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然，这个村落是重教的。白鹭村的族规里重视读书的内容从建村开始，一直持续到民国，具体的规定如下：当时，对考取了小学的人，大祠堂代交学杂费。（也就是说，穷人家的孩子只爱读书，考上小学，便是义务教育了。）考取了中学的，祠堂每年补助八百斤稻谷。如果考取了大学，祠堂对学生家里每学年补助一千斤稻谷。白鹭古村不仅仅有大祠堂，还有分户的小祠堂，就像现在的县乡村一般。各个级别的祠堂都会有所补助。
在旧时，教育几乎是一碗乡村子弟呕出的鲜血，“头悬梁，锥刺股”，那么多疼痛感的词语纷纷来说这样一件事情，除了对文化的敬重，更多的是，考取功名后的所得，比刺股之痛要甜美得多，也从容得多。
时代已经转换许久，在当下，学历仍然左右着乡村孩子的命运。
古村落里的这些旧式建筑，竟然一下让我想到奔波和命运的累积，想到在时光的深处，总有一些永恒不变的东西，让人们变得庸常而世俗。
出得钟家祠堂，看到一个妇女推着一辆独轮车，车板上放着两袋稻谷或者其他粮食。一个孩子在另外一侧跟着，哼唱着一句歌词。母亲模样的妇女着老色碎花的上衣，深灰色的裤子，拖鞋，将车子推得很快。独轮车需要左右掌握方向，不然，可能会左右摇摆不停，可是她很轻松地行走。仿佛是一个古人走错了时空，突然穿越而来。
旧村落里的人果然也使用这旧式的交通工具。陪同的人解释说，独轮车在江西的旧式乡村，仍然还常用。像白鹭村这样的村子，各个巷弄很深很远，汽车开不进去，摩托车呢，也带不出来。所以，只能用这种旧式的交通工具，才能将家里的肥拉到田野，又将庄稼拉回到家里。
乡村，说到底，只是田野的一个被窝，最终，它是要到田野里去的。
我们最终过了村子里的几个祠堂，站到了村子的高处：一个戏台。远望处是稻田，盛夏的稻田里有蛙声，有蝉的叫声。也有稻草人的叫声。
我坚持地认为我看到稻草人了，稻草人在稻田里和鸟儿交谈，和几个孩子交谈，稻草人是心理医生，治愈了这个古村落里的人的孤独感。
站在那个戏台上，我看着村后山上的竹林，以及村前的稻田，突然听到一声弦音。水流声里，码头上的船只停下来了，煮好的热鸡蛋的味道，以及马蹄声里叫着母亲名字的幼童声音。
如今，这个乡村败落了，码头没有了。只有那稻田里的稻草人还随着风摇摆着，像是被时光遗弃在此处的一个戏子，只是，她丢了自己的衣裳。
在江西的这群旧村落里，我一直想捡到一把旧铜锁，或者其他信物。这是我们可以打开自己的前世的钥匙。然而，我一直没有寻到。
看来，我还要继续走下去。
选自《散文》2013年第9期
评鉴与感悟
赵瑜的散文我读过不少，他写生活中的小事，看似波澜不兴的一瞥，在他的笔下都有了惊鸿的意味。比方说，写坐公交车，他说他最喜欢“听学生和女人说话”。因为喜欢，所以他的笔下就总有意想不到的闪光。这些看似漫不经心的故事，因了他的眼睛，趣味就出来了。他应该也见到了灰而暗的现实，但却不表露意见，至少涌现在他笔端的，是对人世的洞烛。《时光三种》也不例外。
四张脸
傅 菲
