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农业经营主体转移到高级社后，党规范了国家与合作社、与农民的关系，要求农民“除了自留地和其他一部分个体经营的经济可以由自己作出适当的计划外，都要服从合作社或者生产队的总计划”，合作社“农业总收入的百分之六十到七十应该归社员，百分之三十到四十归合作社和国家”。党还领导农民开展大规模的兴修农田水利工程、植树造林、积造农家肥和化肥、推广先进农具等群众运动，大量的劳动积累使农业自然生产力要素的质量和生产条件得到明显的改善。20世纪50年代中期我国农业的高速发展，到1957年，全国农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加24.8%，年均递增4.5%，粮食总产量年均递增3.5%，人均占有粮食达306公斤，全面完成了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
合作化后，党认为“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有计划地、适当地合并为大型的合作社是必要的”，并升级为人民公社，公社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在农村的基本单位，既是经济组织，又是政权组织；既管理生产建设，又管理财政、粮食、贸易、民政、文教卫生、治安、民兵和调解民事纠纷及其他基层行政任务，实行工农商学兵结合，成为经济、文化、政治、军事等的统一体，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是实现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形式。大跃进时期，党领导农业生产力发展的方法可概括为：“十分指标，十二分措施，二十四分干劲”。其主要表现是：（1）“一大二公三平四调”的“共产风”，把农民的生产生活工具集中使用，否定了按劳分配和评工记分，挫伤了农民的生产劳动积极性，降低了农业集体劳动的效率；（2）以浮夸风、高产卫星、相互竞赛来拔高农业生产指标；（3）以“拔白旗”的方式，解决遵循农业生产规律的“落后”现象；（4）把干部试验田的个别经验无条件的普遍推广。由于这些不正确的农业领导方法最终使人民公社丧失了发展农业生产的基本动力，导致了中国农业生产力的大倒退。1962年与1957年相比，粮食产量由19505万吨减少到16000万吨，棉花由164万吨减少到75万吨，油料由420万吨减少到200万吨。三年“大跃进”的失败，改变了毛泽东等人的公有制程度越高、规模越大，越有利于经济发展的观念。
人民公社也被动地调整为“政社合一”、“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农业经营体制，偏重于实施国家计划职能的人民公社制度是高度集中的农业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党把农民坚持农业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改变集体生产经营方式看做是农民落后性的表现，堵塞了在集体内部依靠调动农民积极性，促进农业生产力发展的道路。党还要求全党全国尽可能地支持农业，把支持农业、支持集体经济放在首位，以便发展农业生产，并且为农业的机械化创造更好的条件，要提高机械化程度和增加化学肥料的产量。但是，由于农民缺乏生产劳动和运用先进农业科学技术的积极性，人民公社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导致了主要农产品产量和农业总产值增长的速度比较缓慢，农业经济效益呈下降趋势，人民生活水平没有得到提高，党的农业发展理论的实践没有取得全面成功。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农村经济政策的首要出发点是充分发挥我国几亿农民的积极性，一定要在经济上充分关心他们的物质利益，在政治上切实保障他们的民主权利。农业经济政策是否促进生产力发展，以能否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为标准。这是1980年后党领导农村改革的思想主线，也是党的农业发展理论获得重大跃进的思想渊源。20世纪80年代迄今，是党的农业发展理论的成熟阶段。
在解放思想的大背景下，党赞同了农民包产到户的理性选择，领导和推进了家庭承包制的实践。首先，党强调合理承包土地，这样能充分调动社员的积极性，提高土地的利用率，并体现按劳分配的原则。1982年，党首次认为各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不同于合作化以前的小私有的个体经济，而是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的组成部分”，是农村合作经济的新发展。这就澄清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在家庭承包制性质问题上的是非之争。
1983年进一步把农业责任制同马列合作制理论统一起来，指出联产承包制“使集体优越性和个人积极性同时得到发挥”，“必将使农业社会主义合作化的具体道路更加符合我国的实际”，“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20世纪90年代前，党把家庭承包经营与我国农业生产力水平低下相联系，认为，“为集体经济找到了适应生产力水平和发展要求的新经营形式”，符合目前中国大多数地区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90年代后，党的认识发生了重大的飞跃，认为家庭承包作为一种经营体制，“在统分结合的具体形式和内容上有很大的灵活性，可以容纳不同水平的生产力，具有广泛的适应性和旺盛的生命力”，“绝不是解决温饱问题的权宜之计”，是中国农业的基本经营制度。党从理论上回答了家庭承包经营制是由农业生产的特点和规律决定的，“符合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规律”，“符合农业生产自身的特点”，“能够极大地调动农民的积极性，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它“不仅适应以手工劳动为主的传统农业，也能适应采用先进科学技术和生产手段的现代农业，具有广泛的适应性和旺盛的生命力，必须长期坚持”，不存在生产力水平提高以后就要加以改变的问题。
