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先生的“脸谱论”道出了逢场作戏的实质本领。能够一会儿红脸一会儿白脸，集软硬兼施、刚柔并用、德威并加于一身，便能像一位出色的演员，胜任自己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
变脸是一种巧妙的功夫，同时也是为人处世的高明策略。
在京剧里，演员在脸上涂有特定的谱式和色彩以寓褒贬。其中红色表示忠勇，黑色表示刚烈，白色表示奸诈。不同的脸谱显示了不同的角色特征。在实际操纵中我们虽然借用京剧脸谱的名称，可务请注意：真实的人间心态千奇百怪，实存脸谱色彩多种多样，不是两三种名称所能道明其中奥妙差别的。
任何一种单一的方法只能解决与之相关的特定问题，都有不可避免的副作用。对人太宽厚了，便约束不住，结果让其无法无天；对人太严格了，则会毫无生气，有一利必有一弊，不能两全。高明的统治者深知此理，为避此弊，莫不运用红白脸相间之策。有时两人连档合唱双簧，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更高明者，能像演技高明的演员一样，根据角色需要变换脸谱：今天是温文尔雅的贤者，明天变成杀气腾腾的武将。历史上不乏此类高手。
东魏独揽大权的丞相高欢，临死前把他儿子高澄叫到床前，谈了许多辅佐儿子成就霸业的人事安排，特别提出当朝唯一能和心腹大患侯景相抗衡的人才是慕容绍宗。说：“我故不贵之，留以遗汝”。当父亲的故意唱白脸，做恶人，不提拔这个对高家极有用处的良才，目的是把好事留给儿子去做。
高澄继位后，照既定方针办，给慕容绍宗高官厚禄，人情自然是儿子的，慕容绍宗感谢的是高澄，顺理成章儿子唱的是红脸。没几年，高欢的另一个儿子、高澄的兄弟高洋顺顺当当登基成了北齐开国皇帝。这是父子连档，红白脸相契，成就大事之例。
（3）黑脸开戏，红脸收场。
曾宪梓远在美国，因父亲遗产问题，在哥哥曾宪概的多次催促下，动身来到了泰国。曾宪梓的叔父曾桃发闻之以为曾宪梓定是与其哥哥联手来对付他。于是便有了这么一个场面：
一天早上，三个笑容可掬的客家长辈来到了曾宪概的小店铺里，执意要请曾宪梓去“喝喝茶、吃吃饭”。曾宪梓客气了一番后随他们来到了曾桃发的公司里。待所有人严肃就位以后，叔父们便一改初始亲切温和之相，对曾宪梓纷纷大加指责：“你看你，像什么话，一点道理也不懂。来了泰国这么久，也不来拜见叔父、叔母。你这算什么？真没规矩！”
其实，曾宪梓来泰国的当天便执晚辈之礼拜见了叔父叔母。因此，叔公们的劈面训斥令曾宪梓一头雾水。叔公们见曾宪梓无言以对，以为其真的是那么大逆不道，毫不留情地把曾宪梓骂个“狗血喷头”。原本便极富自尊之心且血气方刚的曾宪梓被骂得忍耐不住，作了黑脸的莽汉，大发雷霆：“你们简直是太不像话了！我本来应该尊重你们，因为你们是叔公，但是从你们这番血口喷人的话里，从你们玩弄的这些骗人的把戏里，你们就再也不配得到我的尊重。”曾宪梓指着刚好从他们面前走过的一个小孩说道，“我这个人，对于讲道理的人从来都是尊重的。就是这样的小孩子，知道做人应该讲道理，应该明白事理，我也会很尊重他。但对于像你们这样的老前辈，一点道理都不懂，只会嫌贫爱富，昧着良心拍有钱人的马屁，你们这样做，令我更加瞧不起你们，我也有理由不尊重你们！”
