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
星期天,凌玲来找杨家良谈天的时候,他还在自己房间的浴缸里泡澡。凌玲觉得挺尴尬,把几颗顺便卖来的鲜荔枝放在桌上就走了,走了几步,又折回来,用一本打开的书盖住。书是新书,封面一幅抽象画上赫然写着:《新儒学和后殖民思潮》。走下楼梯时她就想,杨贵妃生不逢时,如若是现在,也不用红尘飞骑,来一个特快专递,就万事大吉了。
经过重新规划的街道整洁多了,带红箍的卫生督察也随之增多,不过在那种职业性的目光监视下,难免让人感到芒刺在背。谷老爷子仍然坐在那儿,嘴上哼着什么,棋盘上摆着一副残局,疏疏落落的几个棋子,车辚辚马萧萧的样子,看上去谁和谁都没关系似的。
在各类小吃摊中间,新添了一种膨化物,它不同于那种用不绣钢和有机玻璃机器造出来的,干干静静,文文雅雅,被冠以喜玛拉雅爆米花的东西;它是把新鲜的北沙大米放进黑黢黢的手扶拖拉机马达,在热烈的躁动夸张的轰响里,通过一个奇妙的孔洞,喷吐出来的银白色缎带。它随心所欲,收张自如,可曲可直,容易使人联想到神秘的蛛丝和柔韧可塑的钢筋。它的香味简直不可抵挡,而让凌玲着迷的是,它新鲜自然,是肮脏笨重的模具产生出来的洁净食品,能让人领略到古朴的民风。
看了一会儿,她就卖了一根类似拐杖的棒棒,一边把玩一边吃。这使她找回了一点童年的乐趣,好像在同样的季节里,在乡下的田埂上津津有味地嚼着玉米秸。路上遇到了几个熟人,他们都看着她笑,而她遇见一个熟人就折一截棒棒给他,很快,她就把一个有趣的工程分配光了。遇到谷毛宁时,她把最后一点填进嘴里,一面咀嚼,一面遗憾地向他摊开两手,笑一笑,表示她已经没有剩余给他了。
谷毛宁正在帮一个同学往货架上挂衣服。他利用身高的优势,轻而易举就把一件看似很难的事办好了。凌玲其实是在往返宿舍和有线电视台之间的路上认识他的,而且很快就和谷玎、辛娟对上了号。那儿有一个篮球场,谷毛宁总在那儿玩球,一看他拿篮板球的姿势她就想,如果女的们还像过去那样抛彩球择婿,他倒是很占便宜。
谷毛宁说:“我以为你这样的人物,不会在大街上吃东西!”
凌玲说:“我有什么特别的?生活嘛,大雅大俗,不妨都有一点儿!”
谷毛宁把凌玲拉到一边说:“凌记者,你主持电视节目,我想给我们老板点一首歌,后天她过生日!”
凌玲凝眉问道:“是不是玫瑰酒家那个叫金虹的女老板?”
谷毛宁说:“是。你们太应该宣传宣传她了,可你的摄像机从来就没光顾过我们的那个角落!”
凌玲说:“那可不是我个人的买卖,宣传谁不宣传谁,我得听吆喝!”
谷毛宁说:“我们也算得上纳税大户,连那个正在建设的新加坡宾馆,也得有我们的一个犄角儿!”
凌玲说:“据我所知,金虹这人很有争议,很多人认为,她的钱来得不地道!”
谷毛宁说:“大概,你也是这样看她吧?可谁有什么根据?都是凭想当然。再说,无论如何,也比当官的贪污受贿强呐!”
凌玲说:“这事儿我没想过。--点歌可以,采访的事我不敢做主,你找找你爸爸,这阵子他是大拿!”
谷毛宁说:“那就算了。我爸爸一脸正气,从来都不拿正眼珠瞅人家!”
凌玲咯咯地笑:“你打算在那个玫瑰酒家干多久?”
谷毛宁说:“我只是尝试一下。我还想问你,想在北沙干多久?”
凌玲说:“看看吧,我说不准!”
谷毛宁说:“听人说,庆典之后,杨老板要把你带到省里去!”
凌玲的脸红了,嗔怒地说道:“我凭什么要他带着?我又不是他的手提包!”
谷毛宁笑了,歉意地说道:“凌大姐,我不会说话,把你给得罪了!”