党又针对农业丰收后卖粮难问题，主张实行鼓励发展粮食生产的购销体制和价格政策，以调动商品粮生产区和粮农种粮的积极性，在1984和1998年分别以政策和法律形式将承包期分别延长15年和30年。总之，在我国人多地少的农业资源禀赋条件下，党把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作为判断农业生产力是否发展的标准。家庭承包制解决了农民的经济民主问题，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经营积极性，再次解放了农村生产力。
其次，党根据领导农业技术改造的经验和现状，提出了发扬传统农业所具有的精耕细作、节能低耗、维持生态平衡等优点，吸收现代技术和先进管理方法的农业技术改造方法。发展农业生产力必须是机械化、半机械化、手工工具并举，人力、畜力、机电动力并用，工程措施和生物技术措施相结合，既依靠科技，又取决于农民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和先进农业科技成果的推广应用。党认为农业可以吸收现代科技成就，成为知识密集的产业部门，农业生产力发展要走投资省、耗能低、效益高和有利于保护生态环境的道路。因此，党强调农业科研要结合农业生产需要，有计划地组织科技攻关，领导和推进了农业科技体制的改革，积极培育优良品种，扩大良种播种面积，推广各种优良的耕作制度、耕作方法和栽培技术。利用农民对农业科技的需求，架构农业教育、科研与农民、政府与农民之间联系的桥梁和纽带。1980年党强调要形成以县为中枢、乡为纽带、村级小组为基础的推广网络，在农村实施了“星火计划”、“丰收计划”和“燎原计划”。1990年以来，党实施了对农业“五站”的“三定”工作，以立法形式保障了农技推广工作的开展，实施了科教兴农战略，加速了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农业科技进步已成为农业生产力发展的主要动力。
中国共产党秉承“以农为本”的传统思想，在推进当代中国农业进步的进程中，就农业经济主体、市场及市场体系、政府（国家宏观调控）和农业生产力等问题进行了丰富的理论和实践探索，探索出了适合中国国情的农业发展理论。党的科学的农业发展理论也完善成熟起来，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解决农业问题的成功经验。
中国共产党农业发展理论的演进，与党领导农业经济的方式、与国家发展战略的调整密切相关。党的农业发展理论的进步，尽管给人们留下由“试错”到正确的表象，但党澄清了对农业经济发展规律、农业自然特性和农业家庭经营性质的认识，解决了在人多地少的农业现状下将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确定为发展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的中心命题，对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解决起到了助推作用。党的农业发展理论变化的实践效果也印证了经济学家们的基本判断：农业经济体制的变迁是当代中国农业发展的关键因素。
党的农业发展理论经历了历代领导集体围绕解放和发展农业生产力的主题进行艰辛探索的过程。第一代领导集体把土地改革作为解决农民和农业生产力发展问题的措施，用农业合作化运动实现了农业生产关系的变革，建立了社会主义农业体制，发展了农业生产力。党认定农业经营制度由个体到集体的转变，必然使生产力大大地得到解放，为发展工业和农业的生产创造了社会条件，揭开了中国当代农业生产力发展的序幕。毛泽东提出的“先合作化，后机械化”的农业改造道路却把制度演变放在优先地位，颠倒了制度和技术变迁的顺序。党虽然把解放生产关系放在首位，把扩大生产规模作为农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手段，导致了农业经营组织的不断升级，但党以集体组织动员农民在增加土地数量、提高土地质量、改善灌溉系统、增施化肥、改良作物品种等方面，为发展农业生产力进行了艰苦努力。我们认为，第一代领导人在20世纪80年代前对发展农业生产力的可贵探索，未能真正找到一条好路子，方法不对，其原因在于党注重了人在生产力发展中的作用，但忽视了以生产工具为主的农业劳动资料是决定生产力性质、衡量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因素，忽视了农业生产关系变革是由物质生产力尤其是生产工具的发展水平所决定的马克思主义原理。因此，希求在手工劳动的基础上发展规模农业，以取得中国农业生产力发展的高速度。
第二、三代领导集体认为中国农业的发展一靠政策、二靠科学，找到了发展农业生产力的基本方法。党通过调整农业政策，充分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使农业生产力发展获得持久的内在动力。党提出并实施了一系列发展农业生产力的现实而科学的方法，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邓小平提出农业发展的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勾画出了我国农业长期发展的体制模式。他强调了农业机械化、管理、多种经营、商品经济、集体收入等的提高是实现第二次飞跃的条件，指出，“关键是发展生产力”，并认为这种转变不是自上而下的，不是行政命令的，而是生产发展本身必然提出的要求。第三代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为代表的党中央解决了在市场经济中发展农业生产各种要素的协调问题，体现了尊重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的农业生产发展的内在要求。
