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头埋在他的胸膛上不住地亲吻，并且要他也这样对我做。他就听话又急切地做起来。他的喃喃声又响起，他说他每晚都假设我躺在他身边，他总是想象和练习，希望见到我的时候可以做得像一个真正老成的男人。他渴望我看他的身体，看他到底有多么大，以证明他是个完完全全的大男人。他没有任何秘密，像阳光一样简单透彻，像他的数字一样清晰准确。他说他无法看清我脑子里闪烁不定的忧悒与欣喜，他无法弄懂我身体里跌来荡去的谜语与隐秘，他无法消化我过于复杂而混乱的情感。他说他不想再活在对于“故乡”的幻想里，更不想面对于我的时候永远在惯性里沿袭。他说他每一天的努力就是发展他的头脑和体魄，战胜自己，以理清远在北半球那一边的那个女人。
他不住地诉说，急急切切，我听得清晰。他匍匐在我身体上，我只能利用机会才能喘息。后来他停止了诉说，我才想想他急切的时候说的是英语。这可怜的与我同一血统的人一着急就只能说英语。奇怪的是，我全听懂了，我从来也没听懂过这么长这么长的英语。
在这样一所远离中国的由巴斯海峡环抱的公寓里，百叶窗阻挡了灿白而锋利的阳光，窗幔的颜色显得格外黯淡。两个属于地球那一边血统的异乡人沉醉在爱情的奉献里。她为他感动得泪水盈盈，他的需求就是她的需求，他的愁绪就是她的愁绪。在她的心里对于地球那一边的国度有着太多太多记忆，关于童年，关于家庭的废墟，关于尼姑庵的秘密，关于在那片大地上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风风雨雨和令人眼花缭乱的动荡。她想向他诉说，但她无从说起。他来自那里，却对那里一无所知，他没有历史，他的心灵单纯洁净得像一张由纸。她为这张充满渴望的白纸怜惜，为它感动，为它奉献。她无法说清自己对于这个年轻英俊、羞涩怯懦的脸颊的迷恋来自什么，那脸颊使她崩溃。他身上仿佛存有一种无声的呼唤，那呼唤使她忆起已经经远远遁去了的岁月，使她无法自制地必须发动起自己的身体，也调动起那久违了的情欲之外的东西。他是用偽的羞涩和稚气得到的她，而她却把他当做她自身的某一种东3的延续。他把她紧紧搂抱着度过了一个下午，他简直就是专为她昉生，他一遍又一遍对她说“来”，“再来”，她只会顺从。她的思想面对这样一个单纯稚气的头脑无能为力；她的情感与头脑的复杂混乱，天生就是这简单明了的男孩的俘虏。
月亮已经升起了，房间里的一切开始模糊，他和我的疲倦的身体沐浴在月光里，这氛围给我们的事情平添了一种美妙绝伦的意境。
我仰望着窗外的星空，暮色中我可怜的母亲、绝望的父亲以及早年我的露着豁牙的小哥哥的面孔一个一个向我涌来。此刻，我们同顶一个硕大的夜空，可是他们离我有多遥远呢？我无从所知。窗外，闪烁进来一道道黄绿交加的什么光芒，这光芒使我看到了早年尼姑庵里绿意缠绵的天空，那个面孔，那个遥远了的影子穿越了大洋，穿越了年华，在我眼前闪烁。我越是想遗忘的东西，越是在这宁静时刻变得清晰。我疲倦不堪，闭上了眼睛。
这时，他问我“好不好”。我说“要死掉了”。
窗外宁静得要命，没有一丝嘈杂声。我们没有打开灯，只是聆听那凝固的时间在空气里喘息、徘徊、悠荡。
晚上九点一刻，他去赶飞抵悉尼的航班了。他说他多么不想这就离开，他要我等待他两天，静静地等待，然后我们一起去悉尼结婚，就住在他祖父家里。他孩子般忧郁着磨磨蹭蹭，他说一路上只想着我，不给任何一个人一丁点空隙。
墨尔本街头洁白如洗，风光綺旎。只是人影凋零，空荡肃然。住在距市中心只有十五分钟路程（小汽车行驶速度）的街道上，已很难遇上一两个路人，除了奔跑的小汽车，就是辽阔无际、绿草如盖的草地、树林。苍蝇花花绿绿，美丽而硕大，人们把草坪上的飞舞的苍蝇视为小生命，大自然的装饰物。
有时候我穿着长裙在草坪上散步，会遇到一两个人带着狗闲闲地走路。他们会走过来非常友好地搭话。他们问我是不是日本人，神情里有一种对日本人的欣赏。这使我有点不快。我说我是中国人。如果对方是个老人，他就会有许多话题可以和你攀谈，他会说你的长裙如何漂亮，东方女人如何温柔。他还会用僵硬的中文说出有名的天一安^门。我知道澳洲人多是孤独寂寞，但置身异乡，单身一人，总有不安之感。每每总是说几句话就设法脱身离开。
只有一次我在街上遇到一个澳洲酒鬼，他向我要酒钱。我说很抱歉，我无法帮助你。他摊开两只手，耸了耸肩，做了个遗憾的姿势。然后他问我是哪国人，我大声地告诉他：；叩^^日本）！终于有了个机会。
