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过端午节，我就会想起一个人，他叫润儿。按辈份，他是我们本家的叔伯兄弟，我该叫他润哥。平时见他时，我兄妹几个总叫他润儿。这么叫他，他就答应，并不因比我们年长许多而计较。润儿哥的外表朴实，走路时稍有些驼背，红润的脸上皱纹很深，嘴唇也很厚，他憨笑时就会露出一嘴黄牙。你看到他，会联想鲁迅先生笔下润土的形象。
润儿哥进城就住在我们家，每次来家，他总是扛着两大捆手工编的条帚。他进城的目的是为卖掉这些条帚，以贴补家用。上世纪七十年代，人们的日子都很艰难，润哥每一次来到，母亲就要发愁。因做饭时得增加一大份的粮食。而润哥的出现总是赶在全家人准备吃饭时，这时，润哥就会出现在门口，恭敬朝着父亲说一声：“五佬！”，这时，可见他带来的两大捆得结结实实的条帚。进了门，润哥的额头上冒着汗，脸膛也因赶路而变得红润。母亲就问一声：“润儿，还没吃饭吧？”他回答：“嗯，还没哩。”母亲就只好拿起面盆，准备他的晚饭。在我的印象里，润哥对于吃不甚讲究，只是饭量大得出奇，红面做的擦尖尖给他捞两大碗都不大够。问他饱了没？他总是嘿嘿一笑：的抹抹嘴答：“行啦。”神态显然是不好意思再吃的表情。
晚上，润哥就跟我们兄弟三人挤在一张大炕上睡。第二天，润哥就扛了条帚上街去卖，每把五角钱。整整卖上一白天，晚上回来吃过饭，他便坐在那儿把卖条帚的钱掏出来，摊在炕上一张一张地数，数好即叠在一起，用一小布包起来收好。有一次，我看见他的右臂上有一道很深伤疤，就问是怎么回事？他说，这是抗日战争，那年在交城山打日本，一颗三八大盖的子弹击穿他的胳膊……。子弹从一边进去，从另一边出来，给他留下这个伤疤。他身上除了胳膊上负过伤，手腕上还有一处，只是那块伤疤已经长平，不留意是看不出来的。我小心地伸出手，摸摸他的伤疤问，“疼吗？”他嘿嘿笑了：“多少年啦，一点不疼。”后来养好了伤，润哥便退伍回了老家。解放后，按国家有相关政策，县民政局将他定为三等二级残废军人。每年发给残废军人的补贴五十二块钱。文革中，为了谋生，润儿哥开始在村里编条帚，他编的条帚结实耐用，只是价钱定得高些，一般人卖个两三角钱，他卖五角。因为质量好，凡买过他条帚的人，第二年还会买他的。润哥进城来卖条帚，常会遇到爱管事的来查他，每逢这时，他便掏出自己革命军人残废证来，别人一看，也只好睁一眼闭一眼，任他在街道和小巷里风雨无阻地卖他的条帚，即使在文革最混乱的时候都没人敢管他。
那一年的端午节，润儿突然带着他的老婆进城来了。这次他没带条帚来。他这次来是给老婆看病。那一天，只见他的老婆脸色苍白，一进家门就躺在床上，哼哼叽叽呻吟不止，母亲叫过来他吃饭时，他看一眼桌上刚刚煮好的粽子，突然苦笑着对母亲说：“五婶，今天是我的生日哩。”说完，他回头看一眼躺在床上的老婆，叹了气，那天他只吃了一个粽子，就不吃了。看得出，当时他的心情确实很糟，白天带着老婆上山医二院去看病，医生说，他老婆得的是胆结石，得动手术。为此，他吃不下饭。老婆要动手术，得花一大笔钱呢！
从那次离去，润哥再也没来过我家。有一年的端午节时，母亲提起润儿，说，听村里的人说，人家润儿一家现在翻了身了，改革开放后，他儿子开始进城来贩水果和蔬菜，挣了钱在村里盖起了新房，后来又买了汽车……。
端午节又要到了，我仍会想起润儿哥，他现在过得好吗？我想，按年龄算他也该有八十出头了吧。
原载于2005年5月6日《双合成文化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