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儿葬在油茶山上，二婶天天在晚边时分去哭，蹲在油茶树下，哭了一年多。大儿媳妇凶悍，常常吵架，砸锅摔碗，扇儿子耳光，对天诅咒。二婶躲在我家哭，扯自己的头发，用头撞门板，哭一个下午，又去女儿坟上哭。
短短的三年，二婶老得很快。先从胃部老，饭量下降，一餐吃一小碗；再从膀胱老，一天上七八次厕所，半夜还上两次，她经常对我母亲说起上厕所的苦恼，到菜地种菜，中途还要蹲在墙底下放松一下；最后从脸上老，水分流失，像一根树抽干了水，树枝干硬。她的脸和经历了霜冻的墙体差不多，手一碰，粉浆壳连片剥落。脸是她对生活的一种指认。
两个孙女坐在水沟边，把脚伸进水里，划动着。孙女大的七岁，小的三岁，都拖着长长的鼻涕。鼻涕黑黑的，有灰。我带水果回家，也端几个给这两个小孩吃。我吃水果，她们站在我下巴下面，仰着头看。我嚼动嘴巴，她们也嚼动嘴巴。有人送包子上门叫卖：“一块钱三个呀，热的。”包子是小包子，肉馅。我买两大碗，大家吃。二婶忙不迭地对卖包子的黑炭老婆说：“仙妈，我拿六个，钱等老二回家还上。”二婶托一个铁碗，把包子放在碗里，拉着孙女回家吃。二婶返身来我家坐，孙女又跟了出来，说，包子吃完了，还想吃。二婶从地里捡了一根竹梢，打大孙女，责骂：“你个死吃的，都不知道留一个奶奶吃，一下子吃完了，你爹哪有那么多钱买。你爹做累死了，也救济不了你这两张嘴。”两个小孩呜呜地哭，在地上打滚，满身灰尘。我把包子塞进她们的嘴巴，哭声没了，羞答答地爬起来，又坐在水沟边玩水。二婶的脸阴沉下来，压着乌云。她原本宽阔的脸，已经完全收缩，皱皱的脸皮塌陷下来，颧骨突兀，嘴巴显得大，两个门牙暴出来。她的额头有三条深深的沟壑，眼睛凹进去，看起来像个远古的人。
选自《百花洲》2013年3期
评鉴与感悟
读他的文字就像是在看他画肖像画，甚至连光线的对比变化也要再三斟酌。当然，他写的还是散文，他关注微小人物的生存状态，力求客观、准确、内敛。在这隐忍的背后，仍能看到他的态度：他贴着他生活的土地，呈现时代之殇，悲天悯人。
笛安
火炉
我打电话回家的时候，我的意思是说，有时候她叫不上来我的名字，她知道是我，她记得我的声音，听到我叫她“姥姥”她就会很开心，因为她想念我。可是她就是没有办法在听到我的声音的第一时间想起我的名字。阿尔茨海默病的典型症状就是如此。我总是更愿意使用这个拗口的音译过来的词，因为这种病还有一个更通俗，但充满歧视性的名字——老年痴呆症。你说谁痴呆，你才痴呆。这些患病的老人只不过是丢失了记忆。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们谁都说不好。我只记得几年前的某个夏天，有一天，她心血来潮炒了一盘虾仁，非常开心地对我们说：“这是我第一次炒虾仁，你们尝尝好不好吃。”那时候，第一个反应过来的是我爸爸。爸爸说：“你在说什么呀，我1979年第一次来家里吃饭，你就炒了虾仁。你已经炒了二十几年了。”她愣了一下，摇晃着白发苍苍的脑袋：“不可能，没这回事儿，我不记得了。”后来我把这件事当成笑话讲给我的朋友们听。那是因为，我始终拒绝承认她患上了这种不可能痊愈只会越来越严重的疾病。直到有一天，她非常着急地指着我问：“你叫什么……你叫什么来着？”——我才不得不承认，她是真的忘了太多的事情。可是我在心里总是跟自己强调着：她并不是忘了我，她只是一时想不起来我的名字。
