孕育着说唱艺术因子的山西古代文明
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古代山西的历史与文化传统，是山西曲艺形成发展的重要基础。神话故事女娲补天、后羿射日和精卫填海等，相传就发生在山西。传说中的黄帝轩辕氏、水神共工氏的部落，曾在山西南部活动。古代部落联盟中的杰出领袖尧、舜、禹，相传也都先后以晋南为中心，教化生民，鼓励劳作，兴修水利，开创大业。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的《唐风》和《魏风》，多为产生在山西地区的古老民歌。在这些民歌里已经有了说唱的因素。
被后世奉为“聪圣”、“瞽宗”，善琴通律的乐界鼻祖师旷，是春秋后期晋国的著名乐师，也被后来晋南和晋东南一带的曲艺艺人尊为祖师爷。《逸周书·太子晋篇》中叙述师旷见周灵王太子晋的故事，对答言词散韵相间，颇似后世曲本夹叙夹诵或说唱相间的文体。
曾因在晚年撰写《成相篇》而被有的学者认为对曲艺的曲本体裁有所借鉴的战国末期思想家荀况，也是由当时的赵国（辖荀况的老家即今山西安泽一带）走出去的。
先秦时期，有山西著名的俳优施优及歌声有“余音绕梁三日不绝”之誉的女歌唱家韩娥等等能说善唱的事迹。在汉代武帝时期出现了成熟的叙事歌曲。据《汉书·艺文志》记载：“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赵、代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同书《礼乐志》也记载：“至武帝定郊祀之礼……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其中的“赵、代之讴”就是山西地区的叙事歌曲。一些研究者认为这些叙事歌曲实际上是古代叙唱类曲艺初成的标志。
就出土文物而言，朔州出土的西汉时期的四枚俳优铜镇（现存山西省博物馆），戏谑调笑，形态夸张，生动活泼，成为这一时期有关山西曲艺端倪的珍贵佐证。
唐代山西地区的佛寺道观遍布，日渐民间化的佛道讲唱活动也一定十分兴盛。如民间传说中的道家“八仙”，其中的“纯阳子”吕洞宾（今芮城县人）和倒骑毛驴的张果老（又名张居敬，今浮山县人），他们在民间流传的传奇故事，已经成为山西地区流行的道情曲种敷演的主要题材。
这些状况无不表明，山西曲艺的生成与发展有着深远的历史文化渊源。
宋金元时期的山西曲艺
宋金时代，有两位曲艺家的名字和山西有一定关系。一位是泽州（今晋城）人孔三传。他被认为是宋代著名的曲艺形式诸宫调的创始人。据《碧鸡漫志》说，宋熙宁、元丰、元祐年间“泽州（今晋城一带）孔三传者，首创诸宫调古传，士大夫皆能诵之”。但据《东京梦华录》记载，宋崇宁、大观以后，他是在当时的京城东京（今河南开封）说唱诸宫调的，是否在老家有此类活动，不得而知；另一位是董解元。他是《西厢记诸宫调》的作者，虽有姓无名，里籍不详，但有学者考证认为，他很可能是今山西侯马一带人。
而此一时期，与山西关系可靠的曲艺史料，惟有当时在平阳（今临汾）刊印的，被后世学者称之为“平水版”的《刘知远诸宫调》残本。这个残本的发现，至少表明，山西是当时重要的曲艺曲本印行基地。现存的宋金诸宫调作品，惟有《西厢记诸宫调》和《刘知远诸宫调》两种。而元代杂剧作家石君宝（今临汾人）所撰杂剧《诸宫调风雪紫云亭》中，有歌女说唱诸宫调的情节，并在其说唱之词中，引述了当时流行的《双渐苏卿诸宫调》和《天宝遗事诸宫调》两部作品中的部分段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诸宫调在当时极有可能在山西广泛流行。
