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佐藤一齐的《言志录》上说：“凡事有真是非，有假是非，假是非，谓通俗之所可否。年少未学，而先习了假是非，迨后欲得真是非，亦不易入。所谓先入为主，不可如何耳。”依我看，竞争或斗争的学说，全然是假是非。若欲保存我国自古以来立国的美德，万不可以外人的邪说偏见，毁了我国青年人的心田。
我国若能不变祖先所遗留的“仁让和平”的美德，绝不致灭亡到底。要知现今几个强国，因为受了竞争的麻醉，已然疯狂了。他们若非改取“仁让和平”的途径，绝不能支持久远。
战争原是不得已的举动，只可施之于敌对的兵卒，万不可牵累无辜的百姓。欧美在前些年，对待敌国，还分“战斗员”与“非战斗员”（Non combatant）。对非战斗员，向不加以伤害。自近几年，科学发达，机械进步，专以毁灭后方的老百姓，为取胜的门径。这种残忍的行为，尤甚于洪水猛兽千百万倍。人类的文明，若专以能杀人为断，那么，人类还不如倒退几千年，去度那穴居野处茹毛饮血的生活，反能免去许多的恐惧。
《尉缭子》说：“凡兵不攻无过之城，不杀无罪之人。夫杀人之父兄，利人之货财……此皆盗也。”严实说：“百姓未尝敌我，岂可与执兵刃者同戮。”吕祖谦说：“后世用兵者，以黄石公一书，无与比者。不知黄石公未出之前，三代之兵，一举而无敌于天下，兵书何在，黄石公有一秘法在人间，人自不识。三代之得天下，亦不过此道，唯‘仁’一字耳。”汪氏《兵学三书叙》里说：“兵者，逆得顺守，全军保民为上，无取禽猕草雉也。”我中国名将名臣，无不以不杀无辜为是，全是以仁存心。不嗜杀人正是文明进化的标准。欧洲列强自命为文明进化，竟肯发展毁灭敌国人民的狠心，岂不是退化野蛮的现象。
某要人解释人生的意义说：“在于吃饭，在于生小孩，在于招呼朋友。”他这话，虽是出于玩笑的口吻，未免是将人类比为禽兽。人类的生活，固然离不开饮食传种，可是除了办理这三件自私的大事之外，尚有许多对人类应尽的义务。马牛羊鸡犬兔的一生，除了饮食传种之外，还能有益于人。人类的生活的意义，若仅以做到这三件私事为止，又怎配称为万物之灵？至于“招呼朋友”不过是社交之一道，禽兽之间也有这种行为，又岂是人类所独有的特点？
英谚说“人是宇宙间的灵魂”，又说“人是造物中的王”。这两种说法，与《书经》上所说“万物之灵”的意义相同。按字面讲，即说是魂灵，人就当对这个“灵”字注意。即说是王，人就当对这个“王”字用心。假若不辨邪正，不明是非，就不配称“灵”。假若胸无主见，随人转移，就不配为王。既不能灵于万物，又不能超于万物，虽生成一个人形，不过是一个两足的动物，或能言的禽兽而已。
英文说“人是社交的动物（Social animal）”。又说“人是政治的动物（Political animal）”。有人说“人是有五性（仁义礼智信）的动物”，又有人说“人是知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动物”。前两种说法，绝不能将人类的地位抬高。因为社交不过是友谊的往来，鸟兽鱼虫何尝没有这类行为。政治不过是维持秩序保护生命资产的团体组织，鸟兽鱼虫中，也颇有类似的举动。后两种解释，也不能将人类尊为万物之灵。因为禽兽中，也颇有些能尽五性行八德的成例。
我以为，最好是说“人是能辨别是非的动物”。人对于五性八德，是知道应当常久尽行的。能尽能行就是“是”，不尽不行就是“非”。禽兽只知尽行，并没有“为何当尽，为何当行”的理性。
自从邪说侵入我国以来，许多知识阶级，尤其是一些奴化的学者，已经不肯展布天赋的特能辨别是非，并且偏要悖逆天良，违反人情，而颠倒是非，以致阴阳易位，内外不分，亲疏莫辨，上下错乱，黑白混淆，香臭不知。他们全是民众的表率，全是领导百姓的指针。他们既然乱了方向，又何怪无知识的人民为非作歹的日众，犯法乱纪的日多。我以为，现今欲救中国的危亡，不在乎添置飞机大炮，须先要使这些知识阶级，不能假借吸收文化之名，散毒种祸。
