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格尔美学思想经历了既有差异又密切关联的三个时期。在早期，以存在的追问形成主题；中期关联于真理的显现；而晚期则是语言之倾听。在各个不同时期以及各时期之间的关联中，海德格尔都力图基于一种现象学显现的方式，让隐蔽之物通过不断地去蔽而显现，并在存在论上予以解释学阐释。海德格尔在隐与显的不断变换、交织中，揭示美与艺术中的各种关联及其本性，这是一种隐与显的无穷尽的游戏。
传统的游戏说主张用人的游戏活动来解释艺术的起源和审美本性。在康德那里，游戏表明为想像力与知性等心意能力的“自由游戏”，并由此形成审美判断。席勒认为，游戏冲动比感性冲动和形式冲动这两种自然冲动更自由，它是艺术和美的根源，相关于自由的审美状态。海德格尔美学思想的独特和晦涩的表达，显然是极其深刻的，却又加剧了理解的难度。同时，无论是海德格尔美学思想的整体，还是海德格尔所使用的重要语词，都关联到暗与亮、阴与光，关切到隐与显的交替与切换，这既是海德格尔美学思想的奥妙之处，也是难以从一般认识论的角度和视野去把握海德格尔美学思想的重要原因。
存在问题是贯穿海德格尔美学思想的根本性问题。海德格尔的追问，由存在者、存在者的存在直到存在自身，而存在即虚无。在存在的显与隐中，关涉存在的各种问题。存在追问的显也是隐中的无之无化，此乃一而二的，也是二而一的。无之无化凭借意义———真理———地方的三个步骤，事情、思想和规定各自从世界性、历史性与语言性方面具体化了。这种显与隐的变奏在早期是存在的追问与世界的拒绝，在中期是真理的显现与历史的剥夺，在晚期表征为语言的倾听与沉默。
同时，在海德格尔那独特的话语中，在那显明的含义之中，也无不具有隐秘意义，这些隐秘之意又在各个不同阶段显现出差异，如“此在”作为一极其重要的语词，它是人的根本规定性，是通达存在的必由之路。为了显现存在，此在在多重结构与关联中敞开自身，但此在不仅不应看成是人，而且必须悬置人的主体性与人性的许多相关方面。为了存在之显现，首先必须在存在论上实现主体人之隐匿。良心总以沉默之方式言说，但并不陈述什么。
又比如“要死者”，此在成为要死者，是由于走向死亡是此在的本源性。在早期，要死者关联于世界性，表明人生在世是走向死亡的存在；在中期，要死者是历史性的，表明人作为理性动物的死亡；在晚期，要死者是语言性的，表明死亡是可能的，人能以死为死。“林中空地”这一语词则表明这样一个地方，它既显现又遮蔽。林中空地是光与影的交织。在不同时期，林中空地的含义也有所不同。在早期，此在之此解释为林中空地；在中期，真理被称为林中空地；在晚期，林中空地则属于宁静的排钟。
真理问题相关于世界与大地的争执，世界的开放性与大地的隐蔽性的争执的游戏表现为艺术及其本性。在这里，艺术则是揭示真理的最为切近的方式。这种游戏在艺术作品中，表明为真理之置入，此置入也是一种隐进，这是作品显现真理的前提，真理的隐进与显现在此是交织在一起的。美是真理的发生，而真理则源于无。艺术作为艺术作品与艺术家的本源，此解释学循环的显明，却隐含着极其深切的思想关联。作为无蔽的真理之显却相关于作为非真理的遮蔽之隐。因此，去蔽是无穷尽的，真理与非真理从来交织在一起。
在海德格尔那里，宁静的排钟也有显与隐的方面。在显的方面，排钟在被敲打后发出低沉而宏亮的声音；在隐的方面，钟的静寂却是一种无声的聚集。诸神也是如此，神之为神，有别于人和鬼。但在海德格尔那里，神圣者是那四元中的不死者，这是其隐秘之意。由此，神圣者与古希腊的诸神和中世纪的上帝相区别。
对天地人神的关系也是如此，天地人神各自不同并相互区分，这是显现出来的方面，但在其隐秘的尚未为人所知晓的方面，却是天地人神的合一。这种合一是没有中心的，或者说任何一元都不是四元之中心，天地人神四元的关联也是一种游戏，正因为如此，海德格尔才超越了古今中外一切以某一元作为规定性的各种学说。
