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品特戏剧具有强烈的个人风格和特点，牛津文学词典为此增加了“Pinteresque”这一词条。优秀的文学作品总是因为具有丰富的阐释性而千古流传。五十多年来，品特作品为评论家和观众所津津乐道，围绕着品特其人其作的研究从未衰落。将品特归入荒诞派剧作家的艾斯林首先注意到了品特剧作中的“不确定性”，更以此为理由认定品特的荒诞派剧作家身份。而始终弥漫于品特剧作中的“胁迫性”也一直受到学者们的关注，威斯雷（ T. C. Worsley）甚至据此将品特的戏剧称为“不安全戏剧（ The Theatre of Insecurity）”，认为品特的戏剧反映了“他对当今人们生活当中潜藏着的不安的令人惊诧的生动理解”。[1]艾斯林给荒诞派剧作家冠名之时指出：“荒诞派其实并非一个流派或是一个运动，这些作家都自认为是孤独的局外人，封闭孤立在他们自己的世界里，他们每个人在主题和形式上有自己个人的方式，有他自己的根源和背景。如果非要指出它们的共同之处的话，那就是在于他们的作品都非常敏感地折射和反映了当代西方世界中广泛存在的焦虑、情感和思想。”[2]显然，荒诞派就是这么一个既有共同特征又更强调个人风格的作家组合，每个被称为荒诞派剧作家的人都为该文学形式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不确定性”“胁迫性”代表了品特风格的核心部分，它们既显现出品特的独特风格，又是荒诞诗学的共有特征。与其他大多数同系列剧作家专注于哲学问题不同，品特的戏剧风格具有更明显的现实性。他将种类繁多、与日常生活紧密联系的疾病纳入戏剧建构进程，推动了自身风格的形成，强化了戏剧功能的实现，丰富了荒诞诗学的建构形式，加深了荒诞诗学的内涵。荒诞戏剧是“丑”的艺术，审丑就是审美，通过对疾病的“丑”的张扬实现了品特讽喻社会现实的目的。不仅如此，疾病由于其本身的特点，还助力于戏剧性的产生，宣泄了观众的情感，净化了观众的心灵。疾病既是个人之痛，也是社会之殇，通过疾病意象，剧作家品特还宣泄了自己的情感，倾述了自己对现实世界的深刻体验。
第一节 疾病意象与不确定性的诗学追求
一、“不确定性”的诗学追求
“品特首先是一个诗人，然后才是一个剧作家。”[3]品特最早见之于文字的作品是诗歌，1949年，他在英国诗歌刊物《伦敦》上发表了两首小诗，名为《英国中部的新年》《吊灯和它的阴影》，从那时起，品特一生作诗100多首，并因为诗歌创作而获得了“威尔弗莱德·欧文诗歌奖”。在一次访谈中，品特谈到自己更喜欢诗人的生活，只是因为诗人谋生太难，才从事戏剧创作的。他说自己在做演员期间从未间断过诗歌的创作：“在演戏期间我也一直在写作。我创作的不是戏剧，而是几百首诗以及一些短篇散文———大约有12首诗值得出版。”[4]2005年3月，品特在英国广播公司的电视节目上说：“我已经创作了29部剧作，觉得已经足够多了。现在我已经找到了新的方式来释放能量。过去几年中，我曾在不同地方发表过不少政治演讲，今后我将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政治事务上。”[5]品特的这一言说通常被视为他的封笔声明，然而，他只是放弃了戏剧创作，却仍未放弃诗歌的创作，在此之后，他又发表了名为《战争》的诗集，通过诗歌这种文学形式对美国在伊拉克的战争暴行进行抨击。正是与诗歌的不解之缘，诗性形象或是不确定性成为品特终生创作的追求，也成为他作品的主要特征之一。
1913年，庞德在他的意象主义诗歌创作三原则中提到：“直接描绘主观的或客观的事物”；“决不使用无助于表达的任何词语”；“关于节奏，依附于音乐性词语的顺序，而不是依照节拍的顺序进行写作”。[6]他的诗歌《在地铁站里》正是这些原则的绝佳反映。全诗仅有两句，上句是“人群中的几张面孔”，下句是“阴湿的树枝上的几片花瓣”。诗歌用语简约凝练，没有多余的累赘成分，寥寥几笔勾勒出“人群与树枝”“面孔与花瓣”两对相似的意象，就象一幅言简意赅的简笔画。
