
在芝加哥开会确定候选人提名之前，罗斯福需要有一个工作班子来提出主张和起草声明，并在思想理论方面奠定竞选活动的基础。豪和法利以及弗林都是不善于处理全国竞选事务的政治技术员；罗森曼不相信工作班子中有人能够应付这种挑战，因此他在3月份的一个晚上告诫罗斯福说：“如果竞选活动现在就开始，我们会处于极端被动的局面。”在诱导这位州长注意到这点后，罗森曼就建议召集一大批教授向罗斯福出谋划策，草拟有关农业救济、关税、铁路、政府债务和私人贷款这些复杂问题的备忘录。莫利素有足智多谋、善撰演讲稿的名气，因此委派他招聘其他成员，并由他来领导这个班子。这也许是罗森曼的外交手腕，因为莫利与他有所不同，他同豪的关系密切，因此可能有助于缓和这个小心眼人物对其他左右罗斯福的那些人的猜忌。总统候选人往往都有自己的顾问团（通常由实业家、金融家组成）。富兰克林·罗斯福最初不同意这个主张，认为学者只会高谈阔论，学究气十足，但是，像通常一样，罗斯福对于开拓新天地这个主意很感兴趣。最后他同意了，但坚持只在纽约招揽人才，一是因为经费不足，二是顾问可以随传随到。由于有这些限制，莫利只能从哥伦比亚大学的同仁中招聘人才。这些人年轻，富有想象力，抱有各种各样的意见和观点，而且并不全都仰慕这位州长。
智囊团通常是在傍晚乘火车去奥尔巴尼，到了那里刚好赶上吃晚饭。席间的谈话是闲聊，但是一到隔壁书房里围炉而坐时，罗斯福就会提出他想了解的某个问题，正如莫利所回忆的那样，“我们在快步前进，这既令人兴奋，而又令人疲乏”。罗斯福是个“学生、盘问者和法官，他经常是先倾听几分钟，然后就突然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并习惯地穿插一段奇闻轶事或赞许对方的谈话，藉以缓和一下严肃的气氛。但是罗斯福的这些连珠炮似的问题很像是夜晚节拍器的嘀答声。两声嘀答的间隔越来越短，而问题本身却越来越有分量——这明确无误地表明罗斯福在夜晚补习中很有长进。到了深更半夜……州长不屑再提问题，而对我们讨论中的问题明确地发表自己的看法，并不时地挥动着烟嘴以强调自己的论点。”
罗斯福面临着一个复杂的问题。作为纽约州州长，他一直关心的只是经济萧条的影响，现在他必须看得更远，提出对付动乱的根源以及减轻动乱后果的对策和方针。他的智囊团的任务就是要为实施调整提供理论依据。他们的职能不是替州长思考，而是提供选择方案。按照莫利的说法，罗斯福对于新的创见非常乐于接受，有时简直达到了言听计从的地步。但有时他也觉得这些教授们由于急切地想把国家作为试验自己的理论的实验室而走得太快太远。特别是特格韦尔想推行的改造纲领过于激进，使得这位候选人难以接受。
罗斯福在政治上比他的顾问们更有经验，对政治现实和美国人的心情摸得更透。1932年春天，他的近期目标是获得候选人提名。法利、豪和弗林在召开代表大会时可能会得到多数代表的支持，但是罗斯福仍然难以达到获胜所必需的 2/3多数。不仅如此，如果他不能在早期投票中占有优势，他获胜的机会有可能丧失。罗斯福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贸然超过民意，真是一种鲁莽行为。比如，威廉·詹宁斯·布赖恩曾用自己的观点和激情唤醒美国人，但从未当选为美国总统。聪明一点的做法，更有政治远见的做法，是先获得提名和当选，暂不宣布可能引起争议的主张，以便有时间对选民施以教育，伯利的确接受了这种观点。他在过了多年以后这样说：“在我们给罗斯福提出的主见和办法中，他只选用了能够付诸实施的那一部分。”
智囊团的第一个成果是莫利草拟并由罗斯福在4月7日向全国广播的十分钟讲话。虽然这次讲话是在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持下发表的，但这位候选人为了对自己有利起见，提出了一项旨在消除自由派对其进步主张所抱有的种种疑虑的计划。他以具有预兆性的语言驳斥了共和党和民主党保守派所提出的“涓涓细流”建议，而要求采取一种“自下而上而不是自上而下的”复兴计划，这个计划把信心再次寄托在经济金字塔底层的人们身上。他呼吁把复兴金融公司的部分资金借给面临破产的小商人、农民和房主——这一切都将是“新政”的重要组成部分。
罗斯福在以后的演讲中把这种鼓吹进步主义的调子缓和了一些，但在1932年5月23日，当他在亚特兰大市奥格尔索普大学的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讲时又把调子变得强硬起来了。这次讲演有一个奇特的来由，当时这位候选人偕同几名随访记者在温泉野餐，记者当面说他的一些讲话内容空洞，言中无物。罗斯福于是提出了一项要求：“……若是你们这帮人不喜欢我的讲话，何不亲自起草一份呢？”《纽约先驱论坛报》的欧内斯特·林德利前不久发表了一本有关罗斯福竞选活动的记事，他这次接受了挑战，写出了一份讲稿，道出了“新政”的基本纲领。
“大胆的，持续的试验……”很可能是林德利的手笔，但在颇大程度上却代表了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思想。他在纽约州制订了救济失业者和贫困者的计划，表现出愿意与传统决裂的务实态度。显然他是在这个方面仔细考虑全国性问题的。但是明智的政治策略要求他在召开民主党代表大会前暂不侈谈任何重大的改革。事实上，他的有关试验的谈话激怒了路易斯·豪。难道罗斯福没有认识到激进的谈话会把选民吓跑吗？难道这能帮助他多得一张选票吗？
罗斯福听从了这个警告。他在再次获得自由派的信誉后，就谨小慎微地不去发表这类言论了。但是在奥格尔索普大学发表演讲的前几天，萨姆·罗森曼已经到达温泉，带来莫利的一份冗长的备忘录；照埃利奥特的说法，这份备忘录概述了“构成1933年至1937年期间国内新政政策”的大部分建议。莫利极力主张民主党务须支持旨在获取工农选民的自由与人道的政策，建议提高对公司和富翁征收的捐税，以便重新分配收入。他还建议联邦政府担负起救济责任，并提出一整套扶贫济困工程与公共工程计划，其经费必要时可用赤字开支来弥补。其他建议包括承认苏联以扩大贸易范围并吸收街头的失业青年参与保护自然资源工程的建设，大大改变了已往的方针，不是向国外倾销剩余产品而是用控制作物的办法来对付农业危机。莫利的备忘录在经过修正和更改之后形成了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新政”施政纲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