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解放区”，中国共产党充分利用各种艺术形式为解放战争服务，成立了曲艺艺人的新组织，艺人们普遍开始说新书。新的书目主要是宣传革命英雄及歌颂军民团结、土地改革、生产自救、破除迷信、婚姻自由等方面的内容。“解放区”各曲种的演出形式也发生了明显变化。演出人数和伴奏乐器有了不同程度的增加。大多数曲种由过去的一二人表演，变成有了三至五人或更多人演出的情形。如临县三弦书由单人演出改为三五人同台演出，伴奏乐器增加了扬琴、笛子、二胡、四块瓦等；武乡鼓书加入了大锣、大鼓、大镲、书鼓、手板等打击乐器和二把、板胡、笛子等管弦乐器进行伴奏，有的演出还加上了唢呐。各个曲种的唱腔音乐也有了丰富和发展。有的曲种在一些节目的演出中，甚至还根据需要改变了原来的唱腔。如1947年，阳城县曲艺队深入部队随军演出，但效果不甚理想，原因是来自全国各地的战士，大多听不懂本地方言，或听不惯本地曲调，曲艺队随即改革唱腔，广泛吸收和创制新腔，很快受到战士们的欢迎。这些新创的唱腔，后来也被阳城、沁水县的一些艺人所沿用。有的曲种还改革了唱腔的结构形式，使表演力更加丰富。
在这个时期，人民政府还请文艺专业人员对艺人进行技艺上的辅导。专业人员教习简谱，教习乐器演奏技巧，使艺人们在演唱、演奏技巧等方面都有所提高。1945年武乡鼓书艺人韩庚江应邀给潞城驻扎的北方大学讲授鼓书的唱法和书目，学校将他讲的书目整理成册，供部队、机关学习。从目前留存的一些资料来看，这一时期山西曲艺艺人们说唱的各类新曲目有两千余个。这些作品有明显的适应性和时代性。有些作品字句粗糙朴实，通俗易懂，容易上口，战斗性、针对性强，乡土气息浓厚。由于条件所限，各根据地均没有专门曲艺刊物。大量的作品当时登载在宣传机关和后来的国民教育馆编印的油印小报和麻纸小册子上，在历次战事中绝大多数已经丢失了。赵树理的大鼓词《战斗与生产相结合——一等英雄庞如林》、寒声的鼓书《大军南下》、襄垣鼓书《买卖婚姻真正坏》（李月胜演出）、武乡鼓书《地主与长工》、《蒋军必败》、黎城鼓儿词《一年左右胜利》等几十件作品保留下来。
山西“解放区”的艺人们为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作出了特殊的贡献，他们利用本身的特殊身份为“解放区”的民主政府送情报、传消息，亲自投入到解放战争中。沁州三弦书盲艺人赵文焕就是在送情报途中被敌人杀害在沁县寺家庄湾的。“解放区”的说唱艺人和曲艺工作者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成为教育人民、团结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一支重要宣传力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山西曲艺
欣欣向荣的山西曲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山西全省经济迅速恢复，文化艺术出现崭新局面。广大曲艺工作者积极贯彻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和“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创作表演焕发出新的生机。曲艺作为文艺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进入了全面发展的新时期。