金代贵族对“说话”表演也很有兴趣。《三朝北盟会编》卷二四三引苗耀《神麓记》载，有“说话”艺人刘敏时在西京（今大同）说演五代史事。而由山西省内能够见到的有关曲艺活动的最早文物资料看，今繁峙县岩山寺大雄宝殿内的金代“酒楼说唱图”壁画和闻喜县下阳三队金墓出土的“堂会说唱图”壁画，以及沁县南里乡金墓出土的鼓书砖雕，也都反映出金代山西的曲艺活动相当普及和兴盛。
元散曲是重要的曲艺类型。元代出现了一批名扬华夏的散曲作家，其中被誉为“元曲四大家”之一的白朴（今河曲人），以及郑光祖（今襄汾人）、刘致（今离石人）等，都是山西人。他们在散曲创作方面的杰出成就，与山西丰厚曲艺文化的熏染密切相关。
另外，这一时期的平阳地区、上党地区还留下诸多的乐楼、舞厅（亭）等，如宋景德二年（1005），天禧四年（1020）万荣县桥上村舞楼（亭），宋熙宁末至元丰初（1077—1078）沁县关帝庙舞楼，金大定八年（1168）洪洞县伊壁村东岳庙“露台”，金兴定二年（1218）临汾东亢村圣母祠舞楼，等等。包括考古发掘的这一时期的（1210）的金代侯马董墓内的舞台模型等，一般认为这些仅仅是院本杂剧的演出场所，实际上这些乐楼、舞亭等也是当地民间说唱艺人的演出场地。通过实地考察，我们了解到潞安鼓书、长子鼓书等曲种，至今还在专门搭建的书台（其形制与古时的乐楼、舞亭相类）上表演。在晋东南的长治县韩店镇等地，还有新修建的类似古代乐楼、舞厅（亭）的场所，专供曲艺说唱时使用。这是历史的遗风所致。
明清时期的山西曲艺
明清时期，有关山西曲艺的正面史料，才更加丰富起来。
明末清初的山西曲艺艺人们，已经有了相当众多的行会组织。如当时晋东南一带的“潞府八县”即潞安府辖制的长治、长子、屯留、襄垣、潞城、壶关、黎城、平顺等地的曲艺盲艺人，就纷纷发起组织和成立了各自的“三皇会”。影响较大的有清顺治十年（1653）成立的“沁州三皇会”，和乾隆三年（1738）成立的“襄垣三皇会”。有些甚至规模大到分为“东会”、“西会”、“北会”、“南会”等等。这些行会组织的艺人基本上都是盲艺人。“三皇会”的成立，为壮大曲艺影响，交流各自艺术和维护艺人权益，发挥了重要作用。表明这一时期的山西曲艺发展，进入了较为自觉和发达的阶段。
清代的许多地方志中，有不少关于曲艺活动的记载。如有“倩鼓者唱琵琶词以娱神”，有“古祠崇报功，桧柏风云获。负鼓逢盲翁，犹说铜面具”的诗句；有“更有弹琵琶唱小班，声容尽属淫艳，乡官绝其入村焉”和“书正掌说书，乃得醒愚警顽之要，而演戏、小班可尽除”等记载。民国七年（1918）石印本《闻喜县志·卷九·风俗》中有“久旱祈得甘泽，亦多演戏谢雨，小村间有延鼓师说书者”；有“乡间演唱杂戏……间有唱道情者，以鱼鼓简板为节奏……”；有“莲花落”等曲种的记载。这些都反映了山西曲艺在清代具体演出情形。
这一时期的山西曲艺，主要活动在广大农村。各种民俗事象是其得以生存的基本依托，残疾人（特别是盲人）是曲艺演出的基本力量。山西“古多好巫”，明清以来，农家祭祀、还愿、祝寿以及各种喜庆活动，都要举行一定的仪式。这些仪式中，往往都有曲艺艺人的参加，因此就有了演出“神书”、“牛王书”、“马王书”、“求子书”、“蚕娃书”等不同的演出习俗。且不同的民间习俗中演出的节目各有讲究。
清末，主要以自娱方式进行演出的曲种，有阳城道情、“眉户”（曲子）、“吕梁弹唱”（弹唱）等，由爱好者在茶余饭后集结自娱，农闲时临时搭班演唱娱人，也有应承民俗活动的演出，但也只是由东家请吃一顿饭而已，不以此谋生，不收取演出报酬。