凌玲谅解地一笑,但那笑容有了残破,如一朵风中不堪的莎果花。
最近杨家良接到不少上告信,矛头无一例外,一致指向他。信中用几近愤怒的语言,告他不顾北沙的财力物力,玩“生死时速”,变相增加税赋,向企业和个人强行摊派,搞新加坡宾馆一类超前消费,使北沙老百姓不堪重负。告他独断专行,一手遮天,不按客观规律,而是“跟着感觉走”,按浪漫情趣办事。告他违反组织路线,“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把米大炮这种危险人物当成改革的主力……言之凿凿,还罗列出很多数据,一看就是知情者所为。省委书记在上告信上签了字,这种多义而模棱的签字既不是红灯也不是绿灯,而是娓娓含蓄减速慢行的黄灯。信大都转到了他手上,虽说他对此并不意外,但无形的压力还是让他感到了焦躁。他想起一句民间俗话:炒豆大家吃,砸锅一个人的事。现在,他知道必须有足够的准备,准备应付一切压力,悲壮地面对这样的结局。
实际上米大炮并没创造出什么奇迹,他掌管的阀门厂还在泥淖里跋涉,一时没能进入正常轨道。他甚至重复了前任厂长的路子,把本厂的产品铸上别厂的品牌去卖,不同的是他是为厂里卖的,而且以让利的形式和那个厂家联营……他对工人要求得极为苛刻,工人们反映说,没想到去了个孙悟空来个猴,新厂长还不如老厂长慈善,简直像日本把头似的。杨家良已经腾不出手来干预了,他明确地告诉米大炮,只要能保证庆典之前工人到月开工资,不上街闹事,那就是他的成绩。米大炮这样回答说:“我什么都不需要,只需要信任和时间!”
看到桌上那些荔枝,他就知道是凌玲来过了。他到楼下买了一些炸薯条和日本豆,准备款待回头就来的凌玲。年轻女性都爱吃零食,妻子也是一样,她们露着雪白的牙齿粉红的舌尖,极有耐心地吃着嗑着,那样子很像松鼠和山雀一类可爱的小动物,从男性本位看来,这包含了喂饲和欣赏两种成份。
新招收的宾馆小姐正在于海石的训导下练习走路,尺码和频率都是规定好了的,一个个走得如水上漂萍,显现出雅致的风韵。看见杨家良,于海石就说:“中午林业局老戴要过来,老谢又不在家,是不是你陪陪?”
杨家良想了一下说:“把潘建叫来!”
于海石说:“吃什么?”
杨家良说:“自助火锅吧,中餐西化,文雅,还省钱!”
于海石笑笑,点点头。
杨家良走上楼梯又站住,神色庄重地对于海石说:“听说你到文工团审查庆典的节目去了?”
于海石说:“是他们请我去的!”
杨家良说:“你也不要以为,当了个副科级,就全知全能了。那叫艺术,不是什么人都可以随便践踏的,你本来是吃不了那碗饭才调出来的,怎么摇身一变,又去指导人家了?真是讽刺!”
于海石驯顺地低下头说:“我以后一定注意!”
女孩们听了就互相使眼色,掩了嘴偷偷笑。
杨家良回到房间,想起来应该给谷玎打电话,拨了他的手机,谷玎正在电话那一端喘粗气。
杨家良说:“老谷,你又跟着干活哪?”
谷玎笑一下说:“没有。我正在‘蹲点儿’,妈的,干燥了!”
杨家良也憋不住笑,说:“坚持就是胜利。再咬咬牙,就快透亮了!--一百个彩色大气球落实了没有?”
谷玎说:“才落实了十来个。不过你放心,我三十六拜都拜了,也不差这一哆嗦!”
杨家良说:“中午老戴过来,恐怕又是谈旌旗营问题,你陪陪吧,我又不能喝酒!”
谷玎说:“我陪也没用,完全是破裤子缠腿,儿孙打祖宗官司!再说,中午我还得招待自来水公司的人,人家说了,水往低处流,这是自然规律,不给点能量,水泵不到山坡上来!”
