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于前些时病故，当时就想写一点悼念父亲的文章，可因许多杂事缠身，始终未能动笔。每到深夜，脑中总想着父亲在世时的模样，闭眼一想，他老人家的音容笑貌便会浮现于眼前。那天回家跟家人谈起父亲，大妹说她也常常梦见父亲。说这话时，大妹眼里有泪光在闪，我也感到一阵隐痛。说起父亲，给我们兄妹留下的既大宗的遗产，也没有钱财，他一生留给我的只是他所经历的种种苦难和为儿女们的付出，还有多年劳作积郁的病痛。
父亲晚年患有老年人常见的疾病——脑血栓，这种病最折磨人，中风偏瘫，住院打针吃药输液，出院后家里还需人耐心伺候。去年上半年父亲先后五次住院，短则十几天，多则一个月，回家后人显得更加病态，身体也日渐消瘦，饭量也日渐减少，大不如前。从前年起，父亲每次住院，他原先的单位已开不出支票和现金，医药费住院费只得由家里先垫付，到父亲去世，累积起来已是很大一笔钱，其中有一部分还属自费药不能报销。父亲生前没有留遗嘱，只是告诉家人，死后别把他送回老家，就在本市火化。他老人家不愿离我们太远。
冥冥天国，父亲可以安息，而我们晚辈，不免要常忆起父亲许多在世时的生活片断。那是一种温情，也是一种思念。记得三十年前我上中学那会，父亲总是抽空到学校去看我。他来看我时，很少到学校的宿舍去，只是在校外的矮墙处面让同学喊我过去。我一听父亲来了，就一路跑去，我知道他定是在围墙外面等我，见我来了，就笑着把一小包吃的递给我，也不多说什么。那小包里面是四毛钱一斤的小饼子，十个，是让我在饥饿时垫垫肚子。有时，也带有母亲做的一小瓶咸菜……多年后，我才体到，这样的父爱是普天下所有的父亲的一种回报的付出！
在某年的一个寒冷的冬日，我突然心血来潮，起早去了解放路的鸿宾楼给父亲买了一份头脑和烧麦，盛在一保温饭盒里给他送去（父亲当时在柳巷的一家电器商店给人家当会计），当时看他接到饭盒欣喜的样子，那付由衷欢喜的笑意，我内心却一阵心酸：我们做儿女的，平时对老家想的做的实在太少太少！哪怕微不足道的一次早点，父亲居然欢喜成这样，当时我真得感到万分的内疚。俗话说，养儿才知父母恩，我写这篇短文时，字里行间，无法抑制内心的波澜，眼泪止不住流淌下来。我们常常说到父亲，提及父爱时，总要情不自禁止和朱自清的散文名篇《父亲的背影》联系在一起。那种深入骨髓的淋漓尽致的父爱之情，成为中国几代人的生活楷模。
在我们的印象里，凡做父亲的，不大爱说话的居多，我的父亲也是这样，平时话不多，但生气时也要骂人，着急时也会讲粗话，但更多时父亲是平静的，高兴时，喜欢喝两杯，间或也有些幽默。
父亲生前最大嗜好就是喝酒。他虽爱喝酒，却并不贪杯，在我印象中父亲喝酒还从未醉过，他对于酒的嗜好起因于多年来精神上所背负着一个沉重的历史包袱，心情不好时借酒浇愁。文革初期，他们厂办“学习班”，原本不够格的父亲也被勒令参加。那次离家前，父亲喝了酒，脸膛红红的，临行前不知因什么事还跟母亲吵了一架，当时我站在跟前，内心里发急却不知是该劝慰还是阻止。那次学习班住了大约有半个多月，可能也查不什么问题来，父亲就被放回来了，他回来后什么也没说。我猜想他不说是不想再提及自己在住“学习班”期间时所经历的种种痛苦，他们那个厂子造反派在文革期间左得很，有一个职工就在住学习班期间死于非命。之后我曾无数次忏悔，当时怎么就想不起到厂里去看看父亲？哪怕是带点吃喝，带一瓶酒，对父亲来说也是一点慰藉呀。我们做儿女的，在文革那种非常时期的，许多次因家庭出身而受牵连参不了军，找不到工作，影响入党等等。父亲在年轻时为了谋生而做过的一些事，按政策的说法叫“历史问题”，或说是“历史污点”，我们也许并不能完全理解，试想一下，在那个年代，父亲也才刚刚二十出头，为了谋生而做过一些违心事，就要付出一生的低三下四、逆来顺受？每次政治运动一来，父亲便要无休止地写检查，写交待，痛心疾道的批判自己。不仅如此，政治上的岐视，甚至影响他的调资。父亲临退休前，正好赶上厂里调资，按条件早该轮到他了，可不知什么原因却没有他的份，据说第一榜还有他的名字，第二榜也有，到第三榜却意外的被别人给顶了。这个打击对父亲来说是太沉重了。我是在后来才听说，当时父亲为了那一级工资，居然当着车间里众多同事伤心的哭了。仅仅为了那几块钱而不顾自己的尊严而流泪，想来是怎样一种悲哀。他在那个工厂整整工作了四十年，最后竟连一级工资都没能调上，从进厂时的六十九块钱，到最后退休时他的工资单仍是那个数字没变。后来厂子曾搞过厂庆一类的庆典，派人送来了请柬，父亲当时看都没看就丢到一边。他的心被伤得太深了！
我深深理解父亲的性格和为人，因为在年轻时做过一点错事，在旧社会的那种环境下为了生存，形成了懦弱而胆小怕事的个性，这是他一生的不幸，我想，如果换成是我，未必就能比他们那一代人好到哪儿去。
人的一生，所经历的人和事，到晚年回想时，总是那么真实而鲜活，当我写下这段文字时，我真正感觉到我血管里流淌着的是父亲的血，那远去的风景尤如一幅幅画面，时时刻刻会在我眼前浮现重叠……
原载于1997年5月19日《太原日报》副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