坐在屋檐下打瞌睡，是东梅奶奶多年的习惯。吃过午饭，躺在竹椅上，盖一条破棉絮，她瞌睡了。黑猫慵倦地蜷缩在她怀里，扑扇一对小耳朵，长长的银色胡须在抖动。屋檐斜斜地形成坡，阳光奔泻下来，柚子树荫也奔泻下来。她脸上覆盖了一层薄薄的静谧和安详。
这是一栋旧木房的一半，一个厢房，一个柴灶房，一个没有门的厅堂。另一半拆了，盖了楼房，属堂叔子水炎的。东梅奶奶孤寡了二十多年，无子嗣。丈夫水福死的那年，东梅奶奶种了这颗柚子树。现在，柚子树有钵头粗，四月，黏稠的花香挟裹着水蒸气，扑入人的肺腑。她喜欢毛茸茸的柚子花香。花香里有雨水的潮湿味，有生木的青涩味，有泥土的咸腥味。
瞌睡之后，东梅奶奶背一个扁篓，到各条巷子里捡易拉罐、塑料瓶、废铁丝，也捡木块、柴枝。废品堆在厅堂的大木桶里，卖给废品站，木块柴枝烧锅。有时，她越过水沟，到河滩去捡。河滩有一个驾校，每天有十几人在那里学开车。水沟有一米多宽，她跨不过去，搬来石块垫在脚下，用手扶着矮墙，把扁篓扔到墙垛上，一只脚搭上去，钩住墙垛，然后整个身子滚上去，爬起来，用手拍拍衣服上的尘土。一天下来，东梅奶奶能捡五十多个废瓶子，在节假日，能捡一百多个。
“东梅嫂，你去敬老院住呀，吃住都不要钱呢。还有人照顾。”有人这样劝东梅奶奶。村主任雇人用货车把东梅奶奶送去敬老院，带上衣物，住了一个多月，又回来了。东梅奶奶说，不习惯，白菜煮得又黄又烂，难吃，服务员用竹梢打人，打脚，骂这些老人老不死。孤老的人，不愿去敬老院，服务员态度差，打人，冷言冷语讽刺人，还饿人肚子。前年，一个老人死在床上，第四天才被人发现。没钱给，谁愿意苦心伺候老人呢？东梅奶奶找了几个堂侄儿，说，谁愿意养我终老，我把房子、田地留给谁。可谁也不愿意，破房子不值钱，田地不值钱，三分田五分地，不够一场大病的花销。
孤寡着，在半栋旧房子里，东梅奶奶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睡觉，一个人说话。她说，死了多好。她又说，死，真难。她自言自语：“活在世界上，真好。”她的脸上有许多油疮，一粒粒斑红的小泡泡，有的已经结痂壳。痂壳脱落下来，留小圆圆的白斑。白斑花花的，像苍耳子的花。脸门窄，像小脚女人的鞋样，皱纹像晒干的粉皮。她的眼睛有白翳，看人的时候，看好一会儿，才缓过神来，有时反光，她用手遮住眼角看。她用一块印有枣花的青布，把头部扎起，整个脸突显在虚无的空气里，让人一眼确认出她内心的真相。
2012年中秋节，东梅奶奶躺在竹椅上打瞌睡。黑猫伸出长长的舌苔，舔她的脸，喵喵喵地叫。她的脸有一种疲倦消失后的平静。潮水退去，裸露出风蚀的礁石。她一直瞌睡到月亮盘踞在柚子树上，被人抬上了木板床，被一条宽大的白布遮盖。猫在床上跳来跳去，最后趴在她身上睡着了。
“你怎么还挑尿桶浇菜呢？”2012年12月31日，我回枫林，去表哥砖厂玩，回家的路上，我遇见了棺材伯伯的老婆，惊诧地问。“她不挑桶，谁挑？”我母亲在边上应了一声。“那棺材伯伯怎么不挑呢？这么重的活儿，不是你能干的。”我说。
“我多挑几趟就可以了，每担挑少一点。”棺材伯伯的老婆用尿勺伸进桶里，把尿匀洒在白菜的根部说：“棺材就是一副棺材，把我赶出门了。”