杨家良苦笑一下说:“那好吧,你忙你的。”
撂下电话,凌玲就来了。凌玲穿着一件藕荷色蝙蝠衫,头发放任地披散着,看上去有点儿魔味儿。她仍然坐在她认为合适的那只沙发上,不过她的姿势比以前随便多了,身体靠在沙发背上,让两条腿尽可能舒适地向前伸展。细瘦的牛仔裤紧紧绑在腿上,使她优美的曲线十分明晰,鼓涨的热情就在那一层薄薄的物质里跃动。她涂了玫瑰色唇膏,这种中性的色彩点染了她青春的靓丽,也不至于过分招摇,对她的身份恰到好处。
杨家良照例给她冲咖啡。谈起大学校园生活,他们惊讶地发现,尽管相差七八届,但他们的感受十分相似,好像是一个班上的同学似的。他们都对那段人生伊甸园式的美好时光深表怀念。杨家良想起一件趣事,有一次他到浴池洗澡,心不在焉,竟把衣柜的号码记混了,拿一把钥匙在一排排柜门上乱开,怎么也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浴池里又很冷,他不得不开一会儿衣柜再跑回去冲一会儿淋浴。冲澡的同学都吼着歌,雄性的裸体仿佛回归到史前的自然界,带一种仪式般的庄严,好像连灵魂都洗浴了。而他就这么极其神圣而又极其狼狈地折腾了一个下午,直到曲终人散,他才知道,并不是他记错了号码,而是该着他倒霉,进门时拿了一把犯毛病的钥匙。
凌玲听了忍不住笑。她说,她在学校里也经常听得到男浴池传出来的那种生命渲泄。细想一想,人类实在是很可怜了,他们躲在一个水泥盒子里,用莲蓬头里人工烧热的水冲洗自己,想的却是不复存在了的壮美瀑布。大概再过若干年,人类剩下的只能是这种自欺欺人的精神会餐了。
谈起这个,杨家良就想到了凌玲送给他看的录像带。他认真地看过了,也生发出了种种思考,但他尚无良策应付。他从抽屉里拿出那盘带子,把它放到桌子上说:“你准备往上送吗?”
凌玲看着他的眼睛说:“你说呢?”
杨家良说:“北沙到了今天这步不容易,眼下撤县建市庆典在即,还是正面报导为好!”
凌玲说:“可我觉得,这是我来到北沙拍的最有价值的节目;以往我是用眼睛拍的,这次我是用心拍的!”
杨家良说:“拍什么送什么是你的权力,可摇头点头那是我的权力!”
凌玲说:“你这是什么意思?”
杨家良说:“我不喜欢这种专门揭人疮疤的节目,这种东西容易引起混乱。我们现在需要的是秩序,正如歌德说过的:宁可不民主,不能没秩序。再说,这种现象比比皆是,又不是北沙独有的。--人类文明进程的哪一步,不是伴随着血污和野蛮!”
凌玲沉默了。她有点儿想不明白,上次一个毫无新意的专题节目,他不惜走门子送礼往上送;可这次的内容几乎是触目惊心,他却专断地否定了。她委屈得差点儿要哭了。
杨家良说:“凌玲,我一直以为,你是最理解我的!”
她惊讶地抬起头来看着他。他的声音带着捕蝇纸般的黏性,使她分明感到,一不小心,翅膀就会被粘住,而一切挣扎都将是徒劳的。她发现他紧盯着她的嘴唇,毫无疑问,这将是他进军的第一个目标。她的心狂跳了一下,同时隐隐感到,早该发生的一切,此刻已经不无遗憾地迟到了。
桌子上的电话响了。她从听筒里听到一个男孩子的声音。
男孩说:“爸爸,你在干什么?”
杨家良看着她笑笑:“我在给一个像你一样的孩子讲故事。”
“你骗我。在家你都不给我讲故事,怎么会给别的孩子讲故事?”
“真的,这个孩子迷路了!”
“能让我跟他说句话么?”
“他不想说。他是小地方的孩子,怕羞!”
“那就算了。爸爸,我好想你!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等着吧,等到北沙县改市庆典之后!”
“你不骗我?”
“不骗你,真的!”
等到杨家良放下电话,凌玲已经拿着那盘录像带,迈着任性的步子走下了楼梯。绛红色地毯有些旧了,带着斑斑点点的损伤,但踩上去依然有着柔软的质感,使她的脚步变得富有弹性而又悄无声息,如一头潜行于林间的豹子。那一刻她又想起了那本童话故事,她想,那小王子手里的玫瑰花到底给羊吃了。
杨家良站在楼上喊她。她回望他一眼,就当着那些正在操练的宾馆小姐的面,大声说道:“你应该陪你的孩子好好说说话。可惜,我不是你的孩子!”