人类所以与禽兽不同的地方，就是一个是非之心。人若失了是非之心，就是自入于禽兽之列。人的思想与行为，若与禽兽相同类似，就是退化。据我观察，禽兽对于阴阳内外亲疏上下黑白香臭也能辨别。人若故意混乱这种事实，不但是愧对禽兽，简直就是退化到了木石的地位。
我并不反对文化。我所反对的是蒙着文化皮子的野化和蒙着进化皮子的兽化。并且，我以为，我中国在努力追求科学化或时代化的当儿，更不可不赶紧讲求“人化”。
《龙溪子》说：“学者，学所以学为人而已。此外更无余事。”你学会了科学也好，游遍了外国也好，得到十个博士学位也好，但是万不可因为学了科学游了外国得了博士，而不肯学为人。古人说“为做官把人丢了，实在不值”。自古为做官，而丢了“人”的很多，万不可因求学，也将“人”丢。现今外国利用科学，灭人之国，毁人之家，害人之命，就是因为未学为“人”而失了人性。
学为“人”，不是学八面玲珑的圆滑人，而是学天真不变的正直人；不是学有大学问的人，而是学未失“人”格的人。我所说的人格是人与兽不相同的地方。
有人问我：“现今的新人物，几乎人人张口就说‘要为人类谋幸福’，为什么人类的幸福反因之日灭，人类的痛苦，反因之日增？”我说：“这全是因为他们只将自己当做‘人类’，不肯将别人当做‘人类’看待，并且他们根本就不知道‘人类’是什么。”
外国某学者说“人类是能说话的动物”。这句话并不能提高人类在世界上的地位。我国俗语说“人有人言，兽有兽语”。这句话也不能表示人与禽兽的分别。因为言语不过是为传达思想交换意见的。禽兽的话，固然不如人类的话精细完备。可是，我以为，不能由言语的精细完备与否，判断品格的高低。正如乡间的愚民说话，虽然不如城市的绅士咬文嚼字，可是以人格而论，恐怕愚见还要高于绅士。由此可知，所谓人类者，并不是因为能说人话，乃是因为能办人事。
能说人话，并不足贵，能办人事，才是可尊。鹦鹉与猩猩，所以仍然脱不掉禽兽的名称，只是因为它们仅能说“人话”。现今，世界上所以七颠八倒，民不聊生，也就是因为肯办人事的人少。专能说好听的人话，而偏做损人利己的兽行，言行不顾，也就等于猩猩鹦鹉。猩猩鹦鹉，并不明白它们所说的人话是什么意思。所以，它们的言行相违，还觉情有可原。
人类的来源，按“神造说（Creation Theory）”，上帝造成万物之后，才造人类，据“进化论（Evolutoism）”，猿人（Ape-man）进化而为“人”也是在万物进化之后。这两种说法，固然有“不合乎科学”与“合乎科学”的差别。但是“人类在世界上出现最晚”是不容否认的。万物如同士卒，人类如同将帅。士卒虽然先行，将帅虽然后到，可是统制之权，仍是操于将帅，将帅的知识，必须高于士卒，才能指挥士卒而不为士卒所制。人类的知识因为高于万物，所以才能为万物之灵而超出万物之上。
将帅所以能运用士卒，是用心灵，而不是用蛮力。人类所以能支配万物，也不是用蛮力而是用心灵。以奔驰杀砍的本领而言，将帅未必高于士卒，以飞走抟噬的能力而论，人类实在不如万物中的禽兽。将帅仅用蛮力，绝不能无敌天下。人类专施蛮力，也不能有进化与文明。可惜，人类现今偏不向心灵上追求，而只向蛮力上注意。尤可惜，人类更将心灵与蛮力合用于自残同类，反不如禽兽专以蛮力对异类竞争。
禽兽对异类竞争，只用天赋的爪牙。人类对同类竞争，专用人造的利器。爪牙杀伤之力有限，利器杀伤之力无穷。爪牙口角，同时不能杀伤二命。飞机大炮，同时可以杀伤万人。禽兽还能爱护同类，人类偏能与同类为敌。人类这种恶行，实在过于禽兽万倍。所谓“文化进化”者，是为人类谋安全，求幸福。现今既专在杀戮的能力上用心，反说是文明进化，岂不是有愧于禽兽。