诗歌是语言的诗歌，是语言的精华浓缩。品特也高度重视语言的运用，他对于语言到了几近痴迷的地步，他曾经这样说：“我对于词语的运用有着复杂的情感。在词语间移动，搜肠刮肚地将它们找出来，观看它们跃然纸上，从中我得到了相当大的乐趣。”[7]品特的戏剧语言在多个方面让人印象深刻。一是他的戏剧语言的高度真实性，他的戏剧语言简直就是英国本地人生活语言的记录，当中充满了英国人的口头俚语及具有当地特色的表达方法。品特戏剧语言的第二个特点是他的“停顿与沉默”，传统戏剧往往以人物对白作为戏剧行动及意义表达的主要手段，行动通过语言展示，然而，品特却打破常规，他的戏剧中“沉默”与“停顿”出现的频率极高，“品特的‘沉默’与‘停顿’往往是戏剧的高潮，是风暴中心的暂时安静，是冲突的核心，在这个核心中行动得以建构。”[8]在“沉默“与“停顿”中展现了人物的内心冲突，揭示了人物的性格。例如在《生日晚会》的开头，男主人彼得刚从外面回来，正在看报，女主人梅格在厨房忙活。
梅格：是你吗，彼得？
暂停
彼得，是你吗？
暂停
彼得？
彼得：什么事？
梅格：是你吗？[9]
显然梅格当然知道是丈夫彼得回来了，品特在此处连用三个暂停，表现出梅格面对彼得的默默无言却极具耐心的追问。彼得的不愿搭理与梅格的耐心询问形成鲜明对比，同时，梅格虽然再三询问，都只是同一句话，当她已经确认就是丈夫彼得时还是问：“是你吗？”他们之间的语言内容是如此空洞，表明了这对夫妻之间关系的实质，他们之间早已缺乏真正的交流，梅格的耐心追问只不过是她想维持夫妻交往的一种手段而已。“沉默”与“停顿”可谓最为简洁的语言，然而它们竟然包含了如此之多的含义，由此可以看出品特语言的精妙之处。
品特戏剧语言的另一个特点还在于他的语言韵律，他的语言也富有音乐美，通过韵律的对比、“重复”的使用，诙谐的喜剧效果在他的戏剧中得以生成。还是在《生日晚会》中：
Meg：Here’s your cornflakes. Are they very nice？
Petey：Very nice.
Meg：I thought they’ d be nice. You got your paper？
Petey：Yes.[10]
在这里，几乎每一句话都以“/S/”音结尾，富有音乐美，读来给人朗朗上口的感觉，同时，“nice”在句末重复出现，展现了夫妻二人之间语言的空洞，这对夫妻缺乏感情维系，却硬要无话找话地做作，让人觉得忍俊不禁。
与意象派诗歌一样，品特在他的戏剧中也只呈现意象，而不附加解释，他的戏剧效果既像一首意象诗，又好像将一幅画呈现在观众面前。对此，比灵顿认为：“品特具有捕捉那些视觉及感觉闪现并把他们变成戏剧形象的才能。”[11]诗人不必对诗中的意象作出说明，画家也无需解释画中所描述的景物的来龙去脉，他们不对意象或景物的过去和未来负责，品特的戏剧创作类似如此。他采用的这种创作方式导致了他的戏剧的一个特点———“不确定性”的生成。品特剧作中的人物身份不明，戏剧的背景不明，戏剧的主题不明，戏剧的发展不明，对话中多有沉默和停顿，再加上结局的缺失，使得“不确定性”总是笼罩着他的戏剧。
对于品特这种往往只将意象呈现，而不加以评判的创作方法，艾斯林就此说道：“品特的戏剧基本上是一种诗意戏剧，比他同时代人的某些矫揉造作的韵体诗剧更是诗剧。”[12]艾斯波西托（ Esposito）则说得更为具体：“像诗歌一样，品特戏剧唤起了一种心情，他努力刺激读者的想象力去创造这种心境，在想象力发挥的过程中，品特成功地让读者加入了创造的过程，一行一行，一个意象又一个意象，剧情不断被打开。”[13]品特戏剧导演霍尔（ Peter Hall）则从导演的角度指出：
品特像诗人一样工作，他的戏剧充满了天才的灵感，他精确地捕捉住这些灵感并紧紧抓住不放，直到结局……品特的戏剧是隐喻的戏剧……只有诗剧才会使用如此之多的隐喻来说服观众相信人造的戏剧游戏，并且通过演员点燃想象力。我不是说有诗的戏剧就是诗剧，而是说使用戏剧语言达到隐喻力量的戏剧。语言、行动、视觉意象、潜台词，所有这些构成了戏剧化的诗意。[14]