1949年12月3日至16日，山西省第一次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太原召开。出席会议的代表三百四十人。曲艺界代表狄来珍等当选为代行曲艺组织事务的中华戏剧工作者协会山西分会理事。1950年，太原市成立了曲艺联合会。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旧社会备受歧视和凌辱的曲艺艺人，感受到了当家作主的幸福，政治觉悟与爱国热情空前高涨，积极参加禁毒，镇压反革命和抗美援朝等的宣传演出活动。1951年5月，政务院发出《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后，太原、大同、长治等城市和其他曲艺活动分布比较集中的中小城市，从加强曲艺艺人的政治教育入手，鼓励他们不演宣扬封建迷信和反动思想的曲（书）目，积极编演新曲（书）目；坚决取缔班主“养女制”和半艺半妓的“花班”，保障了曲艺艺术的健康发展。
在曲艺的组织机构建设方面，山西省人民政府文化事业管理局在20世纪50年代先后下发了《山西省民间职业剧团登记管理暂行办法》，转发和落实了文化部《关于对民间职业艺术表演团体和民间职业艺人进行救济和安排的指示》等文件精神；山西人民歌舞团设立了曲艺组。各级政府对曲艺的艺人队伍进行全面整顿。过去解放区已经建立了曲艺队的地方，又根据新的环境和本地情况进行了调整。如襄垣县将“盲人爱国宣传队”和“鼓书宣传队”中的盲人抽出来，组建新的全部由盲人组成的“盲人曲艺宣传队”；高平县则吸收明眼人和女性，成立了“高平县曲艺队”；许多地方成立了由政府领导的艺人管理组织“曲艺改进会”等。在过去曾是沦陷区或国统区的地方，各地政府主要是把流散的艺人重新组织起来，通过学习、整顿，使他们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关心指导下开始新的生活。如濒临灭亡的曲沃琴书，在当地政府的积极努力下，又组织起共有四十多人参加的六个曲艺队，开展创作和表演活动。
各级政府的文化主管部门在把艺人们集中起来进行学习改造并解决他们生活中实际困难的同时，还组织他们交流艺术经验，推动编演反映现实生活的新节目。有些地方政府还把一些骨干艺人转成了非农业户口。艺人们生活有了保障，积极性空前高涨，积极编演宣传中国共产党各项方针政策、服务国家各项中心工作的新节目。山西省文化事业管理局下属的音乐工作组、戏曲工作组和艺术馆等，均设专人负责全省的曲艺工作，开展对全省传统曲艺艺术资源的调查、挖掘、整理和新节目编演的辅导与培训工作。
随着各地一些曲艺表演机构的逐步建立，职业艺人有了安定的生活，能够全力投入到演出和政府组织的各种活动中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的短短几年里，取得了显著的成果。1953年举办的山西省民间艺术观摩大会，全省各专区有一百八十多位民间艺人参加了演出，其中曲艺节目有“晋南道情”（河东道情）《十样锦》、“方言快板”（快板）《新婚姻法》、“眉户书”（曲子）《王婆骂鸡》等数十个。同年，《山西日报》公布的文娱活动征文名单中，有数十篇新创作的鼓词、“顺口溜”（评说）、快板等曲本作品。“永济道情”即河东道情艺人张子仪、尚占云、王廷文、王永怀等1953年4月出席了全国民间音乐舞蹈会演。1955年，山西省第二次民间艺术观摩演出大会，共演出五十九个节目。“太原莲花落”《阮英戏州官》和相声《新灯谜》等曲艺节目获得一等奖。1956年2月山西省总工会举办第一届职工业余曲艺会演，并组织代表队于4月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全国首届职工业余曲艺观摩演出大会。相声演员蔡庆善等参加演出并与各地代表一起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