人际交往中，最忌生气发火，动怒泄愤。尤其是在长辈面前，小辈们更要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语，切切不可失晚辈之礼。但有时会遇到某些有恃无恐或刁蛮耍横的倚老卖老之人，一味地回避退让忍辱负重，反而会使对方以为你软弱可欺而得寸进尺。曾宪梓一番理正辞严的刚言相向，令原本气势汹汹的叔公们顿时气萎势缩，百口莫辩。但，倘任其怒火信马由缰，刚言怒语如决堤洪水一泻不收，便有可能使原本已有的胜势转瞬即逝。于是，曾宪梓又有一番有理有据的摆事实，讲道理，扮起了红脸好人，不失时机地给叔公找台阶，进入了收场的好戏。叔父只有凭着自己的劳动，凭着自己的智慧，才能一点一滴地建立了像今天这样庞大的事业。现在叔父有钱有势，那不过是叔父的能耐，叔父的本事，我只会从心里感到佩服。叔父现在大可不必为了这些财产的事情绞尽脑汁，你是我叔父，你有话跟我说，喊一个小孩把我叫来就可以了。
在人际交往中，对他人的适度赞美，可使对方产生亲和心理，为交往沟通提供前提。曾宪梓的叔父只身一人于异国他乡艰苦奋斗而拥有今天的财富和名望，足以证明其不凡之处。曾宪梓这番赞美，既充分肯定了叔父于商场中之本事，又由衷地表明了自己对叔父的佩服之意。言不巧语不媚，不坏刚直不阿之节，不涉阿谀奉承之嫌，从而拉近了两代人之间的心理距离。令叔父叔母激动得喃喃而语：“好侄子，好侄子！”原本剑拔弩张的气氛已化为乌有。
曾宪梓在人际交往、家庭纠纷中所表现的人情操纵自如，红黑脸相间恰当的深厚功夫，表明了他在商场中的出色作为绝非等闲得来，而是名副其实。
（4）提防小人的“变脸术”。
1898年，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在中国掀起轰轰烈烈的维新变法运动。他们的活动得到光绪帝的支持，但他是一个没有实权的皇帝，慈禧太后控制着朝政。光绪帝想借助变法来扩大自己的权力，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打击慈禧太后势力。作为慈禧太后，她当然感觉出自己权力受到威胁，所以对维新变法横加干涉。于是，这场变法运动实际上又变成了光绪帝与慈禧太后的权力之争。在这场争斗中，光绪帝感到自己的处境非常危险，因为用人权和兵权均掌握在慈禧的手中。为此光绪帝忧心忡忡，有一次他写信给维新派人士杨锐：“我的皇位可能保不住。你们要想办法搭救。”维新派为此都很着急。
正在这时，荣禄手下的新建陆军首领袁世凯来到北京。袁世凯在康有为、梁启超宣传维新变法的活动中，明确表态支持维新变法活动。所以康有为曾经向光绪帝推荐过袁世凯，说他是个了解洋务又主张变法的新派军人，如果能把他拉过来，荣禄——慈禧太后的主要助手——的力量就小多了。光绪帝认为变法要成功，非有军人的支持不可，于是在北京召见了袁世凯，封给他侍郎的官衔，旨在拉拢袁世凯，为自己效力。
当时康有为等人也认为，要使变法成功，要解救皇帝，只有杀掉荣禄。而能够完成此事的人只有袁世凯。所以谭嗣同后来又深夜密访袁世凯。
谭嗣同说：“现在荣禄他们想废掉皇帝，你应该用你的兵力，杀掉荣禄，再发兵包围颐和园。事成之后，皇上掌握大权，清除那些老朽守旧的臣子，那时你就是一等功臣。”袁世凯慷慨激昂地说：“只要是皇上下命令，我一定拼命去干。”谭嗣同又说：“别人还好对付。荣禄不是等闲之辈，杀他恐怕不容易。”袁世凯瞪着大眼睛说：“这有什么难的？杀荣禄就像杀一条狗一样！”谭嗣同着急地说：“那我们现在就决定如何行动，我马上向皇上报告。”袁世凯想了想说：“那太仓促了，我指挥的军队的枪弹火药都在荣禄手里，有不少军官也是他的人。我得先回天津，更换军官，准备枪弹，才能行事。”谭嗣同没有办法，只好同意。
不久，袁世凯便回天津，把谭嗣同夜访的情况一字不漏地告诉荣禄。荣禄吓得当天就到北京颐和园面见慈禧，报告光绪帝如何要抢先下手的事。