这一时期山西的曲艺节目，已经有了丰富的篇幅体制。有所谓“正书”和“稍书”之别。曲种也很丰富多样，各地流行的莲花落、二人台、快板以及各种弦子书、鼓书和道情等，名目繁多，姿彩各异。已知山西本土形成的七十余个曲种中，大部分都是这一时期形成的，或从师承关系追溯，至少在这一时期就有演出活动了。
这一时期，出现了表现本土人物与现实内容的曲（书）目。如沁州三弦书艺人编演的连本书《清列传》（四十五回），就是演绎了清代顺治、康熙年间的沁州名人吴（字伯美。沁州人。顺治十六年进士，官至保和殿大学士兼刑部尚书）的故事。又如武乡三弦书《于公案》，主要表现于成龙（字北溟，号于山，永宁即今吕梁离石人。明万历四十五年至清康熙二十三年在世）为民请命的故事。广灵大鼓艺人则喜好演出发生在晋南河东到雁北金沙滩一带的《杨家将》故事题材的节目。而潞安鼓书艺人则喜演《打潞州》、《秦琼卖马》等表现隋唐时期发生在晋东南一带的故事题材的节目。
明清时期在山西的晋中、晋南、晋东南等地区还流行有说唱形式的宝卷（也称“念卷”或“宣卷”），其曲目如《琵琶宝卷》、《慈云宝卷》、《牙痕记宝卷》、《空望佛宝卷》、《目连救母宝卷》、《扇子记宝卷》等，这些宝卷书目除了一些佛道故事外，绝大部分是关注家庭生活、伦理道德、婚恋爱情、里巷琐事的民间故事和历史故事。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明清时期山西曲艺说唱艺术的深入和普及的程度。
由于明清两朝的移民活动与山西关系密切。“问我祖先来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这两句盛传于北部中国的民谣，就是对这种历史因缘的绝妙注释。在清代，“走西口”的主角仍是来自黄土地的山西人。旧谣云“河曲保德州，十年九不收，男人走口外，女人挖野菜”。所以，《走西口》便成为二人台的著名传统曲目。
中华民国时期的山西曲艺
民国初期，山西曲艺的演出活动由之前的基本上是在乡村，逐步转向城镇发展。外地来山西演出的曲艺艺人也开始增多。如民国十六年（1927），评书艺人狄来珍（1902—1967，河北固安人）定居太原，在太原开化寺茶馆设场说书，以说演《三侠剑》、《水浒》和《隋唐演义》闻名。同期在太原行艺的评书艺人还有来自河南的李明远，他1937年起在海子边献艺，演出书目有《三侠剑》、《雍正剑侠图》和《大明英烈传》等。另有外来的评书艺人王宝蕴，擅演《大宋八义》、《悬空伞》和《聊斋》，尤擅说演《聊斋》；1941年，相声演员刘彩霞（女）随父来太原献艺，演出的节目有《六口人》、《大上寿》、《菜单子》等；北京的相声艺人庞子泉1941年至1943年也在太原行艺，主要表演中篇单口相声节目，又叫“八大棍”，如《刘墉参皇上》（又名《满汉斗》）、《马寿出世》、《宋金刚押宝》、《解学士》、《康熙私访明月楼》、《顾三爷跑车》、《张广泰回家》、《大小九头案》等。同时，临汾、长治、运城、榆次等地的广大城镇，也相继出现了外来曲种演出活跃的情形。这些外来曲种和外省艺人来晋行艺，一定程度上丰富和推动了本地曲艺的发展。
山西曲艺反映现实变革的节目，也有所增加。
抗日战争时期，随着山西境内政治格局的变化，曲艺的发展也形成了“根据地”和“沦陷区”的区别。“沦陷区”的曲艺活动遭受重大挫折，艺人流离失所，演出无法正常。
