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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子渊的笔记】
希腊神话中的神性与人类命运
命运可否用理性解释？
这一命题自古以来便困扰着人们。很多人（其中不乏天资卓越之辈）倾尽一生，想要求一个解答，却陷入了同样的怪圈。毕竟，人的一生都在经历各种理性或非理性的考验。而我们很难跳出自身的经验来审视自己。
那么，让我们调转头来，听一听千年之前的声音吧。
当荷马吟唱着特洛伊的传奇，并把一切归于“柏琉斯之子阿喀琉斯的愤怒”时，他解释说，这愤怒因战利品分配不公而起。他偏爱的女俘被统帅阿喀门农夺走，便决定退出战争，抱着吉他（错了，是七弦琴！）坐在船头看好戏。之后希腊联军节节败退；他的好友（事实上的恋人）帕特洛克罗斯看不下去，穿上他的铠甲前去迎战，被赫克托耳杀死；悲痛欲绝的阿喀琉斯为报仇杀死了赫克托耳，又被阿波罗的金箭射中脚踝死去。双方主力阵亡，战局相持不下，直到奥德修斯献上木马计，古老的城池毫无戒备地敞开大门，等来的却是烧杀劫掠的遭遇：一夜大火，男人全部被杀，女人沦为奴隶。
被无数骚人墨客吟咏过的十年战争，还原到历史时，该是怎样惨烈的场景。
我的问题是：这场战争有胜利者吗？
好吧，就算特洛伊的失败是必然的，与希腊联军相比，他们确实缺乏军事上的实力。而希腊人呢？战场上的死亡不计其数，凯旋而归者也未能幸免，多少归国的船只在礁石上撞得粉碎。幸运的统帅阿喀门农回到故国，等待他的是妻子及其情夫的联手暗杀。奥德修斯在荒岛和大海间漂泊了二十年，当他返回家乡，除了家门前的老狗，几乎没人能认出他的模样。二十年！神祇们喜欢开漫长而残酷的玩笑，却丝毫不考虑人类寿命的长度。更别提那些清醒的先觉者了：拉奥孔，卡珊德拉，埃涅阿斯。提前知道结果有什么好处？既然你不能阻止那些事情一一发生，倒不如闭上眼睛，一无所知。
战争有何意义？它必然招来神祇的愤怒，无论胜利一方还是失败一方，都不会获得任何好处。人类自相残杀，神祇自得其乐。这帮奥林匹斯山上的玩家，分成希腊和特洛伊两派，悠然玩起了联机游戏。最伟大的英雄不过是一枚棋子，他们的死亡，不过是游戏中注定的小小牺牲。连最伪善的怜悯都不存在。神的意志高于一切，人的生命只是玩物。一切都是宿命，早已注定，不容更改。历史必须向最终的残酷结局走去。
以理性思辨闻名的希腊人，却把他们的神塑造成轻薄易怒、冷酷无常的形象，一如人世间的暴君。这似乎是一个大大的讽刺；他们敬奉神祇，有最华丽的褒扬也有最尖刻的嘲讽，从性格弱点到风流韵事。他们更强大、更美丽、永生不死；同时也更阴险、更淫荡、更诡计多端……希腊人仿佛看透了人性的矛盾，神明则是这些矛盾的集中代表。惟一不同的是，他们背后站着命运。
命运总在神的一边。人类的战争，其实是人与神的战争；人类不可能是胜利者。
问题并不局限于那个年代。荷马不会解答，也不能解答。他咏唱的是神的光辉与英雄的荣耀，人的苦难不值一提。在之后漫长的岁月里，一个罗马诗人写下了《变形记》，一个爱尔兰作家写下了《尤利西斯》，一个澳洲女作家写下了《特洛伊之歌》。但历史已然发生，无论怎样的重述都无法将其颠覆。我们的结论，哪怕是最谨慎的，亦无法拨开环绕着神话的重重雾障，犹如月亮旁边的光晕。即使如此，我还是想说说我的看法，无论怎么浅薄、残忍、令人羞愧：
理性并不存在。诸神既是命运的象征；命运从来就反复无常，缺乏理性，神也是。
