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斋日记》上说：“人为万物之灵，亦为万祸之本。”我以为，人的行为，若肯依从天理良心，就是万物之灵。人的举动，若反背天理良心，就是万祸之本。换一句话说，人的行为举动，若肯替别人设想就配称万物之灵。人的行为举动，若专求自己得意就变为万祸之本。现今，世界所以多乱，人心所以不安，只是因为有些人，受了邪说的诱惑，不信天理，不问良心，只知有己，不知有人。
天理，是万古不变的理。良心，是人类应有的心。也可以说，天理是大公至正的理，良心是为善不为恶的心。
顺着天理，本乎良心，才肯替别人设想。肯替别人设想，绝不致侵人之国，毁人之家，害人之命。国不侵人之国，家不毁人之家，人不害人之命，人类中才能有相爱互助，共享和平安乐的希望。欲达到这种希望，绝不是用竞争或斗争所可成就的。
我以为，顺应天理而行就是“道”，依着良好而为就是“德”。行为不违天理，不背良心，就是道德。
据说，科学与革命，全是为群众谋幸福的。既是如此，讲科学也罢，谈革命也罢，全须先在“心”上用工夫，全须以道德为根基。科学的研究与施用，若不本乎道德，不但无益于人群，反要有害于人类。革命的行为与目的，若离开道德，不但不能利民福国，反要祸国殃民。
我常说：不必讲什么“科”学，“神”学，“佛”学，以及这个学，那个学，先要讲“人”学。纵然讲遍了各种学，而独忘了自己这个“人”学，实在是得不偿失。这样，不仅误己，而且误人。我的朋友某君有一句自勉之辞“用科学方法办事，本圣贤之道做人”，实在是补偏救弊之术。
最近，外国的人类学者科学的推断“人类出现于世界上，至少有二万七千年之久”。世上有科学这个名目，至多也过二百年的光景。可见人类绝不是经科学家用科学方法造的。人类孳生了二万七千多年，也不是仰仗科学家的指导，才得以维持生存。人类所以能由小团体结成大团体，也全不是因为学了科学，而是因为人人有一个异于禽兽的人心。人类所以争杀险狠，是因为失了人心而坠于禽兽之列。所以欲谋人类长久的幸福，必须先由“救正人心”下手。
救正人心，不是去正别人之心，而是先正自己之心。以一国说，不是去正全国百姓之心，而是一国的要人与知识阶级，先由正己之心，为初步功夫。正心并不是翻山倒海的难事，只要先将自己认做一个人而不肯将禽兽的行为，施之于别人，那就够了。现今，人类中相杀之祸日众，国际间侵害之祸日多，全是因为不肯将自己当人看，也不肯将别人当做人。
最初，人类争斗用拳脚，以后，人类争斗用棍棒。据历史家说“这是进化了”。在前，人类争斗用刀枪，以后，人类争斗用枪炮。历史家也说“这是进化了”。以前，人类争斗用潜艇飞机。现今，人类争斗用流火毒气。历史家更说“这是进化了”。由用拳脚起，直到用毒气止，愈进化，杀人的方法愈速快愈普遍。我以为这种的“进化”是愈进化，愈失了“人”性，而化成较比鸷禽猛兽还残狠万万倍的怪物。
当初，我国发明火药，仅仅制造花炮，供人玩乐。火药传入欧洲，就因此制成毁灭人命的枪炮。当初我国富家公子，有斗鸡的玩好，只用公鸡与公鸡相斗。这种玩好传入欧洲之后，竟有人在公鸡腿上绑上尖刀，增加鸡与鸡相残互杀的能力。我看，科学家假借爱国之名造出最新式的杀人的器物，付给军人，使他们互相争杀，也就如同欧洲人，对待斗鸡的行为相似。我以为，人类若凭借科学的器物自残同类，未免有愧于公鸡。因为公鸡是没有灵性的。
我中国，惯将伤天害理自私自利的人，比为禽兽。英美国，惯将这类的人，比做Beast（兽类）。这种比方，不但不正确，并且，我实在替禽兽叫屈。因为禽兽是无灵性的东西，禽兽之为禽兽，并不可恨。若因恨怨恶人而累及无罪无辜的禽兽，未免是将清白无伪的禽兽，当做罪大恶极的东西。我以为，骂恶人不如禽兽则可，将恶人比为禽兽则不可。