杨家良的身子僵在楼梯口,在众人的仰望里,如同一尊刚刚完成的蜡像。
十八
这天早晨开门不久,金虹收到一张贺卡,上面画着安徒生童话里的那个卖火柴的小女孩,她擎着一根燃烧的火柴,脸上浮现出虚无的憧憬,旁边用稚拙的彩笔写着:用你昨天的苦难,点燃今天的太阳!她对着贺卡上的女孩笑笑,当着大家的面,把它摆在寝室的窗台上。
“我最喜欢安徒生童话,”谷毛宁说,“是谁寄来的?”
“一个朋友。”金虹回答。
“男朋友女朋友?”
“你想他是男的他就是男的,你想她是女的她就是女的!”
他知道今天是金虹的生日,这个日子似乎一直做为秘密保守着,从来没做过任何张扬,他还是从工商部门发下来的一张登记表上刺探到的。毫无疑问,像她这种孤苦的女孩子最怕过生日,往往是“美酒加眼泪”的单一模式。他对这张来历不明的贺卡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很想看看信封寄自何处,但金虹随手把它填进灶塘里烧了。
金虹安之若素,安排了店里的工作,就驾了车到啤酒厂去拉鲜啤酒,本来领一个白案上的伙计,但谷毛宁非要顶替不可。
金虹提醒说:“你最好离我远点儿,让你们家的人看见,咱们的搭挡就做不成了!”
谷毛宁不屑地嗤嗤鼻子:“我怕什么?要是你敢坐在车上,我都敢拉着你满大街跑!”
金虹笑笑说:“我看,你是疯了!”
他们一前一后地走着。入秋的阳光像蜜一样,带着黏稠滑润的质感,仿佛能吮吸到清纯的甜味儿。家家院子里的莎果树已经结出琳琅的果实,看上去令人赏心悦目。
谷毛宁说:“今天天气真好。我已经在闭路台为你点歌了,我还要让酒家早点儿关门,晚上为你专门开个生日party!”
金虹站住不走了:“你怎么知道今天是我的生日?”
谷毛宁说:“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金虹恼恨地说:“你是我什么人?用得着你来关心?你有什么权力决定我自己的事?你要是这样干,我们就解体!”
谷毛宁诧异地说:“我只是怕你太冷清,我错在哪儿啦?”
金虹有些神色黯然:“你不了解我,一点儿都不了解,我只想避开人们的目光,一个人躲在角落里悄悄生活。”
谷毛宁说:“可你身为玫瑰酒家老板,怎么能躲避得了?我想让全北沙的人都为你高兴高兴!”
金虹指着闭路台的方向:“你马上去把那歌给我撤了,还来得及,要不然那比骂我更恶毒!”
“至于么?”
“你去是不去?”
谷毛宁在原地转了两个圈子,终于屈服了:“好吧,今天你过生日,我听你的!”
回到酒家,金虹把房门闩住,一个人趴在床上哭了。二十多年,除了姨,从来就没人知道她的生日。可她的记忆深处,生日和忌日是一个意思。她仿佛是从一个污浊不堪的阴沟里爬出来的,遍体鳞伤,血迹斑斑,而且这种伤痛永远不会痊愈,好像坚硬的外壳里柔软脆弱的本质,稍稍一碰,就会津津地向外渗血。若干年前的那个生日,她还在梦里为一件新裙子高兴,那个曾被她叫做姨父的男人就醉醺醺地压到她身上。他用枕头把她的嘴堵住,连一声柔弱的呼喊也不让她发出来。她在那场粗暴的外科手术般的打击里昏死过去,醒来之后,看到褥子上的一片湿红,她就明白,她这一辈子还没开始,就已经结束了。她痛恨姨父,也痛恨所有的男人,从来不奢望爱情,只是想拼命挣钱,从根本上改变命运。南下冒险,她成功了,但她留给了北沙人一个不解的疑团,一个越描越黑的形象,她差不多成了堕落和罪恶的代名词;如果不是同公安局发生了那场纠葛,她以吞咽屈辱为代价,换来官方的宽宥和庇护,她大概早就从北沙走掉了。
她不想叫别人看见她的眼泪,至少不想叫谷毛宁看见。当谷毛宁拉着一车鲜啤酒回来时,她已经泪痕阑干地重新化妆了。
电话铃响起来。
谷毛宁说:“金姐,找你订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