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职开封后，包拯又升任为御史中丞。在连续弹劾了两任三司使后，包拯又十分尴尬地被仁宗皇帝任命为新一任三司使，也正是这个任命，使包拯遭到了欧阳修的大力弹劾。在开封知府、御史中丞、三司使等职位上一步步走过来的包拯，终于在他六十三岁那年进入了中枢，担任枢密副使，相当于“副相”之位。然而，就在一年多后，包拯便在公案之上突发疾病，短短十几天后，病情无法遏制的包拯便与世长辞了，享年六十四岁。
嘉祐三年六月（1058年7月），包拯升任右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包拯至此也成为当时朝廷要员中最具名望的四人之一，其他三人分别为：宰相富弼、翰林学士欧阳修、天章阁侍讲兼管太学的胡瑗，这四人“皆级天下之望”，合称“嘉祐四真”。
嘉祐四年正月（1059年2月），开封大雪，四处流民成灾，甚至在开封都有冻饿而死的百姓。时任开封知府的欧阳修就要求停止上元节（元宵节）的放灯游乐活动，以节约钱财，赈济灾民。这一举动得到了包拯的大力赞成，而获得了仁宗皇帝的准许。
同年三月，包拯一连弹劾掉了两位国家的“财神爷”——三司使，而轰动朝廷。
时任三司使的张方平自小便善于写作古文，更善于评论天下时事，被当时的人称为“天下奇才”。张方平也颇有识才之能，他一直对苏洵和他的儿子苏轼、苏辙十分欣赏，曾经推荐过苏轼为谏官。包拯之所以要弹劾张方平是因为张方平担任三司使期间假公济私。
嘉祐四年（1059），在开封发生了一件颇为曲折的财产纠纷案。当时，有一个叫刘保衡的在京城繁华地带开了一家酒馆，新店开张没多久，便因为刘保衡不善经营而欠下了官府一百余万两的酒曲钱。欠了官府的钱自然无法抵赖，主管财政的三司使屡次派人催款后，刘保衡只得变卖家产抵债。能在京城繁华处开得起酒馆，刘保衡家的房屋自然是极有气派的，可因为是官府拍卖，最后只得以低价出手。而这得手的人正是三司使张方平。
本来刘保衡欠债还钱，无钱卖屋也算天经地义，张方平以低价得手虽不符宋人“避嫌”的作风，倒也不算什么罪过。
可在张方平还没来得及入住之时，刘保衡的姑姑便跑到开封府告状说：“刘保衡并非刘氏后代传人，根本只是个地痞无赖，而无权变卖刘氏的家产。”包拯派人查问后，果然如刘保衡姑姑所说。这下，低价买入刘保衡房产的张方平便遭到了众多官员的怀疑。张方平究竟是否在此事中利用职位之便，要挟刘保衡以占取便宜。
时任御史中丞的包拯立即上书弹劾张方平，指责他身为三司使，却乘人之危，贱买所管辖富民的住宅，寡廉鲜耻，实在骇人听闻，如此小人，朝廷不能委以大任，处之以高位。仁宗皇帝收到奏折后，犹豫再三，对包拯说：“张方平恃权敛财，固然不对，给予处罚让他归还房产就是，何必要罢官呢？”包拯则坚持不能对张方平予以纵容，并提出他以前的功绩都是他身为三司使的职责所在，不能因此抵消他的罪过。
张方平便因此被免去了三司使的职务，被贬陈州。
张方平被贬后，宋祁应诏回到朝廷，被任命为新一任的“三司使”。没想到上任还没二十天，宋祁就遭到了包拯的弹劾而被罢官，改知郑州。
宋祁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天圣二年（1024），宋祁与他的哥哥宋痒一起考中进士，宋祁本是殿试时的状元，宋痒为探花，但当时的章献太后刘娥不同意，认为作为弟弟不可以排名在哥哥之前，所以将宋痒定为状元，而把宋祁改为第十名。世人也因此称誉他们兄弟俩为“双状元”，分别称为“大宋”、“小宋”。
宋祁考中进士后，官任翰林学士、史馆修撰。宋祁曾经上疏认为，国用不足在于“三冗三费”。“三冗”就是冗官、冗兵、冗僧，而“三费”则是道场斋醮、多建寺观、靡费公用，主张裁减官员，节省经费。并与欧阳修等合修《新唐书》，书成之后，升任为工部尚书，拜翰林学士承旨。
他在任益州知州时，还兼着《新唐书》的刊修任务。每次饮宴结束，宋祁都打开寝门，垂下帘子，点燃蜡烛，由奴婢和墨伸纸服侍着，远近的百姓看见灯亮都知道这是宋祁在修《新唐书》，看见都很羡慕，认为他便像神仙一般。但宋祁的生活作风极差，奢靡享乐，痴迷于蓄妾纳妓。宋祁有很多内宠，后庭摇扇捶背的侍婢众多。有一次宋祁在锦江之上饮宴，感到有些寒冷，便命令侍婢取半杯酒来，谁知每个侍婢都手执一枚，总共来了又十余枚。宋祁看到感到很茫然，生怕有厚薄之嫌，竟然不敢喝，直接忍着寒冷回家了。其实，自宋初以来，北宋朝廷的士大夫阶层中奢靡成风。名相寇准和后来的苏东坡在这方面都比宋祁有过之而无不及。
宋祁被贬郑州后，又调任翰林学士承旨，不久便去世了。当时，“成都士民哭于其祠者数千人，谓不安于奢侈者之诬也”。可见，蜀人对于包拯的弹劾是颇有微词的。但包拯也不是有意打击宋祁，只是过于苛刻严正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