披毛戴羽的禽兽，纵然可恨，但是绝不会假充圣贤，它们虽不会说“为人类谋幸福”的大话，可是它们颇能做人类衣食的来源，也可做出许多于人类有补助的事。唯独圆颅方趾的人类中，不如禽兽的人，偏能口是心非，大喊“为人类谋幸福”的高论。所以，他们为人类谋到如今，只见幸福日减，苦恼日多，自由日少，专制日甚。这种“人其形，而心不如禽兽”的人，或已成了圣人，或已变了富翁。然而依赖他们的人类，或已被实验而死，或已无法聊生。试问披毛戴羽的禽兽中，有这种欺骗同类的大骗子吗？我们的远祖，生在洪荒时代，日与禽兽为伍，能有时时受骗的恐惧吗？
科学家最好类推，所以达尔文因为鸟兽鱼虫之间弱肉强食，适者生存，遂以为人类维持生活之术也离不开这种定例。殊不知，“取法乎上，仅得乎中；取法乎中，不免为下”。人既高于万物，自当以圣贤为法则，才能维持这个“人”的地位。若自甘卑下而取法于鸟兽鱼虫，岂不要变成不如它们的动物。达氏虽未曾明言劝人学法鸟兽鱼虫，可是，人若成了他的信徒，就必日趋退化了。
科学家的原则是：凡根据许多事实，所得到的科学观念，应该假定它是真的，等到发现新事实，不能适用的时候，再去修正它。这种寻求真理的热诚，若以草木鸟兽做研究的对象，未尝于人类没有利益。假若以国政民命供这种试验，实在有极大的危险。
自从我中国人，被外国的“手枪炸弹、飞机大炮、奇技淫巧、邪说诈辞”吓昏了脑筋，诱迷了心窍以来，几乎是一个名人，就大唱“科学救国”，甚至不知科学为何物的野老村夫，也随声附和。并且以为我国只要有了科学，就能“呼风唤雨，撒豆成兵”。有在大庭广众之间，只要能说出科学二字，就可光宗耀祖。学生回到家乡故里，只要说学了科学，就能以神圣自居。这种对科学疯狂热烈的情形，几乎和当初三家村里的老学究，认定学会了“八股”就可以治国家、平天下，是一样的舍本逐末。所以，以前的中国愈揣摩八股愈糟。现今的欧美愈研究科学愈乱。所谓“本”者，就是自己的“心”。对于这个小东西，若不肯先加注意，任凭你八股作得多好，无论你科学讲得多精，也是庸人自扰，也是画蛇添足。
“八股”不过是一种文章的体式。论实质，原是稀松平常。科学不过是有系统或有组织的知识。说实了，也不是神奇鬼妙。八股虽然误尽苍生，有时还能略收束缚人心的效用。科学虽然自称万能，有时反能加增放纵人欲的危险。当初我国只讲八股而忘了“正心”，所以未能得到国利民福。现今欧美，只讲科学而忽略“正心”，所以闹得杀气冲天。
我国精神文明的好处，是能使人时时返照天良。种种的善念，可以由此而生。欧美物质文明的害处，是能引人日日扩大人欲。样样的恶行，必然因此而起。“科学发达，机械进步，人人必有幸福可享”的高调，只能欺骗一些醒着做梦的书呆子。
人类的苦恼中，最大的只有两样，一是天灾，一是人祸。天灾并不常有，人祸逐日增多。天灾中最大的不过水患、瘟疫、地震。人祸最大的就是战争。水患、瘟疫、地震，固觉可怕，然而以损伤生命财产的能力而论，绝不如战争之大之甚。以历史中所载，天灾所损伤的数量与历次的人祸所损伤的数量相较，天灾实觉渺乎其小。现今欧美的科学家，一边努力研究防止天灾的方法，一边又大费苦心发明助长人祸的武器。这种救人而又杀人的行为，可谓只见其小，而忽略其大。结果，天灾减少了不过十之一二，人祸反倒增加了十之七八。这种倒行逆施，为善不足，为恶有余的趋向，实在是科学家自掘坟墓的愚行。
科学是为寻求真理的。只要它不拿人命做实验品，人人不当稍加反对。革命是为人民减少痛苦的。只要它不被恶人利用了，人人应当竭诚欢迎。
科学家若想发达，革命者若想成功，须要存着仁慈的心念，保持谦和的态度，放大了眼光，去净了偏私。万不可有包办的行为，更不可自认自己是科学的，是革命的，凡是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就是不科学的，就是反革命的。假若只知有己，不知有人，秩序与谐和，就永不能到达了。
