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景熙是一个出色的诗人，也是一个合格的爱国者。但历史记住他的，可能就是他装作乞丐到山上去收拾先皇骸骨的事情。正如同我们永远记得文天祥是爱国者，而他的战略家的身份永远都不会被人刻意去注目一样。这恰好证明，一个人一生只能做一件最优秀的事，林景熙做的这件最优秀的事，就是替先皇们把骸骨收了起来，虽然只是几块，但这种行为，就永远值得我们感动。
在哭与诗中默默对抗
德佑元年（1275年）三月，蒙古军在伯颜率领下进逼南宋都城建康，南宋已是天昏地暗，马上就要土崩瓦解了。但朝中的汉人们仍旧在或明或暗地争吵，他们把行动上的无力回天化作嘴巴上的睚眦必报。略有点良心的人都不干了，从政郎林景熙就是其中一个。这一年，林景熙33岁。
林景熙离开朝廷后，就隐居于平阳县城白石巷。林景熙的仕途完全符合南宋末年知识分子的晋升之路。宋咸淳七年（1271年）中进士，授福建泉州教授，两年后迁礼部架阁，进阶从政郎。
他离开朝廷的第三年，也就是祥兴二年（1279年）二月，南宋朝廷的最后一位皇帝趴在士大夫陆秀夫的后背跳海。南宋宣布灭亡。
消息传遍大江南北时，林景熙与友人大哭不止，并且为这位小皇帝和他的祖国举行了哭祭仪式。
哭其实是一种感情的发泄，但倘若许多人围在一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哭时，就成了精神力量。宋朝遗民，尤其是南宋正面遗民的哭曾经惊天动地，使得元朝政府无可奈何。
作为一个文人，尤其是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林景熙不能投笔从戎，他只能把许多对祖国的怀念寄托在哭与诗中。
氛围往往能影响人，如果不是南宋遗民的大批量哭人的出现，林景熙的心情恐怕不至于那么糟糕。当他见到陆秀夫所流传下来的广陵牡丹诗卷时，更是无限感慨，无限泪流，曾在诗卷上提诗道：“南海英魂叫不醒，旧题重展墨香凝。当时京洛花无主，犹有春风寄广陵。”
不过，这种死人对生人的影响，虽然震撼无比，倘若经常遇到死人的诗集，感情就不会那么充盈了。南宋的灭亡以及陪着这个政权死掉那些正直朝官的死当然能使林景熙悲痛万分，但真正让他惋惜与不平的却是另一件事。
有一次，他在一山乡人家借宿。晚上点灯读书，在烛光的映照下，他突然发现这山乡人家的窗户纸上有字。他凑进去看，才读了几行，就鼓掌叫好。原来，这是一封军事建议书，建议书的实用性与可操作性让林景熙惊讶不已。倘若，南宋政府真的能按这一军事建议书上的建议来与蒙古人对峙，南宋政府不可能灭亡得这么快。
他看完时，天已大亮，但丝毫没有困意，又从头看了一遍。当他沉静下来思考时，突然就哽咽了。
南宋后期的朝政与南宋皇帝最合格的无能，根本接受不了来自朝堂之外的任何建议。这才是林景熙要哭要流泪更要叹息不已的地方。
于是，他写下一首《山窗新糊，有故朝封事稿，阅之有感》，该诗有句道：“何人一纸防秋疏，却与山窗障北风”之叹。
不过，我疑心《山窗新糊，有故朝封事稿，阅之有感》全诗中所叹息的内容恐怕都是林景熙的一相情愿。南宋末年，面对即将到来的亡国，多少知识分子献计献策，其中不乏有可以让南宋政府为之惊讶欣喜的真知灼见。但是，一个腐败与无能的政府，即使得到天蓬元帅的相助，也不过是延缓它的灭亡，绝不可能根治。况且，这样一个无能政府面对的是强大而又生龙活虎的蒙古帝国呢。
林景熙的伤心与为南宋政府惋惜，不过是作为遗民应该具备的一种特质。成功者创造历史，失败者制造传说。这就是林景熙与诸多南宋遗民每每论及南宋末年的形势，往往不平的原因所在。