相比之下，“根据地”的曲艺发展，形成了崭新的局面。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政府组织引导下，广大艺人用他们的艺术，自觉鼓动和宣传抗日，并对过去旧的行会组织和行业习气进行改造。同时，积极编演反映抗日斗争的新节目。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依托太行山、吕梁山、五台山建立了晋冀鲁豫、晋察冀、晋绥根据地，并在这些地区设立了太行、太岳、北岳、晋西北等行署，使所辖区域占据山西全省总面积的百分之七十左右。在这些根据地，中国共产党充分利用各种艺术形式为抗战服务，曲艺是其中发挥积极作用的重要形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政府通过改造“三皇会”，组织宣传队宣传抗日。1938年，襄垣县抗日政府先后组织艺人成立了“盲人宣传小组”、“爱国盲人宣传队”、“鼓书宣传队”等共八个以曲艺为主的宣传演出组织，参加者多达七十五人。其中“鼓书宣传队”中还有明眼艺人参加。同年，武乡县也成立了“武乡县盲人爱国宣传队”，并赴王家裕八路军总部为朱德总司令说书。沁县、临县等抗日根据地以及晋西北的地方政府也都相继成立了“盲人爱国宣传队”或文工团。同时，根据地还组织开展培训活动，引导艺人自觉编演服务抗日斗争的新节目，一些地方的艺人还发起成立了自己的新组织。如1939年初，太行区在沁县冀家凹村民族中学组织了“文教培训班”，不少新曲艺工作者参加了这次培训；1944年在武乡县成立了有武乡、长治、襄垣、辽县（今左权）、榆社等县艺人参加的“五县曲艺联合会”。
在此基础上，编演新曲艺节目的活动取得丰硕成果。一些宣传抗日、赞美抗日英雄、歌颂军民团结、鼓动土地改革和生产自救等内容的节目大量涌现。1942年春，沁县抗日民主政府组织新文艺工作者与艺人合作，编演了沁州三弦书《王贵与李香香》、《二五减租好》、《军民一家人》等新书目。1943年，太行区武西县下属的区委干部编写了《王刚杀敌》、《打段村》等新曲本交艺人演出。1945年初，吕梁地区三分区在临县松峪村召开民间艺人座谈会，临县三弦书盲艺人白汝珍将自身经历编成节目演出，对当地同行教育很深。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根据地组织创作的各类曲本共有千余件，演出后受到广大指战员和当地群众的普遍欢迎，收到很好的宣传教育和鼓动效果。出生于晋东南沁水县尉迟村的赵树理，在此期间除创作家喻户晓的小说《小二黑结婚》和《李有才板话》外，还创作了《庞如林》等曲本。张万一、王易风、寒声、王连荣、刘金堂等也都是当时根据地有影响的曲艺作家。
解放战争时期，山西曲艺形成了“国统区”和“解放区”两个发展区域。
“国统区”的曲艺活动主要指在国民党（阎锡山）统治的区域（主要是城市），如太原、大同、长治、榆次、临汾等地的活动。这一时期，相关曲种的活动延续了传统的发展势头。从现存的资料看，“国统区”主要是外省市的一些曲种在活动。省城太原当时的书曲艺人达一百六七十名，曲种多样，有评书、相声、双簧、鼓书、单弦、坠子等。评书艺人佟轸芳、狄来珍等在太原一面从事曲艺演出，推销曲艺唱片，还组织曲艺艺人在电台演播评书、相声、鼓曲等节目。在山西北部城市大同的兰池里、三道街营房、乱衙门等地卖艺的外省市艺人，主要是演出一些传统的节目。如西河大鼓艺人席玉亭（河北阜宁人）演出长篇评书《回龙传》、《呼家将》、《杨家将》、《薛刚反唐》等；评书艺人葛云鹏演出《雍正剑侠图》、《大八义》等。大三弦书、单弦、二簧清唱、乐亭大鼓、铁片大鼓、天津时调等曲种也在这里演出。同期，山西的临汾、长治、运城、榆次等城镇也相继出现了外来曲种演出的状况。这些外来曲种和外省艺人来晋行艺，从客观上对传统曲艺书目的传播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丰富和发展了山西的曲艺艺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