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而我们一直强调文学的真实性，把虚构定义为“不真实、谎言、欺骗”，将其当成与现实对立面的话语进行掩饰。以至于作为文学大师的巴金在晚年写忏悔录时还在说，后悔当年文学创作没有说真话，但这恰恰违背了文学最基本的规律。如果仿佛世界和现实世界追求一样的真实，文学的价值是要大打折扣的。虚构之所以成为我们生存所必须，就是因为每一个人都需要一个不同于现实世界的仿佛世界，这个世界与现实不存在直接的利害关系，我们可以通过想象和夸张实现自我的追求。于是，文学虚构、宗教虚构与政治意识形态虚构的本质性差别就在于，文学虚构可以不进行掩饰。
不但可以不掩饰，而且还可以自我暴露虚构，主动将虚构的本相告诉读者，如非写实文学就有这个特点。这样，文学所描写的必然不会在现实中直接找到。文学写的都是反常的东西，呈现的多是人的非正常状态。如美学家们指出的作为审美的人类，使自身的行为强化或者特殊化到不同一般才成了艺术。文学就是要通过必要的夸张来达到对生活更深的洞察和领悟。
如布洛所说，“艺术的本性就是反现实主义的”（【美国】爱德华·布洛：《作为艺术中的因素和作为审美原则的“心理距离”》，《现代美学文论选》，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年版，第433页。），因此作为艺术的创作者大多也是反社会的。
于是，培根被称作奸诈的市侩小人，陀思妥耶夫斯基被当成精神病患者，王尔德更是因为同性恋而臭名昭著，最后被投进监狱。伏尔泰、司汤达、福楼拜、卡夫卡等都保持单身，而结了婚的徐志摩、顾城等人的现实生活也是一团糟。
总之，艺术家里面汇聚了最多的不良公民。但是，在他们的作品里，我们却看到了人类生存的希望。仿佛世界对现实世界而言，永远是一种近在咫尺又遥不可及的梦想。可见，作为虚构的文学，它只能为我们提供一个丰富的仿佛世界，而这个世界是对现实世界的超越和想象。
最后，作为想象的世界，文学表征现实的虚构性还体现在对经验世界的超越。仿佛世界对现实世界的暗示是通过虚构将经验世界与想象世界连接起来整合实现的，虚构的过程其实是将理想和现实整合的过程。作家的想象和虚构只有凭借感同身受的方式才能有价值和真实感，没有经验世界作基础再美好的想象也只是空想。这就是为什么往往有历史感的作家容易写出经典的作品，而只有经验没有想象却容易使创作留于浅薄，成为对特殊生活的回忆。路遥能写出《人生》
和《平凡的世界》这样的作品跟他的人生经历是分不开的。他很小的时候就被送往大伯家寄养，眼睁睁地看着父亲离开却不得不为了有饭吃有书读而留下来，那种只有大人才有的心酸和成熟就这样在一个孩子幼小的心灵里成长起来。所以生存和道德问题成了他小说主人公绕不开的困惑，他的作品显出了现实主义的深刻。虚构的文本最终要指向一个确定性的场域，才会引起情感上的共鸣。没有可以交流的经验，便没有滋生情感的土壤。所以，优秀的文本一定会将故事内容锁定在某个时期，特别是那些以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为背景的文本更容易赢得读者。没有经验的支持，读者就无法进入游戏状态。莎士比亚有很多优秀的作品，但是真正成就他的却是那些有一定历史背景的戏剧。
文学正是用虚构的方式抵达人的想象世界，从而成就了人类的又一番梦想。文学产生于是与应是的矛盾，虚构正好协调这个矛盾，徘徊在两者之间。虚构能表达人类对生与死、幸福与不幸的生命感觉，能够充分把生命中自我经验的丰富性表达出来，有价值的文学虚构总是在经验世界和想象世界之间驰骋。由此可见，文学中的“现实表征”以表征现实的方式其实为我们虚构了完全区别于现实生活的另一种生活状态，是真正意义上的“伪现实”，但是它却可以令我们产生比现实更现实的感觉。
三、“现实表征”的真理性
对人类世界而言，当我们脱离了纯粹的物质生产之后，对现实意义的把握要远远高于现实本身。而文学正是因为赋予了现实以审美的意义，通过对现实意义的虚构来获得它表征现实的真理性言说，从而在人类的精神世界占有一席之地。时至今日，我们关于文学如何虚构现实意义的问题有三种最基本的看法，即意义是被发现的、意义是意向建构的结果和意义是被生产出来的。
（1）意义是被发现的
在传统文学观中，文学被认为是认识现实的一种手段和方法，因此在文学的本质这一问题上一直有两种比较公认的说法，即再现说和表现说。再现说强调文学是生活的反映，无论它再现的是“理念”、“社会生活”还是上帝的意志，都是客观世界在人的精神世界的体现，认为文学能真实地反映生活。表现说则突出了人的主观能动性，认为文学能够使人们认识到现实生活的本来面目，从而激发人们改变生活的信念。两种说法都倾向于认为现实意义是客观存在的，文学是以审美的方式寻找现实意义的有效尝试。