在不平的同时，江山已经不在。如林景熙这样的读书人所能做的还有痛苦的回忆，这些回忆也被他们寄托在诗歌中，当他应着名的遗民王英孙邀请到越中时，两人叹息时，林景熙就写下了“一曲危栏人独倚，江山浑在梦中看”的诗句。他们在一起，无非是饮酒赋诗，跑到大山上长叹痛哭，倘若说，这是反元情绪的一种发泄。那也是无可奈何的，因为他们不想真刀实枪的反抗，所能采取的只能是自己折磨自己。把自己塑造成一个苦大仇深模样的人，他们不想被世人关注，当然，更不想被元朝政府关注。他们似乎天生就具备了“自虐”心理，用元人根本不当成一回事的事情来反反复复地折磨自己，直到精疲力竭。
不能以武力来反抗的遗民，有一个共同特点。他们既要表露自己的价值判断，可是，又又要在一个为自己抵制的社会里生活下去，那么，他们不敢做狂人，也不能以中庸之道处世。只能以“狷”——有所不为——来作为他们的行事规则。
等于说，他什么都可以做，但其政治态度绝对不能过于激烈。遗民有不合作的消极自由，但绝不能把这种不合作的姿态放到桌面上来，让新主难堪。
这或许不仅仅是宋遗民的可悲可笑之处，朝代更替间，所有不能用武力接证明自己的遗民都是采取了这种做法。
但是，林景熙的这种行事规则却被一件事违反了。
一个叫杨链真伽的和尚做了一件丧尽天良的事，让林景熙不能在哭与诗中痛苦下去，他必须站出来，做点什么。
待从头，收拾剩骨残骸
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总统江南佛教的杨链真伽听说南宋皇陵中有许多珍宝，就把把在会稽的徽钦二帝以下的历代帝王后妃的陵墓全部发掘，把剩骨残骸抛弃在草莽中，惨状目不忍睹，可没有一个宋人敢去收拾，更何况是制止了。
杨琏真伽无疑是一个行为艺术家，他将葬于永穆陵的宋理宗赵昀的头颅骨锯开，当成了饮酒容器。在汉人看来，这简直是一种侮辱。春秋末期，赵国的赵简子把仇人智伯的头颅当成尿壶，引起了智伯门客的愤怒，于是有了三次刺杀事件。虽然没有成功，但至少给后人一个提醒，拿别人的头颅当容器是一件丧尽天良的事。
但在外族人看来，这种做法很正常。或者说，拿别人的头颅当容器，不是一种羞辱，而是一种习惯。
匈奴就有以敌人头颅为饮器的习惯，蒙古人虽然没有这方面的记载，但从风俗习惯上来讲，他们对尸体的处理与汉人不同。
按蒙古人风俗，人死后葬于平地，令马群奔践，使之不见痕迹，现在我们都知道，元朝诸帝陵前无麦饭之祭，恐怕就是这个原因。成吉思汗陵墓始终找不到，也许，根本就没有埋入地下，到哪里找呢。
杨琏真伽的这种做法没有被元朝统治者制止就是一个证明。在这些蒙古人看来，杨琏真伽不过是按照自己的民族风俗替汉人把身后之事又重新料理了一回而已。
不过，杨琏真伽敢于这么明目张胆，或许跟他的背景有关。他本是佛教徒，而佛教在蒙元宗教信仰中占有最重要的地位，元朝近一百年的历史，对佛教以及教徒的礼遇可谓“无所不用其至”。以至于许多佛教徒不去读经，却为害人间。杨琏真伽在没有挖掘南宋皇帝的陵墓前，就已经被江南人民恨得欲食其肉，饮其血。
不过，宋人没有智伯门客的那种勇气，他们不敢去刺杀杨琏真伽。当许多人得知杨琏真伽把各位先皇的骨头扔得满山遍野时，所能做的也只是咒骂与哭泣。
用脏话做武器，历来是宋人的专利。但在屡试不灵之下，他们仍旧一如既往地相信诅咒能使人丧命的鬼话。林景熙恐怕要比这些人略高一筹，漫山遍野的骨头让他在痛哭之时，想到应该做点什么。
当他通过各种渠道得知，想要做点什么非常难时，他的心情一落千丈。
有一种说法是，杨链真伽并非是异族，而是汉族人。他这样做的目的是想激起宋人的反抗，然后找到理由将这些人收拾掉。
杨链真伽在江南虽然物质生活很丰富，又不怕懦弱的汉人对他刺杀。但他总觉得前后左右有无数双眼睛在盯着他看，如芒刺在背。
他知道汉人对先辈的骨头的重视程度不下于他们自己的身体。于是，就想出了这么一个损招，想让那些隐藏在暗处的“敌人”现身。
也就是说，林景熙倘若怒气冲冲地跑到漫山遍野的骨头旁边，收拾骨头。那他就等于给自己收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