1958年，举办了山西省首届曲艺杂技汇演，演出翼城琴书、西河大鼓、“沁县三弦书”（沁州三弦书）、河南坠子、八角鼓（柳调）、武乡月调（武乡三弦书）浮山四平书、襄垣鼓书、数来宝等曲种的七十余个曲（书）目，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山西曲种和曲（书）目的一次大检阅。同年，山西省代表团以评书《英雄大闹电机厂》、沁州三弦书《沁县六大变》、武乡琴书《说怪》等曲目，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第一届全国曲艺汇演。评书《英雄大闹电机厂》等的曲本，后来收入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第一届全国曲艺作品选集》（上下册）。
这一时期，有些地方还组织开展“编新书，唱新事，做新人”活动，反映现实的新曲艺节目不断涌现。如宣传大政方针的《土地改革就是好》、《统一货币》、《农业税制》、《合作化好》等；歌颂英雄的《刘胡兰》、《吕梁英雄传》、《黄小旦大闹理发馆》、《杀敌英雄罗来富》等；宣传婚姻自由的《小二黑结婚》、《自由恋爱》、《婚姻法》、《自由结婚好》等；教育广大群众的《诉苦复仇》、《李翠先转变》、《团结起来力量大》等；反映劳动人民在新生活中新的精神面貌的《月下开荒记》、《韩梅梅养猪》等；破除迷信的《考神婆》、《河神娶妻》等以及提倡节约的《一顿饭省一把米》；号召学习文化的《扫盲歌》等。
这个时期，除明眼人外，许多地方还有女性加入了曲艺表演队伍。这些新的专业曲艺工作者，将学习传统，继承传统和在传统的基础上创演新节目结合起来，使曲艺有了较大提高。随着专业队伍的壮大，节目演出的人员也相应增多。许多过去仅由一人表演的曲种，此时在专业团体，大多成为多人分行当的“拆唱”，有的曲种还出现了“走场”表演。演出人数的增加也使伴奏乐队的人数有所增多，伴奏乐器相应增多，小提琴、大提琴等西洋乐器也被一些曲种引入伴奏。有些新的伴奏人员不仅学会了简谱，演奏技巧也有明显提高。人数的增加使演唱形式也有了改变，唱腔方面的改革也较为突出。根据情节和情绪的需要，有的曲种创出了新的板式或曲调，有的曲种向兄弟艺术形式学习，吸收了戏曲、民歌等的唱腔或曲调，运用到曲艺说唱中来。山西省歌舞剧团的曲艺演员刘炳苓在学习潞安鼓书后，对其唱腔进行了加工、改造和出新。这一时期，还在一些曲艺汇演和调演中出现了诸如“太原大鼓”、“上党鼓书”等节目，以及叮叮呛等新的曲艺品种。
国家、省和省内各地组织的各种曲艺汇演，为曲艺的交流和提高创造了机会，也涌现出一些艺术性较高的作品。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山西共举办全省性的曲艺汇演八次，组织代表团参加全国性的曲艺汇演五次，举办曲艺创作会或培训班二十余次。其间创作、表演了大量反映现实生活和时代英雄的新曲本、新曲（书）目，如鼓词《考神婆》、《石不烂赶车》，评书《灵泉洞》（以上赵树理改编或创作），鼓词《饲养员之家》（王易风作），快板《王二小学文化》（安静改编），快板书《大寨英雄贾进才》（集体创作），单弦牌子曲《夫妻顶嘴》（尹晓寒作），相声《劳动锻炼》（郭仲良作）、《新灯谜》（张立友、李鹏作）等。与此同时，专业文艺工作者整理、改编了一批传统书目上演，如评书《武松大闹石家庄》（狄来珍口述，田丁整理），“襄垣鼓儿词”（襄垣鼓书）《三鬼毛》（王怀德整理），潞安鼓书《拙老婆》（刘炳苓整理）等。其中潞安鼓书传统曲目《拙老婆》、《断金钱》和襄垣鼓书《武松打虎》等，被专业曲艺演员排演后，在省内外广泛流传。太原市评书队根据同名小说改编演出了评书新节目《平原枪声》、《铁道游击队》、《新儿女英雄传》、《林海雪原》、《红岩》、《野火春风斗古城》、《欧阳海之歌》等。潞安鼓书一些节目的唱腔还被选进大中专院校的音乐教材。中央音乐学院、沈阳音乐学院的专家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多次来山西采风，录制了二人台和曲子等曲种的一些优秀传统曲目。曲子和二人台曲种的艺人们也带着他们的拿手曲目走进北京及沈阳的大学音乐课堂。