如霍尔所说：“在反映论途径中，意义被看成是置于现实世界的客体、人、观念或事件中的，语言如同一面镜子那样起作用，反映真实的意义，就像意义已经存在于世了。”（【英国】斯图尔特·霍尔：《表征的运作》，《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4页。）反映论的观点认为现实世界的意义是被发现的，文学正是通过对现实的反映，不断说出现实之意义。这一观点突出了文学的认识功能，强调了文学对现实意义的再现，通过把握现实意义的方式再次把握了匆忙而过的现实。文学在这个意义上可以复活我们特定时期的生活以及那时的全部感受，因此文学表征的现实对于真正的现实有指导作用。
（2）意义是意向建构的结果
后来，人们认识到对象的意义具有某种不确定性。于是，现象学派将意义本身悬置起来开始探讨主体和对象之间的意向性建构的关系。客观世界的存在究竟有没有意义，不是对象本身说了算，关键是看这种意义能否被意识到。这种想法似乎和我们的学者王阳明“我心即万物”的说法有些相似，它强调客观世界的意义是主体意向性建构的结果。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一座山究竟是不是美的，要看它的美是否被人们发现。这时强调的是主体赋予了对象以意义。霍尔也指出，“说者、作者就是通过语言把他或她的独特意义强加于世界的人。词语的意思是作者认为它们应当具有的意思”（【英国】斯图尔特·霍尔：《表征的运作》，《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5页。）。
这样，文学被认为是表达这种意向性建构的审美方式。阿多诺认为，“每个人都是消费者，消费是获得资源的惟一方式（不管这些资源是物质—功能意义上的资源，如食物、衣服、交通工具等，还是符号——文化意义上的资源，如媒体、教育、语言等）。当然，说两种资源之间存在的差异，仅仅是为了分析的方便起见，而事实上，任何一种物质——功能性资源都与符号——文化性的资源相交叠。
因此，在日常生活中，每一种消费行为，也都是一种文化生产行为，因为消费的过程总是意义生产的过程”（【美国】约翰·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42－43页。）。文学传达的是人与现实的相互感应，一定时期的文学被视为是主体与对象情感呼应的结果，意义正是在对象与主体发生意向性关系时所产生的。文学由呈现意义的方式变为参与意义建构的手段，这一观点突出了文学的审美建构功能。
（3）意义是被生产出来的
到了所谓后现代，西方有学者指出，事物本身是没有意义的，事物的各种文化意义都是在语言和各种文化系统中生产的，他们从根本上认为意义是被生产出来的。这里的生产和意象学派的建构有着根本的不同，这些学者们从根本上否认了现实意义的存在而不是如现象学派将意义悬置起来，他们甚至提出意义的产生完全是由于主体的赋予。英国学者马克·J·史密斯说道：“当我们描述、归类我们所观察之物时，文化价值一直在发挥作用；当我们对事物分类时，我们也在对它们下判断。在我们为事物命名时，我们也在以一种等级秩序和道德价值的评估来赋予它们一个名分和位置。通过我们所使用的同样的词语，我们赋予所谈论的事物以价值”（【英国】马克·J·史密斯：《文化——再造社会科学》，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63页。）。
并且，这一派的理论家强调意义不仅是被生产出来的，还是不断变化的。霍尔说：“意义并不是直接的和透明的……它是随语境、用法和历史境遇的变化而变化的油滑的家伙。因而它从不最终固定下来。它一直在推迟和延缓与绝对真理的会面。它始终处于协商和改变状态，以对新的境遇做出反映。它常常被抵制，有时候被激烈地争夺。”（【英国】斯图尔特·霍尔：《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导论》，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9页。）美国文学理论家乔纳森·卡勒也说：“文学既是文化的声音，又是文化的信息。它既是一种强大的促进力量，又是一种文化资本。”（【美国】乔纳森·卡勒：《文学理论》，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3页。）可见，持这种想法的学者并不关注文学如何通过虚幻的话语世界来再现或反映现实生活，而是采用了另外一条把文学与现实联系起来的路径，即认为文学是一种文化意义的生产，文学以介入文化的方式介入现实生活。文学表征中的话语世界虽是一个虚构的甚至荒诞的世界，但作为一种意义生产的特殊方式，文学表征所生产的文化意义却与现实人生、人类命运和精神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文学从来都关注现实、关注人生、关注人类的命运与未来，它通过生产或传达某种文化意义与价值观念来实现这一目的。