第二天天刚亮，慈禧怒气冲冲地进了皇宫，把光绪帝带到瀛台幽禁起来，接着下令废除变法法令，又命令逮捕维新变法人士和官员。变法经过103天最后失败。谭嗣同、林旭、刘光第、杨锐、康广仁、杨深秀在北京菜市口被砍下了脑袋。
变脸的小人不可使用，但不可不知。他们惯会当面一套，背后一套；过河拆桥，不择手段。他们很懂得什么时候摇尾巴，什么时候摆架子；何时慈眉顺目，何时如同凶神恶煞一般。他们在你春风得意时，即使不久前还是“狗眼看人低”，马上便会趋炎附势，笑容堆面，而当你遭受挫折，风光尽失后，则会避而远之，满脸不屑的神气，甚至会落井下石。袁世凯这类奸雄式小人，为邀功请赏，飞黄腾达，更不惜让人掉脑袋。小人的脸同刀子。
心智锤炼术——万般锤炼，方成大事
万般锤炼，方成大事。每个人都想成就一番辉煌的事业，但成就大事业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要经过一番磨炼，才可能获得豁然开朗的境界、功成名就的业绩。我们知道，成大事者不会在任何困难面前屈服，他们的生活理念是永远热情地工作。在每天的工作中锤炼心智。
司马迁是经过心智锤炼，才成就大事的。他生活在西汉王朝的鼎盛时期，侍候的是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司马迁的父亲是一名记载文史的史官。
在司马迁小的时候，父亲就给他灌输成大事的思想，说：“每五百年就会出现一部伟大的作品，现在距离孔子作《春秋》已经有五百年了，又该出现伟大的人物和作品了。”司马迁牢记着父亲的话，也是这句话孕育着他想成为那位伟大人物的雄心壮志。
汉武帝大力兴修水利，发展农业，养兵征战开拓疆域，使华夏版图空前辽阔。这些都成了司马迁成就《史记》的历史背景。
为了写这部鸿篇巨制的史书，司马迁实地巡访祖国的名山大川，考察古代流传下来的趣闻轶事，了解和搜集各种散失的历史资料，历经数年，行程几万里，为写作《史记》搜集了大量的材料。公元前108年，司马迁被正式任命为太史令，开始了《史记》的编撰工作。
公元前98年，名将李广的后人李陵率兵攻打匈奴，陷入重围，兵败投降。朝臣们讳言主将李广利的无能（李广利是皇亲国戚，他妹妹是汉武帝的美人），将败北责任都推到李陵身上，而司马迁这时候却为李陵辩护。他认为李陵是名将李广之后，绝对不会无缘无故投降的，就是因为这件事，没想到落了个“诬罔主上”的死罪。
按汉律规定，交50万钱或受宫刑可以免除死罪，司马迁家贫，交不出钱赎罪，但为了实现编写《史记》的雄心，只好蒙受宫刑的奇耻大辱。
两年后，司马迁遇大赦出狱。他被汉武帝任命为“中书令”（在皇帝身边掌管文书机要的宦官），继续《史记》的撰写工作。
受刑后的司马迁，遭受着世人百般诽谤和耻笑，终日冷汗渗背，神情恍惚，苦不堪言。纵然如此，他仍是笔耕不辍，历经十几个春秋，大约在公元前93年，完成了这部史学巨著：中国第一部融史学、文学于一体的纪传体通史——《史记》，理清了中国从远古到汉武帝的历史，实现了自己的鸿鹄大志。
司马迁生活在封建社会，受宫刑足以使一个意志薄弱的人想到自杀。因为受过宫刑，就是一个不完整的人了，要备受世人的嘲笑与欺凌，就连自己的亲人也避而远之。司马迁的精神几乎崩溃，但是《史记》刚开始撰写，他必须活下去，去完成这部睥睨古今、彪炳千古的鸿篇巨制。这需要有非凡的毅力才能完成，司马迁历经身心煎熬终于造就出了前无古人的事业。
司马迁是百年不遇的伟大人物，但在我们现实生活中，能经受住像司马迁一样苦难的人并不多，而随便的小小打击就使人一蹶不振的事例却屡见不鲜，这的确该使人觉醒。
