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经典的文学著作《红楼梦》中竟会出现邢夫人为讨贾赦的欢心为他找小老婆的事情，这样的事一旦丧失了那个语境便成为不可理解的反人性的材料，从而失去了对这一问题思考的深刻性。中国的道统与政统合一，文化便丧失了中立的自由。文化传统中没有中立的自由，任何表达都是一种倾向。故而中国文学有很强的倾向性，显示出现实性、针对性很强的特点，因此特别重视有根有据的真实。司马长风先生在《中国新文学史》一书中指出：“自文学革命开始，以及新文学诞生初期，那些披荆斩棘的先驱作家们，都一致反对‘文以载道’的古文传统，这本来非常正确，可是在发展途上，转了几个圈子，多数人又莫名其妙的成为载道派的孝子贤孙了，这一过程既离奇又滑稽；同时是新文学误入歧途，至今难返的重大关键。”（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昭明出版社，1975年版。）他用“反载道始，以载道终”
来概括这一奇特现象，真是一语中的。
四、形而下的思维方式暗合写实主义惯例
正如很多哲学家总结的那样，中国人在思维方式上是比较典型的向内求善的方式，不像西方注重向外求真，把虚构当成是认识现实的某种假想和猜测。善是无法量化或者用外在的因素来评估的，在通向善的途中讲究的是真诚，以真诚抵达至善，以人心为鉴，追求至真至善的人生境界。在中国人看来，人性是已经存在的，我们只需要弃恶从善或者说是排恶养善。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虚构多被认为是不切实际的空想。所以在从事文学创作的时候多从生活出发，依赖自己的生活经验。
我国古代的诗论文评，强调“言志”、“缘情”、“载道”、“明理”，都重在诚、真、信、实，否则就往往会被笼统地斥为“虚妄之语”、“华伪之文”。由于诗歌与散文都是侧重直接表达作者主观的思想感情，故论者对于艺术虚构的认识往往是不充分的，常常把艺术中的“真”与“假”、“实”与“虚”机械地对立起来。尽管小说在一开始就与“街谈巷议，道听途说”有关，给人以一种真假混杂的感觉。明清时期也有学者对小说虚构有比较精辟的论述，如叶昼在批评《水浒》时就与前人大不相同，竟敢直接歌颂其“虚”“假”，金圣叹也明目张胆地说“因文生事”，即进行艺术虚构的《水浒》，胜过“因文运事”的实录信史《史记》。
这在整个局面中毕竟只是少数，而以往对文学虚构也多是从虚与实、幻、假的关系来看的，甚至是与某种伪人格相联系。
中国思维中有更多感性的因素，如何认识别人或者自己在很大程度上还是靠悟，有诚心是悟的前提，在思维里面本身就不重视虚构。与悟相关的是中国人形而下的思维惯例。儒家是非常注重日常生活的，人生的价值和意义都在形而下的物质层面寻找。影响中国传统社会至深的禅宗也认为“吃饭是参禅，睡觉是参禅，打坐也是参禅”，禅意弥散在日常生活之中，进入生活才能参禅悟道。作为社会生活反映的文学，一开始就遵循这个思路，中国文学多是反映世俗人生、关注社会生活的，这种思维方式便自觉的与写实联系起来。
中国文学的特殊性在于一开始就在形而下的层面探讨人与现实的关系，把文学作为改变现实的武器和手段。五四以来现实主义文学将社会下层民众引进了文学表现领域，是对世俗日常生活的关注，是比较契合这种需要的。这种现象暗合了现代派、先锋主义文学在中国只是一种实验小说，常常遭受冷遇迅速消失在主流圈之外的现象。中国人始终在形而下的层面探讨人与现实的关系，故而强调真实排斥虚构。
由此可以看出，无论是从传统承传上还是从现实需要的角度，重视真实而排斥虚构成为中华民族的集体无意识，这种倾向表现在文学中，就使创作成了沉甸甸的社会生活的记忆而缺乏对现实生活的超越。作家的优势在于利用手中的虚构特权，基于此岸世界想象彼岸家园，为读者提供更美好的生活范式，而我们却将这一特权放弃或者压制了。
中国当代作家普遍比较关注现实，关注底层，注重写实而且非常写实。这一症候所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创作太写实。拘泥于现实就限制了文学想象性的发挥，从而在文学的超越性上表现不够。因此从理论上和创作上重新认识虚构的艺术价值是当下文学创新中迫切且需要关注的重要课题。
中国现当代文学在“现实表征”中对他者虚构时所表现出的非艺术性特征在文学通过文化介入生活的途中，中国近百年文学表现出一个特点，就是主体的喧哗与他者的沉默。叙事者总是通过各种方式确立自己的主体地位，而被迫接受叙事的对象，也就是那些被归训者们却是极端沉默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在“现实表征”中对他者的强调是形成这一现象的文化因素。现当代文学对他者的塑造更多的不是建立在审美文化的意义上，而是建立在政治道德的意义上，因此，这些他者形象普遍都有被异化的特点，对于当代文学来说，重建他者依然是很艰巨的任务。