黄昏时分，我独自去距墨尔本大学很近的一个坟场观看，坟场里面没一个人，五彩斑斓的各种各样的石碑大如宫殿，小如水杯。色彩之纷呈，造形之迥异，环境之静寂，表现出澳洲人对于死亡的态度，那种超然、轻松、自由与肃穆之感与我们东方的黑白两色、哭嚎叫唱很是不同。那坟场很大很大，我匆匆转转，就出来了。在坟场门口，遇到一个日本男人，我一听他那种像身上的西装一样挺括僵硬的英语，就断定他是日本人。我们攀谈了几句。后来他问我是否愿意同他去喝点什么。老巴不在，我正想有点事情可以消遣，就答应下来。他的眼睛里立刻就涌上色迷迷的光芒。看得出这体态臃肿的男人正面临一种饥渴。可是，他却直挺着腰板，走路呼呼生风，透着一股日本大男子的风范。我忽然不知从哪儿冒出一股无名的邪火，我微笑着问他，日本侵略中国的时候你多大？来中国没有？他一时语塞，吭吭哧哧半天。最后，他终于站下来，他说他那时候还小，他为那一场战争深感歉疚。接着他垂下头，鞠了个九十度的大躬，说着对不起对不起就离开了，好像那一切都是他的罪过。
实在话，我至今也无法弄清当时是什么缘由使我在那一天忽然变得毫无礼貌和度量。
晚上，我躺在老巴的公寓里就思念起我们一起的事情。大约晚十点钟，他来了个电话，他说明天中午就可以赶回来接我。他说只要听到我的声音，隔着电话线也能感觉到我闻到我。他说他昨天学会了一首台湾的歌，叫《故乡的云》，明天一见面就唱给我听。我让他在电话里就唱给我听，于是他就唱了，唱得东倒西歪不成调，忘记了的和难度大的词，他一律用“啦啦啦”代替。我心里乱七八糟，有点感动。
过了一会儿，他又来了电话，说忘了告诉我柜子里有他的相册，让我拿出来看。
夜深人静之时，我捧着载有他童年足迹的相册翻看起来。那时候他在台北，那张三岁的照片摄于淡水溪，还有一张摄于基隆，但没有注明年岁。他X多数的照片都摄于澳洲。法的童年并不清苦，但没有笑容，那…张张稚嫩秀美的面庞，使我联想起我和我那个当了文艺兵的哿哥的重年，过去了的岁月又在眼前弥漫……
那时候在北京城南，我常为一些很小的事发很大的愁。记得我和哥哥一我惟一的哥哥，我们那时候系布腰带，而学会用布带系一个活扣对那时候的我来说简直是天底下最难的事情。系不成就成了死扣，到时候便怎么也解不开了，于是就哭起来。我对任何一个事情的想象与夸大的习惯从小就有，解不开腰带扣这件事让我害怕，那个年龄我想象不出要是很久很久仍然解不妤这个死扣我会怎么样，这与灾难与死亡有什么关系。于是，便哭着跑去找哥哥，老远地就把上衣掀起来，到哥哥跟前什么话也不用说，这已不是两次三次了，哭就是我的表达，哭的程度就是情况到底有多么紧急多么严重的测量计。我的哥哥才比我大两岁半，他就那么蹲在地上解呀解，解呀解，解到我学会系活扣的时候。
那时候，他一跟我打架，就开始反复地说一句话：扣子解开了的故事扣子解开了的故事……说累了就开始出怪声或者干咳。我的哥哥跟我打架的花样很多很多。而我的法宝只有一个，那就是我有妈妈，妈妈永远站在我一边。我可怜的小哥哥最自卑的就是妈妈总是为我撑腰。于是，他自己为自己撑腰的小花样越来越多起来。比如，他在干咳嗽、出怪声之后，又开始唱歌，他的童音银铃一般气人。唱歌唱累了干脆不出声了，只一个劲地往地上吐唾沫。而我把这一切都看做是他用来欺负我的花招。我花招不过他，就开始无能又委屈地泱泱哭泣，往往一直要哭到母亲下班回家为止。那时候我的时间观念还没有。有时候下午三点钟就开始哭，而我母亲要到傍晚六点钟才回家。于是，家里的阿姨就过来说：“濛濛，这会儿离你妈妈下班还早着呢！五点半再哭。”
后来，有一时期，我记得我父亲被剃了一种很怪的发型，叫阴阳头（在澳洲的街头我惊奇地发现两个非常时髦的青年正剃了十几年前我父亲的那种发型），他去农村种庄稼去了。我母亲蒙上一只大口罩，在学院里扫地冲厕所，每天天一亮就离开了家。家里的阿姨跑回老家去了，没了下落。我和哥哥自然弄不懂大人们闹革命的大事情，也就不问什么。可是，我梳不上小辫这件事又成了发愁的事，那时候，这件事于我简直是天大的灾难。我的小哥哥从此就挑起了为我梳小辫的重任。光秃秃的门牙、张着惊恐的大眼睛、亮着童音把李玉和和杨子荣戏里细微的唱段都学得惟妙惟肖的我的哥哥，烧饭、洗衣、打水、为我梳头发，已充当起家里顶天立地的男子汉。我的长长的发辫在那样一双小手里梳呀梳，梳过去了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梳过去了我那无端的愁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