在这一时期，山西文化主管部门主办的《山西文化》、《山西群众文艺》、《火花》、《说说唱唱》、《山西日报》文艺副刊、《山西农民报》等报刊杂志都开辟专栏登载曲艺曲本。各地文化部门主办的刊物也开辟专栏发表曲本作品。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山西曲艺选》（1960年5月第一版）等曲本专集。20世纪50年代，山西人民广播电台（原太原市新华广播电台）连续播出狄来珍说的评书《新儿女英雄传》等。1960年2月，临猗县委宣传部内部编印了《李希文快板选》、《临猗戏剧快板选集》等曲本资料集，特别是李希文的快板节目，绝大部分取材于当地的真人真事，反映和歌颂了当时各项建设事业的伟大成就，流行全省各地。1962年，有关部门内部印行了《山西民间曲艺资料·传统曲目汇编》。中央广播说唱团的相声演员侯宝林和天津人民广播电台曲艺团的相声演员马三立等名家也率团来山西演出。
遭遇挫折的山西曲艺
“文化大革命”期间，山西的许多曲艺表演团体被取消，其中一大部分改为“宣传队”，配合当时的政治宣传或改编演出“样板戏”的内容。山西曲艺的传统曲（书）目一律遭到禁演。赵树理、狄来珍、李希文等曲艺界的代表性人物受到迫害，含冤而死。大部分曲种的盲艺人因为禁演传统书目无法行艺，而失去了基本的生活保障。但一些曲艺工作者仍然结合实际，坚持业余创作和演出。一些新成立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也采用曲艺形式演唱歌颂中国共产党、歌颂领袖毛主席、歌颂新社会、以及颂扬“文化大革命”等的新节目。但这些节目明显具有为“文化大革命”歌功颂德的极“左”的错误倾向。1976年，山西省举办了全省曲艺调演，演出了单弦《喜迎春色满人间》、“太原莲花落”（莲花落）《青年支书反腐蚀》、潞安鼓书《劝闺女》、武乡琴书《巧护彭总榆》、数来宝《梨乡新貌》、忻州三弦书《双截车》、晋南道情（河东道情）《管天姑娘》、晋北道情《桥头哨兵》、《雪夜擒敌》、京东大鼓《雪夜追猪》、西河大鼓《演出之后》、翼城琴书《买铁牛》、襄垣鼓书《专业队长李振刚》、“绛县土快板”（快板）《内燃泵》、评书《江浩劫车》、相声《学样板儿》、浑源扇鼓（喜乐鼓书）《一封情书》等近八十个新创编的曲（书）目。同时，各地、市、县等文化馆编辑的文艺刊物都开辟了曲艺专栏，如太原的《群众文艺演唱》、长治的《潞州文艺》、吕梁的《群众文化》、临汾县的《临汾文化》、霍县的《战斗文艺》、浮山县的《浮山文化》等，都发表有反映时代特色的曲本作品。各级文化宣传部门每年编印的“春节文艺演唱专集”中，也有许多是曲本。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广大曲艺工作者通过创作和表演的新节目，对“四人帮”的祸国殃民行径进行了辛辣的揭露和批判。涌现出的“迭杂子”（快板）《刘五卖豆腐》、相声《下山虎》、数来宝《说话》、“山西顺口溜”（评说）《会安排》等节目，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各地、市、县主办的内部文艺刊物，也刊载了大量批判“四人帮”的曲本作品。1977年，大同、太原率先恢复了文工团曲艺队。1978年，全国群众文化工作“学大寨、赶昔阳”经验交流现场会在昔阳县召开，大寨大队业余文艺宣传队汇报演出了迓鼓、快板、二人台等曲艺节目。山西曲艺开始逐步焕发新的生机。
改革开放、焕发生机的山西曲艺
1978年，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来，山西曲艺作为山西文化艺术的一个门类，在它所涉及的领域，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山西曲艺事业的发展的主要成绩和重要贡献，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