奥林匹斯山的光环褪尽之后，西方文明进入了强调神性的希伯来时代。之后一千年，人们生活在由教皇代理的上帝统治下。之后几百年，中断的理性传统重又延续下来。之后我们有了更先进的技术，更迅猛的变革，更大型的造神运动，更全球化的世界，更渺小的个人，更惨烈的战争，更多死于战争的人们。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见的现代文明：诸神死了，我们依然活着，不论付出多高的代价。
2005年10月13日
阅读这则笔记时，我不时地中断思绪，目光移到右下角的日期上，随即陷入沉思。2005年10月13日。那是个怎样的日子？我试图回想写作这篇文章（作为一篇作业，一篇不限题的周记）的动机、构思的始末及写作时自身的状态，却丝毫没有印象。如果不是因为这篇文章，我不会唤起对这已经逝去的一天的任何回忆。仅仅一年有余，它已经在我的头脑中被抹去了。
果然活着的大多数时间，我们都好像不存在一样。
我读下去，不断地惊异于当时写下的内容，连那些不无大话之嫌的地方也不放过。诸神死了，我们依然活着，不论付出多高的代价。这话似乎有些耳熟。但想来想去却找不到来源，只好作罢。
老米回来时，我将文章拿给他看，并指出那句话。“我都记不清当时是怎么想的了……有谁说过类似的话吗？”
“‘在神的一切属性中，我最同情的是神不能自杀。’”
“是谁说的？”
“芥川龙之介，《侏儒的话》。”
我叹了一口气。“真是同意之至。”
2
“喜欢这儿的布置？”罗伊倚在门口问。
“嗯。”
日光暖暖地映入房间，在式样简洁的白色写字台上投下深金色的光斑。宽大的桌面，一览无余地在窗前摊开，上面简单摆着笔记本，屏保是一行旋转的蓝色小字，远远望去并不清晰。桌上另一侧摊着几本书，有杂志、有风景画册，大多与摄影相关。对面墙上是硬木板做成的一列书架，错落地堆满了书。墙边挂着一幅风景照，像是高原藏区，另一幅则是多人合影。靠近门边的位置放了一张米黄的沙发软椅，与整个房间的色调相得益彰。
我倒退一步，再次仔细打量这间被称为私人工作室的屋子。总体来说整洁而有条理，却没有修饰过度的嫌疑。惟一的遗憾是少了一套音响，我心想。
“有点儿像我以前的房间。”这倒不是溢美之词。
“真的？”
我点点头，简单比画了一下方位，“靠门这一侧没有沙发，是组合床，下面有个小书桌，每天晚上踩着它爬上去。书柜是封闭式的两面，带玻璃门，最下面是密闭的组合柜。这边的衣柜上贴着两幅画，我初中时的美术作业。一张是圆柱体素描，一张是自己设计的：一道台阶，沿对角线划开，我把纸涂成一半白一半黑。台阶上每隔三五步放件静物，时钟啊、花瓶啊什么的。美其名曰《人生》。”
罗伊笑起来：“听你这么一说，我倒能想象出那画面感。大概人生就是这样一样样物件组成的东西。”
“就像流水线。”我脱口而出，“不过，即使塞满了东西，有时候还是不可避免地感到空虚，好像自己无法把自己打捞上来一样。”
“那种想法从何而来呢？”
我一声不吭，无意识地捋下右手腕上的皮质手链，把它转移到左手腕上。如此往复。当然，罗伊一定在注意我的动作，但我对此完全置之不理。
“你这儿没有音响？”没来由地换了话题。
“当然有啦。”
他走向桌子，俯下身去，将桌下白色的矮柜移出，旋转了九十度。这样总算可以见到音响设备的正面了——背面是一排碟架，CD并不多，看得出是私人收藏的性质。他接上电源，摁下开关键，放入一张暗蓝色封面的碟，是保罗·莫里哀的《环游世界》。第一支曲子是《我的心遗落在三藩市》。
“真好听，”我说，“小时候读《八十天环游地球》，感觉自己也可以像凡尔纳笔下的主人公一样无所不能。如今看来只是妄想罢了。”
“我不觉得。别说小时候，就是现在，有那样的梦想也是正常的。”
我摇摇头：“长大后一年比一年傻。现在已经到了愚蠢的最低点，不能再往下滑了。”