我听了有几分愤懑，说，哪有结婚一辈子，临老把妇人赶出门的。棺材伯伯比我父亲大两岁，今年七十九岁，他老婆叫什么名字，我忘了，他家离我家只有一百多米。棺材伯伯早年丧妻，生了三个女儿一个儿子，娶了同房的侄媳妇做续弦。房侄婚后三年早逝了，生了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儿子叫豆亮，女儿叫英国。棺材续弦后，生了一个女儿，叫时春。时春比我小三岁。我年少的时候，棺材伯伯经常和我父亲开玩笑，说，以后时春嫁你儿子旭华，时春也喜欢旭华。十六岁后，我离开枫林，哪还记得时春呢？事实上，快三十年了，我也没见过她。
菜地在我家门口的溪涧边，白菜茵茵。一垄垄的菜地，齐齐整整，看得出种菜的人悉心栽种。我问：“豆亮不种吗？”
“豆亮十四岁开始学做木匠，一直在义乌做，差不多做了三十多年了。每年正月十五出门，到了过年才回家。”棺材伯伯的老婆说。她比母亲小九岁，看起来比我母亲苍老。她身材矮小，踮起脚尖才能挑尿桶。她把尿桶的绳子多扎一个死结，刚好挑起。尿桶前后晃，她身子也前后晃。她走三十几米，歇一下，哈呼哈呼地喘气。她的两个肩膀，像一座小小的石拱桥，桥上长满苔藓和杂草。
“谁知道是这样的结局呢？过年就七十岁了，被人用扫把赶出门，嫌我光吃不做，嫌我老年多病。”棺材伯伯的老婆说，说得咬牙切齿，把尿勺狠狠地击打尿桶的木板。她说，做了四十年多的后娘，把孩子带大，嫁人娶媳妇，一手操办，现在好了，自己倒成了一堆甘蔗渣，甜味吸完了，随地一吐，满嘴渣，扫到菜地里当肥料。
“棺材伯伯一时糊涂，会贪恋你的好，把你接回去的。两个老人在一起有话说有照应，分开，两人老得快。”我说。我母亲用鼻子哼了一声，说，不嫌老太婆死得慢，都算有良心。我母亲说，年轻的时候，棺材伯伯吃饭，蹲在长板凳上，看见老婆吃第三碗，用筷子抽打桌子，啪啪啪，亮开嗓子骂：“吃的饭比人重，浪费粮食。”妇人再也不敢吃，等大家吃饱了，妇人把剩下的菜汤喝掉填肚子。棺材伯伯的老婆听我母亲说这些事，眼睛红了起来，说，吃过的苦，十天半个月也诉不完，他哪会念情分呢？念情分，我也不至于这样，被她女儿骂贱妇，挨她筷子打头。她一边说一边用手擦眼睛。她的右颧骨上有一块皮癣，像剥了鳞的鱼皮。她蔴白的头发垂了下来，遮了耳根。脸干燥，枯色，风吹时，头发一绺绺地掀动。脸凹进口腔两边。脸上有很多麻斑，露出小白点，卤花一样。圆圆的脸，现在干瘪了，和一个柚子掏了瓤差不多。她的神色有些微变化，但无法察觉，一闪而逝。
我陪母亲回到家里，母亲坐在板凳上嗑南瓜子，嗑出一地的壳，碎碎的。鸡围过来，啄壳吃，咯咯咯，边啄边叫。
月秀哭的时候，泪水像屋檐水一样，披挂下来，一滴连一滴，串成绵绵的雨线。泪水干了，脸上布满渍迹，和一张细密的蜘蛛网没区别。
这一生，她哭得太多。七岁，她父亲建房子，从梁上掉下来，在床上躺了三个月，撒手而去。九岁，她母亲下堂，嫁到枫林，做了石凳的老婆，月秀随母亲来到枫林。十七岁，她母亲难产，淌了一床的血，婴儿的脚露出半截，母亲无力生产，浑身湿透，水泡了一般，被继父用一条烂草席裹上了山。二十岁，月秀嫁给本村的杀猪佬田七，生了五胎，前面四胎是女儿，生一胎女儿，挨一次棕绳打，吊在花床的架上打，打得全身青肿，火烧一样痛。三十六岁生下儿子。月秀把儿子当宝贝，天天抱，抱到两岁，儿子还不会走路，也不会拿勺子，到省儿童医院检查，查出儿子脑瘫。杀猪佬再也不回家，要回家也是醉得死猪般嚎叫，嚎叫停了，用棕绳打老婆。