没有困难，不必制造困难；遇到困难，不要回避困难；去积极面对，你才有机会成功，才能做出大事业。
自我推销术——也要适时表现自己
在这个快节奏、高效率的当今时代，需要的就是那些具备干脆利落、敢断敢行作风的人才。因此只一味地谦逊，深藏自己的才能，不懂得适时地表现自己的作风就显得犹不可取。因为，在现代社会，精明的企业家招聘员工，聪明的领导者挑选下属，并不是首先看你怎样言辞周到、谦恭有礼，而是首先看你有多少真才实学。你应当实事求是地宣传自己：我有什么长处，有哪些才能，想做什么，能做什么。直来直去，使别人了解你。这样，反而容易使你得到机会。
最吃亏的是那些“只埋头耕作，不寻求收获”的人。他们以为，只要努力工作，自然会有好的结果。殊不知，埋头苦干的结果，苦劳全是自己的，功劳却成了别人的。
中国人爱把“含而不露”看做一种美德，一个人的优点、成绩和才能，只能由别人来发现。尽管你已做出许多成绩，有渊博的知识和惊人的才华，也只能说自己“才疏学浅”。如果有谁锋芒太露；则很容易招来非议。人们喜欢恭顺谦让者。因此，“毛遂自荐”的故事，听起来总不如“三顾茅庐”那样入耳。勇于表现自己才华的人，也总不如“谦谦君子”那样受到欢迎。
其实，在很多时候，人的才能也需要表现。只有表现，才会为他人所知，知道的人多了，为你提供的机遇也就会多起来。有时，甚至会出现这样的结局——在你的表现得到认可之时，就是机遇来临之日。
唐代的陈子昂被称为一代文学大师。他刚刚进京时，虽然饱读诗书，文采飞扬，但仍然是默默无闻的无名之辈。
这一天，陈子昂正为怀才不遇而郁闷，心中感叹没有伯乐认识自己这匹千里马。于是他走出门来到大街上闲逛，散心。突然，他在大街的拐角处看到一个人，手中捧着一把古琴，对来来往往的路人吆喝兜售，要价一百万钱。
陈子昂仔细看那琴，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过路的人看了，一个个摇头咋舌，都说太贵。
陈子昂见状，计上心头，慷慨解囊，买下了那把古琴。众人见他连价也不还就买下了，以为他是个书呆子，纷纷议论说他上当了，哪有一把琴值一百万钱的？
众说纷纭之际，陈子昂大声说：“本人自幼从名师学琴，识得真假。这把琴是上等桐木所制，确是古琴，一百万并不贵。各位如有雅兴，明日请到寓所来听我弹琴，并欢迎此道中人前来切磋和指教，相信你们会不枉此行。”接着说明了自己的地址，就匆匆离去了。
一时间，京城大街小巷纷纷传递着这个消息，人们都期待着观看明天的盛会。
第二天早晨，大家蜂拥而来，想听听价值一百万的古琴到底有何神妙。谁知陈子昂捧着琴，却不弹奏，而是将琴高高举过头顶，“啪”地摔在地上。众人齐声惊呼，愕然不已：这可是一百万钱啊！
趁大家惊愕之际，陈子昂自我介绍道：“本人陈子昂，家居四川，早闻京城的父老好喜文弄墨，在下不才，有拙作几百篇，想与大家以文会友。至于弹琴之事，不过是雕虫小技，绝非我陈子昂所关心的，今天让大家失望了，深感歉意！谨以拙文相送，以示补偿！”
说完深鞠一躬，把箱子里的文章散发给在场的众人，大家纷纷传阅。几百篇文章，篇篇文采飞扬，字字灵动飘逸，人们立刻为陈子昂的才华所叹服。许多人感叹说：“如此风流才子却迟迟没有被发现，实在是一大遗憾啊！”
一天之内，陈子昂立刻名满京城，并由此确立了他在诗坛的地位。
在中国，历来提倡做“谦谦君子”，陈子昂为了炒作自己，能做出如此“前卫”的事来，实在令人惊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