一、“现实表征”中虚构他者的必然性
作为社会中处于权力弱势群体在文化上的一种身份符号，“他者”由一系列刻板形象组成。这些形象身上积累了大量消极的和被压制性的文化意义与价值观念，通过对这些形象的塑造从而在文化上规训和形塑“他者”是文学文本参与社会价值再生产的重要方式。各种形式的权力通过对“他者”形象的刻板化描述渗入到文学文本之中，同时复制和生产了在社会和文化中被允许的意识形态或价值观念。文学文本不仅令这些话语本身得到复制、生产和传播，还诱使“他者”内化这些权力话语所携带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从而自觉遵守某种现存的文化秩序。
官方文学的主要作用在于将主流意识形态之外的形象描述为呆滞、刻板甚至是丑陋的文化符号，引起这些对象自身身份认同的焦虑感从而自觉放弃自我，归顺到意识形态所宣扬的理想主体之内。萨义德说：“表述、描绘、叙述特征和表征的能力不是任何社会的任何成员都有的。另外，表述事物的‘什么’和‘怎样’时，虽然允许有相当大的个人自由，却是有条件的，并受到社会制约。最近一些年内，我们已意识到对妇女文化表现的制约和创造性表征底层阶级和种族所经受的压力。……因此，描述本身的特点就是使附属者永远成为附属者，低等阶级永远成为低等阶级。”（【美国】爱德华·W·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09－110页。）可见，文学参与塑造他者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文学首先是通过话语实践的方式参与到意识形态的生产中来的。福柯认为我们应该抛弃那种“纯洁”知识观的“传统想象”，“我们应该承认，权力制造知识（而且，不仅仅是因为知识为权力服务，权力才鼓励知识，也不仅仅是因为知识有用，权力才使用知识）；权力和知识是直接相互连带的；不相应地建构一种知识领域就不可能有权力关系，不同时预设和建构权力关系就不会有任何知识”（【法国】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29－30页。）。因此，“话语”是非真非假的，“真理不在权力之外”，所谓的真理只是取得权威地位的一种“话语”的效果。
于是，话语就不仅仅是一种语言符号，而是与社会实践、知识生产、权力运作等相联系的一种“实践”，“话语是一种思考权力、知识和语言之间关系的方法”（【英国】阿雷恩·鲍尔德温等：《文化研究导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31页。）。为了保证代表“真理意志”的主流话语有效言说，各种意识形态话语参与了真理的建构。各种权力形式通过“话语”的生产、流通和各种制度化、政策化的实施把我们锻造成为理想的“主体”，并使我们屈从于各种规则和制度所规定的生活习惯和社会约定。特定社会的文化总是通过塑造理想的主体鼓励每个成员都积极效仿并安分守己，不得僭越。
文化表征系统中各种具体的话语形式如童话、电影电视、戏剧、民间传说等等，充满了各种理想的、社会认可或推崇的人物形象或主体位置，如理想的父母、理想的儿女、理想的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各种理想的人际关系以及理想的身体（如美女、俊男）。社会正是在对这些理想主体的塑造过程中延续和生产了属于这个时期的价值观念。文学正是通过影响的方式令个体内化了这些价值观和理想化的自我，从而为社会有序运转提供了某种内在动力。因此，他者并不是某种自然的事实，而是在特定历史时期的话语实践内被建构的形象。文学总是为意识形态生产理想的主体，要么以此来显现主体的高贵是与生俱来的，要么要求民众效法。
从这一点来说，文学在很大程度上也参与了社会主流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的生产，而主流意识形态也常常拉拢以文学文化为中心的符号体系为其服务，从而保证管理者在当时的有效言说。正如福柯所分析的，为了保证言说的有效性，文化必定也会塑造一系列他者形象以巩固自身的权威性。福柯对于话语实践的研究特别关注一些边缘群体，如歇斯底里的女人、“疯子”、同性恋者、罪犯等等。
