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还仅仅是中国极少人富裕起来的车族，而非人人都在其中游移的芸芸广众。我曾经在几年前有次过年回家，开车走了六百公里，遇到七起交通事故，血亡的惨状，委实不容复述。可好在，无论何如，今天中国的交通是发达了，而那发达中的败腐就不去谈它了。今天，不单是飞机可以飞往更多的城市（永远的晚点又能算了什么呢），拖拉机也可以走向几乎所有村落；不单是高铁的速度可以世界第一（那惊世的撞车也就不提了），摩托车和自行车也可以成为无数人百千公里回家过年的工具了。有人专机、专列在春运期间回家省亲，也有百万、千万的农民工，因买不起或买不到车票，仍然团窝在遥远寒冷的车间，用那生锈的铁锅煮着冰冻的饺子。世界就是这样。春运就是这样。强富的国家，永远在用它高大的身影，遮蔽着穷弱民族的影身；权贵或者商贾，也永远在春运中记不起那些徒步跋雪回家过年的人们。飞机在春运中运的不仅是回家过年的旅人，还是这个国家、民族的一个新的成形的阶层。坐着高铁的人，眼里不仅有一路山水的风光，还可以感受到因为在普通火车上连撒尿、喝水都无去处的低等旅客给自己带来的优越的福乐。而倘若在年后的电视节目中，又有几个农民工因买不到车票，徒步千里在大年三十的深夜，提着他走破鞋底的皮鞋和血泡淋淋的双脚，终于回到老家妻儿与母亲的身边，可以和家人团聚出一个欢乐的新年时，我们在为我们民族传统的情聚力感到骄傲时，又有谁会想起那些买不到车票的人的无奈和一双血脚行走在酷冬寒路上的辛酸呢。
小广告
雪花飘飘是什么样儿，北京街头的小广告就是什么样儿。
去过很多的地方和国家，终于发现最能体现“中国式经济”和“中国特色”的是这种布满街头、最为醒目独有的经济小广告。路边的树上、线杆上，电话亭的玻璃上和十字路口的配电设备上，凡是人多处的物体上，无不贴满了白的、红的、黄的各色各式为推销赚钱而布满天下的经济小广告（——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广告上不是写着“租房”，就是写着售卖各种证件、毕业学历和帮你篆刻各种公章（中央办公厅、国务院的公章也能刻）的公司名称和电话。任何一处的过街天桥栏杆上，小广告都层层叠叠，花开遍地，别有一番景色在端头；车站和地铁口的地面上，你一脚踏下去，最少能踩出三个公司或五个小工厂；公共汽车站的站牌柱子上，旅客等车的椅背上，无不是这种层出不穷的小广告欢庆的舞台和旗杆。有人的地方就有这种雪花飘飘的小广告，可没人的地方又都不在北京城。偌大的京都就这样被小小的纸片广告吞没了，成了小广告的海洋和“小广经济”的中心了。
为了让都城的繁世绝景从小广告中挣出来，政府是下了大力的。你走在北京的街头上，碰不到贴广告的人在哪儿，可政府派的铲洗广告员和往那铲不掉的就用漆色涂抹覆盖的人，倒是随处可见着，如同见不到歹徒在哪儿，警察却到处都是那样。这是一场游击战和持久战，铲除广告的人到来时，贴广告的也就隐去了；铲除广告的走去了，贴广告的也就到来了。为了击败那些贴广告的人，铲广告的人是想了很多办法的。比如说，在最易被贴满广告的墙上贴了广告、刷下标语说：“谁再在这贴广告谁是王八蛋！”“谁贴广告我操谁的妈！”比如说，在铲了又贴、贴了又铲，你昼白去铲，他夜黑去贴的路边墙壁上、物体上，涂上厚厚一层污机油，让贴广告的胶水粘不上，而只有灰尘和草叶可以粘上去，至于行人的肩膀和衣服，靠上、擦上油污那就不去管它了。
战争总是要有牺牲的。
选自《散文选刊》2013年第9期
评鉴与感悟
说是碎事，听起来也有几分魔幻，但这小小的菱形镜，折射的都是百姓日常生活。小说家摆弄这些细节，笔法粗中有细，寥寥几笔，画出来的，细节翔实，没画出来的，也同样惹人浮想翩翩。
侠客刘新园
马未都
那一年是哪年？我只清晰记得是个风雨如晦，凄冷森森的春日，我只记得是座宽而阔，高而深的古宅，穿过满是陶瓷碎片的过道，看见满视野似乎排列有序的国宝级官窑残器，我忘了和主人先打招呼，眼睛盯着瓷器一件件地快速浏览，直到他拍我的肩头，我才目光转向了他。我来前就知道，刘新园，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所长，对于喜爱陶瓷的我来说，其名如雷贯耳。