语言问题在海德格尔那里，是关联于存在的根本性问题。语言既是存在的家园，更是思想与存在的根据。在语言的某些刻板与定量式的显现层面上，往往表现为作为科学的语言学和英美式的语言分析，当然这种表征并不相关于语言之本性。海德格尔却从隐的方面，切入语言的道说，道说不是言说，而是一种沉默，这才关切语言之本性。同时，也正是这不可或难以显现的道说规定了存在和思想，从而规定了人的言说，此道说源出于语言的沉默。
在海德格尔美学思想中，游戏是光与影的变奏，这关联于思想自身。作为真理的自行发生，美在生成之中，没有什么与时间性无涉的某种被设定的审美理想与审美标准，美和艺术在本性上与外在的根据和原因无关。在这种游戏中，近代美和艺术的范式和思想不再有意义。在生存论存在论境域，美学成为非美学，艺术成为非艺术。存在之于美和艺术具有根本的规定性。但应注意，“海德格尔力图考虑的掩蔽和暴露、在场和不在场的相互包含，并不是在这种意义上‘辩证的’，也不是作为‘原初当下’和‘绝对’真理的极限经验来表达的。毋宁说，它本身作为存在和真理被体验”。这游戏无关于对立统一。
海德格尔的游戏消解了近代美学思想的主客体概念，这种努力从其早期就开始了，“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关于存在问题的说明已经指出了主体概念和客体概念的不恰当性，而这种不恰当性在游戏中就可以得到具体的证明”。
因为这些概念将消失在游戏之中。在维特根斯坦那里，审美活动与语言游戏一样，只有家族相似，并无共同本质。海德格尔则持有比维特根斯坦更为彻底的反本质和反本质主义的思想，在游戏中，变化是无穷的，没有外在目的，游戏在本性上却是自由。一切近代的二元分立如表象与实体、现象与本质等在这里不复存在。
在现代西方分析哲学和分析美学看来，海德格尔思想中也存在形而上学的语言表达式，分析哲学和分析美学力图基于语言分析去揭露并予以清除，但由于海德格尔与分析哲学、分析美学所关联的是两种根本不同的语言，从而导致了许多误读，语言分析的工作不是很奏效，难以通达海德格尔思想。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说用家族相似取代和消解了艺术和美的本质问题，但他的语言仍然是工具性的语言。
在晚期，海德格尔完全抛弃了设立根据之作法，存在与虚无的合一，并不存在一个根据性的东西，或者说，它们以自身为根据。这些是分析哲学和分析美学以及其他哲学、美学学说难以理解的。
在解释学那里，伽达默尔认为，游戏取决于游戏自身，即游戏的规则和要求所构成的实体主体。在艺术鉴赏中，欣赏者与艺术作品的关系如同游戏，作品的意义也并不固定，而是随欣赏者的审美情感而变化。游戏相关于艺术作品的存在方式，与主体性的自由无关，游戏的真正主体是游戏自身。德里达反对解释学游戏的规则性，因为这种受规则所支配的游戏，仍然受制于形而上学。在他那里，游戏是无底棋盘上的游戏，“所谓‘无底棋盘’就是没有根据，没有原因”。
德里达认为，海德格尔对形而上学的反对并不彻底，他力图更彻底地与形而上学相区分。解构哲学与后现代思想着重揭露海德格尔文本的内在矛盾，并斥之为仍被在场的形而上学所制约，尽管反形而上学一直是海德格尔思想自身的根本任务。在德里达看来，本源性真理的无蔽属于逻各斯中心主义和在场的形而上学。
但德里达却没有看到，海德格尔的无蔽在本性上是游戏，即作为虚无的存在，没有根据，或是自身设立自身的根据。而且，这种根据在不断的遮蔽与去蔽的过程中自行消解。因此，海德格尔的美学思想不属于形而上学传统，而是其反离。当然，对海德格尔的指责，虽或许有一定道理，却未发现海德格尔思想中隐藏的游戏的根本意义。
在既遮蔽又显现的双重性中，语言的诗意本性关切到存在，切入存在的真理，“因为，存在之本性就是游戏自身”。（ID，S.58）在隐与显的游戏中，追问存在及其意义，显现真理，从而倾听语言。“时间———游戏———空间的同一在到时和空间设置之际为四个世界———地带的相互面对，开辟道路，即天、地、人、神的世界游戏。”（UzS，S.214）天地人神之游戏最终表明为隐与显的游戏，也正是在这一游戏之中，才能实现人的诗意居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