党的农业发展理论的演进，体现了党对农业领导方式的改进，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求，坚持和实践1980年以来被实践证明了的正确的党的科学的农业发展理论，将继续引导中国农业的进一步发展。
刍议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经验
西南科技大学政治学院，陈建华，吕，冰
【摘要】90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其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即：要充分认识和发挥思想政治教育“中心环节”和“生命线”的地位和作用；要始终坚持思想政治教育“为人民服务”和“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根本立场和宗旨；要坚决贯彻落实思想政治教育“干部教育第一”的方针；要积极探索思想政治教育“普遍适用”和“行之有效”的原则和方法；要高度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听党指挥”和“善打硬仗”的机构和队伍建设。这些宝贵经验将指导我们搞好新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经验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从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到胡锦涛几代领导人根据他们所处的历史条件和各个阶段肩负的特殊历史使命，倡导和推动了一系列重大的思想政治教育运动，取得了显著的成效，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认真归纳、总结我党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历史经验，是开展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前提和基础，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要充分认识和发挥思想政治教育“中心环节”和“生命线”的地位和作用
毛泽东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强调：“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可能完成的。”1955年，他又提出，“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的重要思想。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后，在邓小平主持下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充分肯定了“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的论断。当20世纪80年代在思想领域出现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时，邓小平一再强调，“加强党的思想工作，防止埋头经济工作，忽视思想工作的倾向。”江泽民在对我们党在革命与建设进程中的思想政治工作历史经验进行的全面总结时说：“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是团结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党和国家各项任务的中心环节，是我们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政治优势。”这一总结，重申了思想政治工作的“生命线”和“中心环节”的地位和作用。因此，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集体都把思想政治教育看成是办好一切事情的基础和保障，看成是抓好各项工作的中心环节，并始终把思想政治工作当做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
“中心环节”和“生命线”是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地位和作用的科学定位和形象表述。实际上强调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中心环节”和“生命线”的地位和作用，就是强调政治、思想、道德对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导向、激励、保证、服务等多方面的作用，就是坚持以人为本和充分发挥人的能动性、创造性，保证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为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服务。总之，思想政治教育既保证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正确方向，又为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提供强大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