作为他者，这些形象身上附带了负面的文化意义，并成为人们制定规则和指导实践的反面教材。福柯让我们认识到，任何取得权威的话语（知识、道德观念、思想等）都可以建构某种他者的文化身份（如罪犯、女人、东方人、穷人等等），产生有关他们的知识和文化意义，并具有现实的指导作用，而任何权威话语的背后都有他者形象的支撑。于是，塑造理想的主体和刻板的他者成了主流文化自觉的使命。
应该说，这一点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表现中很突出。中国文学向来与政治联系得非常紧密，现当代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甚至是更为表面和直接。二十世纪三十年的现代文学中，文学处在社会转型之际，没有非常明确的意识形态作指导，文学在理想的主体和刻板的他者两方面都是非常模糊的。应该说在这个时候，文学形象作为寻找人的出路的一种方式，也处在思索和矛盾之中。这时段最有代表的文学形象就是受挫的启蒙者或者是等待被启蒙的芸芸众生。这些人无论在社会上还是家庭里都存在一些困惑，大部分是不知道该何去何从的，少数知道的也不知道该如何去实现。
政治上的转型变化与不稳定决定了在这一时期，文学上没有统一的理想主体，也没有为了明显衬托主体刻意塑造的他者，主体与他者处在比较朦胧的融合之中。从建国一直到文革结束这一段时间，主体与他者对立越来越明确以至最后走向极端化。建国以后很长一段时间，中国搞社会主义建设，有了明确的政治目标，文学上开始呼唤积极的建设者，《金光大道》成为这一时期最有代表性的作品。那些积极从事社会主义建设的形象受到极力讴歌，文学在当时的理想就是写光明，写英雄，文革时期更是将政治对文学的引导作用发挥到极致。文革推出的八个样板戏为民众树立了光辉的理想形象，成为当时人们生活的心理导师，站在阶级文化上塑造的他者则超越了文学而成为政治问题。
任何对他者形象的认同就是与政治权力对抗，必然也会遭到最为残酷的打击，这时政府很快就将一个个文学问题演化为政治问题。这种权力的实现，在文学中是通过主体与他者激烈的对抗表现出来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文学中出现了主体与他者逐渐融合逐渐和解的趋势，甚至在一个时间内，文学中有他者占优势的苗头。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文学比较注重个性，因此被遗忘被敌视的他者悄然走上文学舞台甚至与主流文学分庭抗礼。而今流行文化几乎是大众消费的主要形式，文学上很难再找到公认的理想主体，这也是当下文化建设的一个问题。没有理想的主体意味着公信力的丧失，至少是不明确的。人失去了起码的准则和信仰，生活是十分可怕的。
重建主体将是当代文学一个重要的任务，但是方式上不能再用以前的政治手段了。几千年的中国文学的发展表明，为了能够实现自我言说，主流话语不仅要在文化上压倒对象，还要特别借助政治的权势在道德上把对方搞臭。通过对中国现实主义文学中的他者形象的考察，可以更清楚地看到政治权力在文学背后的操纵作用，也可以由此见出，中国文学的特殊性的一个重要特点在于借助政治立场，广泛地塑造他者形象，从而稳固主体的话语权。
二、“现实表征”中虚构他者的主要类型
一般来说，文学中的“他者”形象有两种基本类型。一种是各种权力话语所认可或赞同的“正面形象”，无产阶级英雄、革命接班人英雄以及各种循规蹈矩的人，如贞妇烈女、忠臣良将等，这种“正面形象”往往受到作者的夸赞和褒扬，并因此而成为一种楷模、一种理想的主体位置，引诱读者认同并形成自身的主体性。另一种是各种权力话语所贬斥的“负面形象”即那些敢于挑战自己的社会和文化身份所规定的行为和价值规范的人。这些“负面的”人物形象往往是恶的化身，他们的忤逆行为遭到作家的谴责，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会有“罪有应得”的厄运。两种形象共同将一个忤逆的他者表现出来，成为某种社会文化身份的禁忌。
总的来说，正面形象是权力话语所建构的理想的主体位置，通过形象的塑造把压制性的价值观念在现实个体的主体性中得到复制，从而生产出被驯服的主体。“反面”形象则一方面是将权力的实施、对“他者”的压制合法化，另一方面是作为一种恫吓和震慑的力量存在，因为这些人物的忤逆必然会给自己带来厄运。叛逆者在文学中就已经受到惩罚，受众会带着很大的社会责任感来写文学和看文学，因而也会内化他者所携带的价值观念。具体说来，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他者”形象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1）阶级他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