如雷贯耳的刘新园先生披着件衣服，趿拉着鞋，这与我的想象有些距离。他笑着问我来这儿干吗，我说喜欢，他哈哈大笑说，我这儿没一件完整的，都是残器。那天，案子上都是成化官窑残器，斗彩小杯，百个以上，似乎在排队，在拼接，听亲人安排，与生人见面。对于这些残器，刘先生是亲人，我是生人。
三十年前的景德镇像一个久病初愈的病人，慵懒羸弱，我记得第一次去时抵达已是深夜，草草住下。第二天一大早起来路边寻吃。忙碌的南方最好看的就是早上湿重的炊烟，吃早饭的小摊桌矮凳低，烟熏火燎，蜷缩着吃一碗什么交钱走人。景德镇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乡下的乡下，山区的山区。但满坑满谷的瓷器，让人心动。从那时起，大约有十几年的时间，景德镇大兴土木，珠山一带连续发现了明代落选的官窑，按刘新园先生的话说，面对如此遗物，又激动又惆怅，激动的是残片能对出基本完整的器皿，补充我们对那个时代的认知，惆怅的是十数吨若干亿片整理出来要待何年何月？
今天的人很难理解那时人的心境。今天的人对瓷器的认知，哪怕是残器也是以钱当先，张口闭口值多少钱，二三十年前的人没有这么世俗的观念。每个人都看守宝贝似的看住曾被朝廷命官抛弃的残器。那些永乐宣德成化的稀世珍宝虽因小恙被弃于地下，又因抛弃而得以重见天日。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吉凶同域，否极泰来。
我对陶瓷的热情在那个年月少见，所以刘先生就对我说喜欢就常来，有的是东西给你看。只是东西太多，说着他带我去房屋后墙的夹道中看，堆积如山的残器，多为首次发现，而这些在过去只是个传说。传说中的永宣青花成化斗彩摆在你的面前，可你看还是个传说。可能是我太喜欢了，刘先生开玩笑地警告我，许看不许拿。说实在的，我当时真想拿几件，心里说这么多呢，都是一样的，拿几片回去研究怎么啦！可刘先生鹰一般的慧眼如芒在背，我只好心里念叨着“人穷志短，马瘦毛长”，自嘲解忧。
我那天的印象中都是瓷器，后来在哪儿吃的饭，吃的什么，一点儿都记不清。只记得人多屋冷饭凉汤咸菜辣，但心气很高，问了刘先生许多问题，该记住的都记住了，该忘的也就都忘了。刘先生与我一见如故，滔滔不绝，他口音有些重，有时候我听得半懂不懂的，也不便插嘴问，临散时才问他是哪里人，他说湖南人，来景德镇二十多年了，我记得我说要是我也在这儿待二十多年就好了，刘先生没接话，狐疑地看了我一眼。
刘先生的书那时并不多，我最早读与陶瓷相关的书没见有刘先生的。后来他送了我一本《蒋祈陶记著作时代考辨》，我读完有点如梦方醒的感觉。刘先生的行文力度跟他说话相近，刀刀见血，读之快然。刘先生最爱说的一句话是“我一生吃奶的力都用在写文章上了”，因为如此，可见用心；因为用心，方见成就。刘先生的陶瓷研究成就是墙内开花墙外香，他的性格不适宜在中国文化酱缸混，一语不合，拔刀相向，吃亏的总是他这种文人，可他一点儿也不在乎，我行我素，行走江湖。
与刘先生分手后我曾长久地琢磨他这个人。他与我见过的学者们都不一样，外观上不修边幅，说话也不修边幅，一副疲疲沓沓的内外，不装腔作势，说专业时两眼发光，果断而不拖泥带水，这让我深感过瘾。后来也在许多场合都见过刘先生，有一次见他西服革履的，我差点儿没认出来，一问才知刚给老外作完报告。我原来老以为中国许多知识分子让文革弄坏了，只能玩朴素范儿，上不了台面，一穿上西服就手足无措，可刘先生却下得厨房上得厅堂。我和他打招呼，心中的话没和他说。
陶瓷鉴定早些年是个冷门学问，偌大的中国能对陶瓷迅速做出判断的总共就三五个人。有名的我都接触过，每个人风格不一，大开大合者有之，中规中矩者有之，谨小慎微者有之；刘先生为前者，有什么说什么，从不藏着掖着，一听就让人痛快。后来陶瓷收藏热了，鉴定家就成了香饽饽，有人请了，坐头等舱了，拿鉴定费了，大鉴定家们就分出了高下，这高下实际上就是人品。