这么说来，“只将意象呈现，而不加以评判”的诗歌创作方法，在品特的戏剧中也引发了联想，扩大了隐喻力量，引发了多重阐释的可能，“不确定性”的产生正是源于品特的诗性追求。“不确定性”的使用使得人物的行为似乎不合逻辑、违背常理，这样的剧情设置也看似不尽合理，打破常规，这就是所谓的荒诞吧。也正如此，当年艾斯林将品特归类于荒诞派剧作家之时，就以“确定性和不确定性”作为品特的个人风格标签。“不确定性”在品特创作之初遭到了评论家们的误解，引来了众多的诟病，但也正是由于“不确定性”这种创新形式带来的悬念，引发了观众和评论家们对于品特戏剧的探究热情，也在某种程度上成就了品特，成为品特作品的主要风格之一。
二、疾病意象与“不确定性”生成
疾病，作为品特戏剧中的重要元素，对于“不确定性”的生成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首先，疾病的来历不明造成了不确定性。部分品特戏剧中的疾病在戏剧情节开始之时便已形成，让人怀疑其造成的原因，疾病的多因性造成了不确定性。例如在《房间》中，房东基德是个聋子，黑人赖利双眼致盲，这些疾病有可能是他们先天缺陷，也有可能是后天形成的。他们的少数族裔身份又加大了疾病来源的不确定性，这些疾病有可能是他们自己造成的，也有可能是别人给他们带来的伤害。这种来历不明的疾病在品特的戏剧中比比皆是：在《山地语言》中，老妇的手臂鲜血淋淋；在《新世界秩序》中，一个被戴上眼罩的人一动不动地躺在椅子上；在《送行酒》中，韦克特在出场之时便已遍体鳞伤；在《月光》中，病人则躺在临死的床上。显然，这些疾病意象会激起观众的无穷想象。虽然，品特有时也会给这些疾病提供一些相应的背景，但这些信息都是不明确的，不但没有说明事实，反而更进一步给事件笼罩了层层迷雾，读者只能根据已有的信息进行推断，无法作出十分准确的结论，更加大了情节的神秘性及不确定性。
其次，疾病的结果的不明导致的不确定性。品特的戏剧通常还以人物的患病作为结局，这种结局带来了丰富的阐释性。例如在《房间》中，罗斯用手封住双眼，大呼“我看不见了！ 我看不见了！”戏剧就此结束，对此，连评论家们的看法也难以一致。例如艾斯林认为：“罗斯的失明意味着她与伯特关系的终结，同时也意味着她本人的死亡”，[15]比灵顿则认为“品特写作《房间》之时，正是他与前妻维维安的感情破裂之时，因而《房间》是由于婚姻破裂引起的内疚和恐惧引起的情感投射，罗斯的失明象征着与过去决裂及对未来的茫然”。[16]而在品特的另一部戏剧《生日晚会》中，疾病更是激起了观众的无穷想象，戏剧的末尾，斯坦利的眼镜被踩碎，浑身瘫软，被两个陌生人带上了一辆黑色的轿车，剧情戛然而止。斯坦利的结局也引起了评论家们的争论，有人认为斯坦利的失明、失语可能意味着他的死亡，他已处于僵尸的状态。[17]有人认为可能他仅仅是失去了自由，但他的社会及政治权力已经丧失。[18]甚至有观众为了获得确切的答案，亲自写信给品特，在信中，她这样问道：
亲爱的品特先生：
如果您能向我解释一下您的《生日晚会》的含义，我将不胜感激。以下是我所不能理解的几个问题：1.那两个陌生人是什么人？2.斯坦利是从什么地方来的？3.他们可以被看作是正常人吗？希望您能意识到，如果您不回答这些问题，我则不可能全面地理解您的这个戏剧。[19]
对此，品特的回答同样有趣。他是这样给那位女士回信的：
尊敬的女士：
如蒙不吝解释大札之含义，我将感激不尽。以下是本人所不了解的：1.您是谁？2.您来自何方？您是正常人吗？阁下须知这些问题若无答案，本人就无法理解您信中的含义。[20]
品特在信中并没有直接回答这位观众的问题，而是模仿她的语气进行了回信。这一模仿却道出了品特戏剧的内涵与独特之处。1960年，品特在他的两部独幕剧在伦敦宫廷剧院上演之际，在节目单上加上一段话也许更能说明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