罗伊不说什么，像个长辈般宽容地笑笑，起身去拿饮料。他离开房间这一阵，我只顾专心打量书架上的藏书。下面两层是大部头的摄影手册以及《英汉大辞典》之类的工具书。越往上书的成分越复杂，仿佛人类历史的演化一样。有北欧神话集与《一千零一夜》、《罗马帝国衰亡史》、《万历十五年》、一部西藏游记、一个印度哲学家的道德经解注、德语教材、猫的分类及饲养手册、《家常菜做法100种》、世界地图册及几本旅行指南；最多的却还是现代小说，一系列都是当代文青们熟悉的名字：从卡夫卡、乔伊斯到塞林格、凯鲁亚克、金斯堡。得，又是个颓废派文学爱好者，我想。
罗伊端着托盘返回房间，小心地把它放在桌上。玻璃瓶里盛满了淡橙色的柠檬水，半透明的颜色漂亮至极。我抓住瓶子，把它均匀地倒入两个空出来的玻璃杯里。冰镇的液体滑过喉咙时，散发出芬芳而异常苦涩的味道，我不由又抿了一口。
“什么感觉？”
“跟一般的柠檬水有点不同呢。加了什么？”
“哦，私家配方，暂时保密，”罗伊挤了挤眼睛，“以后告诉你。如果老米那家伙今后想跟我合伙，绝对乐意传授。”
我眼前不禁浮现出“某某大学毕业生摆摊卖柠檬水”之类的搞怪标题。“那家伙成天念叨着干大事……我估计他不会作此想。况且，现在看上了米国来的女孩子……”
“不是米国女孩子。”
“我不知道他想去哪里。不过托福和GRE的成绩已经有了，一年半以后出国没问题。”早就说过，老米其实是看似散漫，实则什么都不耽误的优等生。优等生怎么可能不出国读研呢——在其他同类都这样做的前提下？
“是好主意。不像我，只打算在小地方了此一生。”
“会做柠檬水和美味三明治的文艺青年绝不会没有前途。”
“你说我？”
“难道会是别人？”我指了指书架上一排垮掉派，罗伊随之望去，不禁一笑。他走过去，随意抽了一本《在路上》扔在桌上。译本是老版，封面有些陈旧，顶上也落了一层薄薄的灰尘。
“都是些过去的事啦。”他说，又以一种爱惜的姿势把书拿起来，以目光细细抚摸翻开的内页。
“他们的时代确实过去了。那是六七十年代的时尚，传到我们这里已经是九十年代了吧。”
“八十年代后期就开始了，”罗伊说，“讽刺的是，当中国开始引进这些现代派文学时，正是它们在西方走向衰落的时候。从之后的走势来看，事实也的确如此：‘垮掉的一代’的确只能是盛极一时。”
“喂，这可是你喜欢的作品。”我提醒他。
“这也是过去时了嘛。”
他坐回沙发椅上，闲闲地掂了掂手里的杯子，抿了一大口：“曾经喜欢。”
我不置可否地摇摇头，站起身来，再次细细打量书架，取下几本书：《消失的地平线》、一册宋词选和一本淡绿封面的《西西弗的神话》。
“最后一本没有看过。”
“那，觉得希尔顿那本书怎么样？”
我在沙发上坐下来：“小时候觉得好。现在回想一下，纯粹是西方人眼里的东方神秘乐土桃花源，steorotype太明显了。情节忘得差不多，只记得描写景色的段落，是很美。”
“你讲得对……那的确只是他们‘文明世界’的视角。”
“书中的香格里拉完全是西方文明在地球上某一个陌生角落的投影。看看作者的赞叹就知道了：金银装饰，抽水马桶，浩如烟海的藏书，精通黑格尔的喇嘛。尽管地处蛮荒，这里丝毫不存在与文明世界脱节的因素。不管作者怎么称赞藏传佛教的博大精深，都抛不开他们高高在上的文明中心主义的论调。”
“——即使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那个‘文明亟待拯救’的时期。”
我们沉默了一阵。书放在膝头，沉甸甸的重量像阳光扫过皮肤，使不熟悉它的人莫名其妙地感到心慌。或许是我已经习惯了不见日光的生活方式。空气莫名地凝重起来，直到罗伊继续他的谈论。