孟子将当时流行的邪说，比作洪水猛兽。现今的邪说，较洪水猛兽，残酷到几千万倍。杨墨之道纵然行到极端，也不过仅只无父无君，洪水还能使人有处可逃。猛兽也可使人有法可避。自从“竞争”的邪说深入欧美的人心，杀人利器，逐日有发明，日益精巧，实在令人无术可避，无法可逃。炸弹可以炸到高山之巅，毒气可以毒到深海之底。现在的人命，已经不如虫蚁了，怎么还配妄谈“文明进化”？
现今，几乎是一个人就要谈“科学”。其实，科学正如金钱，用之得当，就能于己于人有益。用之不当，反要祸己害人。现今借科学之力而救援人类的人太少，用科学之力而杀害人类的人太多。正如浪荡公子，专以有用的金钱，去做损阴丧德的坏事。科学家若再不洗心革面而研究有益于人类的事务，即是杀人自杀，害人自害，不但是现今人类的公敌，简直是千秋万代人类的罪犯。
法国有一个人，名叫盖洛廷（J-Guillotin），是一位医生兼政治家。看用刀斧斩人，太不便利，且费光阴，乃独出心裁，创造了一架断头机。因为是他所发明的，所以人也称那机为盖洛廷（Guillotine，与他的名字，只差一个字母）。当时死于那机下的人，真是不可胜数。不久，盖氏因为犯了罪，竟被他所创造的凶器砍断了头颅。以后，又有一人，以为那架凶器还不灵便，特意费心费力，大加改良。可是，过了些时，他也因犯罪，而死于他所改良的断头机之下，可见这正是作法自毙，制刀自杀。“种豆得豆，种瓜得瓜”这话固然是句老生常谈，然而科学家，既不能种瓜得豆，也不能种豆得瓜，所以也脱不开因果循环的定例。
发明断头机的盖洛廷，在断头机上丧命，算到今年已经过了一百二十一年了，可是用那惨刑，处决重大犯罪的定例，至今还未经法国废除。在这一百二十一年里，又不知有多少人，因而身首异处，将来还不知有几多人要变成断头机下之鬼。盖氏因为一时妄显聪明，不但自己种下恶因，收了恶果，并且他的名字，竟成了一个杀人利器的代名词，岂不可叹。盖氏假若鬼魂有知，也当痛自悔恨，不该多此一举。
当初莫拉弗创造捕熊铗因此发了一笔小财，可是，他的小儿，竟因误踏熊铗，夹断了双脚。我所认识的某甲，专好玩鹰，每逢抓住野兔，他必砸断兔腿，以免它们脱逃，并且击破兔头，取脑喂鹰。他未到四十，两腿就不能动转，后来竟觉头中如同针刺，哀号而死。
又有某乙，专好捕蛙养鸭，将蛙剁成碎块，作为鸭食。后来生了两子，手脚全是连皮，并且全是在新婚未久，就短命而死。这全是我眼见耳闻的事实。至于史书中的记载，和父老的传述，更是无法详说。
从来，当屠户的、当鸟贩的、打猎的、捕鱼的，以及一切杀生害命的人，据我所知，绝无福寿安乐的结局。于人无害的禽兽，还不可残害，何况是圆颅方趾的人类。多人设法不能“生”一人，可是一人随便可以“杀”多人。由父母操心费力，经疼苦，耗钱财，养成了一人，是何等艰难。随随便便了结一人的性命，是何其容易。一秒钟之间，用科学的利器，可以杀几万人。可是要知道几万人，是经了多少光阴，才能养起来的。
司马迁说“三世为将，道家所忌”。我们细察父子为将的人家，有几家能得到好的结果。为名将也不过因为多杀人。为国家，多杀人，还不可行。何况是仗强横，为私欲。
当日某甲为袁某的私欲指使，杀人无数，后来被某乙所捕杀。某甲临刑，对绑他的人说“你们何必如此之忙”？以后某乙被人捉住枪决的当儿，也是说“你们何必如此之忙”？这段事实，据新人物想，不过是“偶然凑巧”。其实，这正是“报应循环”。他所害的人，临死所说的话，他临死也照样重说一遍，更可见天理之公。
有人问我：“《山堂肆考》上说‘……放下屠刀，立便成佛’岂不是勉人为善的话吗？为什么军界某要人，既已忏悔，皈依我佛，还不能得到善终呢？”我说：“放下屠刀，不过表示改过之速。人若改恶从善，全有成佛之望，并不是说屠儿立刻放下屠刀，登时就可上升莲座。某要人纵然未曾亲手害民，焉知他的数十万部卒，不假借他的威势，做出无数伤天害理的事。正如你将枪刀给人，人若用去杀人，你能说‘不负责’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