科学这个名词，原是日本人由英文Science一个字译出来的。在前清光绪年间，我国还译之为“格致”，是由“格物致知”而定的名称。比较起来还是“科学”二字最为贴切。因为我国的格物致知，是偏重“心灵”的。外国的科学是偏重“物质”的。也可以说，一个偏于“正心”，一个偏于“逐物”，一个是向“内”寻安乐，一个是向“外”求满足。向内寻，愈寻愈觉满足。向外求，愈求愈感失望。
聪明人的乐处是由于“正心”，愚昧人的苦闷是起于“逐物”。由正心而生的乐，是天然的。因逐物而生的乐，是人造的artificial。天然的乐，无止无休。人造的乐，有穷有尽。所以，人人正心，人世就是天堂。人人逐物，天堂也能化为地狱。
为善为恶，全是一颗心。劝人骂人，全是一个口。援人打人，全是一只手。“为善、劝人、援人”，既不比“为恶、骂人、打人”费力。为什么偏不做些于人有益的事？科学家研究杀人的奇物，并不较考究益人的方法少费心思，为什么偏要甘为军阀的走狗，发明流火、毒气，助长他们杀人的能力？要知，发明飞机、潜艇、毒药弹、坦克车的傻小子们，到如今并没有得到“铜像”的报酬。可是，那班利用这些武器，毁灭人类的大将们，早已成了各国历史里的英雄了。自己损阴丧德，为别人争名增誉，岂不是糊涂已极。
我不以禽兽为可怕。我只知人类最可畏。人类可为善，可为恶。禽兽中，善的常善，恶的常恶。善的虽有时发露一点恶性，不过是出于一时的自卫。恶的虽有时发露一点善性，不过是极少的例外。所以对待禽兽，接近也容易，防避也不难。唯独对人类，接近中，有时还须加以提防。防避间，还须加以谨慎。人类所以有这样危的险性，只是因为反逆天理良心，能以伪善掩真恶，能于媚笑里藏尖刀，能当面说好话，背后下狠手。
鸱鸮绝不肯因为惹人厌恶而变化自己的恶声，虎豹绝不肯因为招人嫌恨而改自己的凶态。人类若肯以本来的声调与本来的面目对人，世界上总可减少许多的扰乱与苦恼。
禽兽因不知进化，反能保住了一个诚字。人类口谈进化，反多生出来一个伪字。因此，种种损人利己的罪恶，就假借“为人类谋幸福”的好话，而行出去了。现在，若想将以上的好话，达于实现，只有两个方法，一是去伪存诚，一是不受欺骗。
唐朝郑义宗的妻卢氏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以其有仁义也。”《孟子札记》上说：“仁义之于天地，为人类生活之原理。无仁义，则禽兽食人而乾坤几乎息矣。”日本贝原笃敬说：“仁义者，人道之大本，犹天地之有阴阳。天无阴阳，则造化之道息矣。人无仁义，则伦理灭，与禽兽何异乎？”这种“以仁义之有无而定人类与禽兽的差别”的话，古人说了不知多少。其实，禽兽之间，也时常有“仁义”的表示，岂能说仁义是人类所独有的特点。古人知道人类不愿得禽兽之名，所以就以仁义之有无，儆教人类，以免人类将仁义二字，视为可有可无。这正是古人故意提高人类的苦心，并非古人不知禽兽也有仁义的行为。
禽兽能行“仁义”的证据，在中外的书里，说了很多，一时不能详谈。甚至愚笨的鹅和横行的蟹，也颇能行出仁心义举的事。在德国曾有一位老妇人救了一只小鹅，以后那妇人，因为患病双目失明，以乞讨为生，给引路的就是那只鹅。它天天用嘴衔住那妇人的裙角，经过几条崎岖的险路，永远不肯离开那老妇人的身边。我曾亲眼见着两只螃蟹，驮着一只无腿的螃蟹爬行。所以，若以为仁义的有无，是人类与禽兽的分别，我极不认为是确论。
据我想，人类所以能行仁义，是因为知道“信天理，问良心”而生出来的。人所以高于万物的一点可贵之处，就是在这一点上。人类若反逆天理，背叛良心，简直就是不如禽兽，甚至不如虫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