“人们往往只看表面，子渊。”夕阳西下的时刻，光线正在云层背后急剧地消退，“如果我们的眼睛习惯了这一点，就会渐渐失去分辨真实与幻象的能力。那么有一天，即使真相出现在眼前，我们也会一笑而过，漠然置之。这是一个鱼龙混杂的年代，你无法判断什么是真实。”
“是的。”废什么话，这不仅仅是本世纪的规则。
“因此，我此刻讲的话，无论听起来多么真诚，多么无懈可击，你也可以不必相信。”
“你准备好了？”
答案越来越近。我都听见他话语里的绝望了。然而我沉默着，漫长的沉默像一条金色巨蟒，缠绕着我的项颈、我的灵魂。从近于死寂的麻木中抬起头，连呼吸都感到困难。
迄今为止，我并不感到分辨真实与幻象是一件困难的事。尤其当真实以万分残酷的形式出现在眼前，你不得不低下头去，承认它的存在，接受它的毁损、它的撕裂，它带给你的一切折磨。最终，你要像跪在十字架面前祈祷一样，低下头承认你的罪过。不错，你遭遇了命运的折磨，但那不过是上天给予恩赐的一种方式。幸福或苦难，同是命运至高无上的赠予。
或许，承认这一点会让我们好过一些。
“你说吧，”我艰难地打破了沉默，“我会在信与不信之间选择。”
他叹了口气。这次是真的了，期待已久的答案。或被点化，或丢掉所有希望，不再苦苦追究。是什么鼓动着我的好奇心，促使我去追寻那个名字背后的一切？不管了。就算是放手一搏吧。
“看这幅照片，”他指了指墙上挂的风景，“美吗？”
“美则美矣，只是如今高原题材的摄影太多了。”
“没错，就是你想的那样。”
他停了一停，用缓慢悠长的语调说下去：“四年前，在西藏纳木错。那时我二十一岁。按下快门那一刻，我以为世界上最美的景象也不过如此。但我错了。”
“为什么？”
“最美的东西往往潜藏于平凡无奇的事物中。就像此刻，我向你讲述的是一个简单的道理，但其中的真义，若不是亲身经历，任何人都不会懂得。”
没来得及反驳，他指了指另一张照片：
“——我和我的朋友们。你永远不会想到，我们曾有过一个乐队。它的名字是蔚蓝海岸。”
3
“你终于说了。”
从《再见，雅典卫城》到最后一首《太平洋假期》，音乐接近尾声，日光仍未完全淡去。浅蓝的天际散发着河流一般舒缓匀称的光彩。夜之氛围悄然升起，一点点侵占着白昼的疆域。眼前是半面白月，轮廓模糊，光芒浅淡，孤寂无助地悬在三十八万千米外的高空。肉眼望去，你简直无法想象那样远的距离。然而它就在那里，比任何一刻更加清晰的月之影像，你可以看到小行星撞击的伤疤，环形山不完美的线条，每一道夜色蚀刻下的阴影。不，现在还不是时候。我们还有时间。你等待着，看黑夜无声无息地侵吞大地，掠走最后一丝太阳的光辉。那时，人们便可以摘下面具，体味月的壮丽、凄清、独一无二的容颜了。
“让我想到古埃及人的贝斯特之夜。”
“那是……什么？”
“白月月圆之夜，人们歌唱舞蹈，举行仪式来祭祀贝斯特女神。”他说着，漫不经心地看着前方，“从古到今一无不同。”
“可现在并不是满月。”我指正道。
“你看到的只是阴影。月的本体是完整的。”
“诚然如此。”我反诘，“但你忽略了背面。你可曾想过，我们眼中的完整也不过是自欺欺人的结论？”
千万年来，没有人看见过月亮的另一面。他们眼中只有反射阳光的A面，皎洁、纯粹、洁白无暇。而B面呢？我们看不见，我们一无所知。直到现代，通过月球探测器一类手段，才知道那里的情境：是否有同样的环形山脉、干涸的海洋、古运河或者荒凉的平原。然而，一切仍存在于遥远的太空图景与飘渺的人类想象中。我们永远无法了解那个潜藏在黑暗寒冷中的世界，正如我们永远无法了解另一面的自己。
“对不起，我不该这样说……请继续吧。”我拾回话题，僵掉的气氛一时有所缓解。
“那么不完整的事实呢？”他反诘道。
“没有关系。我能够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