文学通过独特的话语形式和意义生产方式介入了特殊历史时期的文化，这种观点强调任何话语实践都是特殊的、历史的，是一种文化意义和价值观念的生产，突出了文学的文化建构功能。文学在特定的社会历史和文化中产生，文学实践所生产的人生意义、文化价值和意识形态观念实际上是一种文化的介入——认同或颠覆主流文化的价值观念。而文化的意义与价值系统都具有现实效果，它有助于建立起使社会生活秩序化和得以控制的各种规则、标准和常规，从而规范人们的行为。因此，文学上表现出的对于主流文化的认同或颠覆，实际上是对现实生活的介入。文学正是通过文化意义的生产与颠覆来介入生活，从而建构现实生活之意义的。
笔者认为，这三种说法虽然对现实意义与文学表达的看法存在截然相反的见解，但都认为文学是传达现实意义的一种方式，是赋予杂乱世界以意义的有效形式，文学中的“现实表征”也正是以传达或者生产意义的方式参与了现实的真理性建构。因此，虚构现实意义是文学表征现实真理性的集中体现。
四、“现实表征”的现实性
无论意义是先于文学存在还是意向性建构的结果或者是被文学以文化的方式建构的，文学表达意义的目的都是要介入现实生活。而这种介入令文学不可避免地要参与意识形态中的话语权争夺，这就是文学表征现实的现实性。也就是说，无论文学在表征现实的立场上有多么唯美的追求，最后都要回到现实中来，并与现实发生相互作用的关系。作为一种特殊的话语实践，文学总是与各种特定的意识形态话语“咬合”在一起。这种“咬合”表现为三种方式：一种方式是，文学与压制性的霸权话语相咬合，成为霸权话语生产和流通的渠道，从而形成一种共建关系。作为表征的文学生产着霸权话语所允许的思想和价值观念并成为霸权话语的构成部分。
第二种方式是，文学想表现自我又不能突破霸权话语的限制，便采取了不反抗也不屈服的方式，往往表现为一种消极的不合作状态，在文化上表现为顺从。要么逃避意识形态的话题，要么说些无关痛痒的感慨。最后一种是反抗型，也是对主流意识形态最有破坏性的一种。文学成为一种对抗性话语或反常话语的一部分，与对抗性的话语“咬合”在一起，抗拒或瓦解支配性的文化价值体系。一定时期的文学总是同时存在这三种表现形态，而哪种表现形式占优势则体现了一定时期政治气氛的宽松程度。
（1）共建型
这种表现形式在集权制国家比较普遍。作为话语实践的文学艺术，为了寻求社会代言的权力最大限度地附和意识形态的要求，而意识形态也急需寻求这种公共代言人充当政治宣传的话语表达。这样文学与政治甚至与政权就表现为亲密合作，甚至直接沦为政治的附庸和工具，在中外文学发展史上这个现象都是很普遍的。如自新中国成立到九十年代之前，中国文坛出现异口同声的局面便是这种文化共建的结果。文化共建的直接后果是，文学可能会成为当权者手中的另外一种软权力，帮助他们在精神上更好地控制民众，同时文学自身的社会地位也会得到很大程度的提高。可见，文学与政治共建对社会稳定是有帮助的，但是对文化多元化，尤其对文学的独立性和审美性却是极大的扼杀。从长远来看，这种现象的存在对文学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
（2）顺从型
顺从型的现实表征方式往往压抑和克制自我情感的抒发，对主流意识形态所提倡的文化导向表现出不支持亦不反抗的态度。这时的文学往往处于边缘化的位置，成为知识分子喃喃自语的方式。因为它们此时对主流意识形态没有破坏性，因此文化管理者们也默许了它们的存在。这一类的创作常常是寄情山水，泛舟五湖，娱情雅兴的写作，显得比较本色、唯美，充满了个人情调。一般来讲，顺从型的文学要么回避现实问题，自娱自乐，在纯艺术上孜孜以求；要么采用象征的手法，对现实进行暗示性批判，以敢怒不敢言的方式表达自己对现实人生的看法。也因此很多神魔小说、幻想之作有了隐射现实的深刻意义。但客观的说，顺从型的文学能够比较充分地体现文学的独立性与审美性，而它所具有的现实性是最弱的，至少没有其他两种类型直接。
（3）反抗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