用棕绳抽，啪，啪。月秀再也不哭了。她的眼睛空了，像个阴寒的山洞，吹出冷飕飕的风。风打在人身上，令人不可控制地打寒战。风从月秀的内脏里，钻出来，穿过眼睛幽深的洞口，射出来。也从她脸上的每一个细胞射出来。月秀的脸已经干裂——水泡过的泥浆，晒干了，有密密麻麻的缝隙——有石灰刷过后的粗糙感，像块日晒雨淋的瓦。雨打在瓦上，四溅而散，吧嗒吧嗒。她的脸上蒙着一层阴影，厚厚的，冰寒的，阴影投影到她的全身，加重了她身体的重量——她慢慢地走路，整个头缩在脖子上，身子缩在窄小的衣服里。她晃晃头，努力把头从衣领里挪出来，反而落下去更深。她手抄进衣袖里，移着步子走路，低着头，别人叫她，她也听不见。她不聋。她把头发光洁地梳成一个簪，簪上插一支黄塑料发夹，额门整个袒露出来，扁塌，像一块荒了多年的地。
杀猪佬田七躺在厢房里，再也起不来了。他得了中风，还患有哮喘。月秀一天喂两餐给他吃，用勺子舀饭，塞进他嘴巴。十五岁的脑瘫儿坐在一个木桶里，看电视。电视是一个亲戚送给月秀的旧电视，屏幕有杂色的波纹，嗞嗞嗞的杂音。脑瘫儿看着看着，尿从木桶里的缝里洇湿出来，沿着桶板，湿了一地。
四个女儿早早出嫁了，月秀操持一个家。她习惯了操持。当她听到儿子的哭声时，泪水就不断翻涌，但流出的不是泪水，而是风，风把眼球吹干了，吹得枯涩。她抬头望一眼天空，天空是空的，比眼睛更空。风在她脸上呼呼叫。
中饭，晚饭，二婶端一碗饭站在我家门槛边吃。我母亲把碗筷都收了，二婶才开始吃。她靠在门框上，和我母亲闲聊。二婶是邻居铜头的老婆，陈坑人。她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大儿子做石匠，受过摔伤，头歪着，满头白发，现在给票务公司卖票，一个月一千两百块钱，媳妇嘴巴鼓起来，扁头，骂人能从早上骂到晚上睡觉，嘴角有长长白沫。二儿子做油漆，和媳妇一起，出门七年了，把两个女儿留给奶奶带。二婶每餐吃一大白碗饭，饭面上放一些菜。菜一般是白菜萝卜，或者咸菜酱椒。她老头帮邻居盖房子或修厕所。铜头是个石匠，常年忙碌，干一天八十块钱，下雨的时候，他找喇叭炎和癞痢打麻将。铜头六十岁才开始学麻将，学会了，对老婆说，世界上最好玩的东西，是麻将。二婶问他玩过世上哪些东西，铜头说什么也没玩过，手里只拿过锄头、刀、扁担、铁锤、泥刀、耖。铜头打麻将基本上都是输，打一次输三四十块。他不打大麻将，一个胡五毛。输了还想打，赢了更想打，觉得赢钱比做工来得快来得轻松。二婶骂他：“总有一天，你死在麻将桌上。”二婶女儿，小我四岁，在她二十二岁那年，怀孕时去世。她怀孕全身浮肿，到了八个月，在去医院的路上死了。她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只是从没做过检查，一家人不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