有一次刘先生来北京，我去看他，正巧有个人拿来一件罕物，喜欢陶瓷的人都对罕见之物又爱又恨，爱之稀世，恨之难搞，张三李四王五说法不一不算，还有大家吭吭唧唧地不做表态更让人不爽。刘先生见东西没半分钟就说，东西对；来人说某老判了死刑，说者一脸委屈；刘先生说，我那儿有，可以对照；来人立刻破涕为笑，让我知道了人脸上也有风雨雷电。
我听到刘新园先生西去是他走的第二天晚上，瞬间觉得突然之极。每次见到刘先生从未感到他有老态，总觉得他就是大哥。这个大哥在中国文化上有江湖侠客的意义，能包容能承担，有本事有豪情，在中国的江湖上，最难当的就是大哥。上次见到他时是在上海，吃饭喝茶，谈天说地，谁知人过中年后每一次分手都可能是终生的分手，回想那一刻顿觉心痛。
更觉得心痛的是二十几年来的相识弹指一挥间，记得细节不记得具体，记得音容笑貌不记得都说了什么。人生不可能让你记住所有，就像我初次见到刘先生的那个凄美的春天，那一年是哪年？
选自新浪博客
评鉴与感悟
在电视里听过几回马未都说收藏，一直困惑，他怎么什么都知道。后来读了他的一些书，才明白，重要的是兴趣。有了兴趣，自然会去钻研。比方说这篇，他写陶器专家刘新园，先不说人，而是说陶瓷，由物而人，他的世界由此走向广阔。当然，很多人的世界都会走向广阔，只不过马未都的话有自己的腔调，他说出来，与人分享，而且还有很多人爱听。这厉害了。
大风到来之前
李骏虎
起初，村子在大地上就像一泓平凡到随处可见的水洼子，没有风的天气里表面上连个水皱皱也不见，人都像那孑孓和鱼苗在水草间游荡，从外面别想听到有什么声音，更猜不到水里有没有活物在，有多少。
接着天气就变成了春二三月，太阳还没有解开倒春寒的冻，有点亮堂堂的，仍然感受不到一丝温暖的火力。在大风到来之前，村子还是那么安静，不生不灭，迹象全无。
“小鸡儿——乐呵！”一声吆喝，仿佛蒲剧开唱前的叫板，拉开了一切卑微而壮阔的生灵的舞台序幕。一个外面来的汉子，黑筋筋的，挑着一副担子晃悠悠地进了村街。担子两头是两摞笼屉似的笸箩，笸箩上罩着绿莹莹的窗纱。通常，汉子后面会跟着他或肥胖或干瘦的婆娘，包着花头巾，一见巷子口有人闻声出来问询，就紧扭几步赶上男人，头上的包巾已经抹到了脖子上成了围脖，瑟缩在袖筒里的双手也甩将出来，开始指派她的男人做生意。
笸箩刚落地，绿窗纱还没来得及揭开，久违了整整一个冬天的啁啾鸟鸣就喧闹开来，逗引得那些急不可耐的眼睛从窗纱的窟窿眼儿里探看那些滚动的黄色小绒球儿，同时生机在那个瞬间从每个瞳孔里解冻，并逐渐让那些过于沉静的表情活泛起来。
金黄色的小鸡娃娃像一片跳动的绒球，让人眼前一亮，像一个个太阳的孩子，照亮了乡村的初春。阴影里，它们瑟缩在一起，但只要笸箩被推到阳窝地里，它们就活跃起来，不知天高地厚地追逐伙伴，啄食着并不存在的食物。事实上，这样的啄食不过是一种求生的意识和仪式，刚出壳的鸡娃娃喙尖儿上都包裹着一层角质，是啄不到东西的。只有被人买去，主人才会用指甲帮它抠掉角质，让上下两片喙能咬合起来。鸡的一生没事了总喜欢左右偏着脑袋在地上摩擦自己的喙，就是与生俱来的求生本能的延续。
村里人生来把命儿看得轻，把生死看得淡，人命不金贵，鸡犬一类就更不值钱。买几只鸡娃娃不是什么延续生命的仪式，就是给生活的链条接续些儿物事。下地回来的，串门儿路过的，看见卖鸡娃娃，就蹲下来看个热闹，顺手摸摸裤兜里有没有个块儿八毛的，有的话把挂在锄把儿上的草帽儿反过来，壳儿里就放得下十来八只的，或者从裤兜里抽出一条皱巴巴脏兮兮的手绢儿，像在野外拾到几颗山杏儿野果子一样，先把手绢铺在地上抹平，把鸡娃娃放上去包起来，就那么提着，在手绢儿里冲撞着，啁啾着，提回家去。更方便的，是像掬着泉水喝一样把双掌并起来，就那么端着几只回去也解决问题。
那卖鸡娃娃的汉子，仿佛数学很精通，也有些训练禽鸟的本领，不用一只一只的抓给你，也不用一双一双地去数，就把笆篱似的大手插进笸箩里去，扒拉着那些活蹦乱跳的小生灵，嘴里数着：“一五，一十，十五，二十。”数百金黄的弹球似的小东西就像被施了定身咒，碰到那粗大的手指的就不能动弹，被扒拉到一边，乖乖地待着，挤在一起喊叫，最后被一双手掌捧起来，像掬着一捧粮食一样放到新主人的草帽壳里、铺在地上的一方脏手绢里，带着惊恐和咏叹的声调开始新的生命历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