我只是一直都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我从小跟着她长大，她曾经那么能干、敏捷，不久以前，她还穿着白大褂偶尔去医院的专家门诊。她一直都是个神采奕奕的老太太，直到今天都是。她穿着一条自己找裁缝做的、墨绿色的旗袍式连衣裙，还有白色的平跟鞋，兴冲冲地出去逛街。她说她想去买新鞋子。出租车司机都会说，老太太精神真好。听见人家夸她，她就会很开心，会很热闹地跟人家司机说，她原先是眼科大夫。可是再过一分钟，这个司机就会发现，她根本没办法准确地说清楚她想去哪里。
“你看，这双鞋好不好？”她问我。“好。”我说。“但是——”她脸上掠过一丝隐约的为难，“你外公一定会说不好。这双鞋上有朵花，他一定会说，老太婆穿那么花干什么。”她的表情简直是羞涩的，她已经快八十岁，但是还总是维持着一些少女的表情和说话的方式。“别听他的。”我很认真地说，“只要你自己喜欢，就买下来。”“我喜欢。”她微笑着，用力地点头。“那就把票给我，我去付钱，算我送你的。”“哎呀不要，”她急了，“你哪有钱，你还这么小。”“还小啊，我都已经——”我突然问她，“你说得上来我今年多大吗？”“你……”她迷惑不解地陷入了回忆，忘记了追究谁来付钱，“你二十一，不对，二十三，你有这么大吗？二十几来着……反正，”她又从这件事情跳到了另外一件事情上，“你该结婚了吧。”
可能在她心里，我一直都是那个每天早晨赖床，要她强行按在早餐桌前梳小辫的小姑娘。我不喜欢喝牛奶的时候，她会像所有老人一样说：“挑拣什么呀，现在的小孩子，要是让你回到1960年，还由得你不喝牛奶，连窝头都没有。”但是紧接着她又会说，“不过呢，都说你们现在的小孩子幸福，其实你哪有我小时候的好日子，那时候我们在天津的英租界的洋房那么大，家里光是厨子就有三个。”“那么好……”小时候的我羡慕地说。“当然了，”她得意地扎紧了我的蝴蝶结，“我小的时候梳小辫子，我妈妈都不会动手的，都是奶娘来梳。”然后她突然意识到要给小孩子一些正面的教育，急忙补充说，“可是呀，那些不重要。一个人只要自己劳动，自食其力就是好的。”“那后来呢？”我更关心的显然还是不需要自食其力的好日子。“后来……”她的神色暗淡了，“后来日本人打进天津，所有的好日子都完了，我们就开始逃难了。”
小的时候，往往是讲到轰炸的时候，我的牛奶喝完了，于是回忆结束，小朋友上学的时间到了。其实后来的日子，也很简单，几句话就可以说完了。
她离开天津，在乡下度过了充满战乱记忆的青春期，然后去解放区，念了医学院，在那里她遇到了我的外公——一个像孩子一样天真热情，又像孩子一样固执冲动的男人。他们一起扎根在一个陌生的工业城市，她陪着她的男人忍受了所有的困窘、动荡和磨难。她像那个年代的很多女人一样，允许自己的男人在家里什么都不做，允许他像个孩子那样任性下去，直到耄耋之年。外公永远不记得自己的衬衫放在什么地方，不记得自己到底该穿哪件外套。突然有一天，他一直依赖的那个人渐渐丧失了记忆，渐渐地连十分钟前发生的事情都不再记得，他也安之若素，像往常那样依赖她，从依赖她的体贴，变成了依赖她的遗忘。有一次，外公跟我说：“去问你姥姥，我的身份证到哪里去了。”我说：“她现在不可能记得了。”外公突然倔强地一挥手：“算了，丢了就丢了，大不了重新办。”好像如果是因为她的遗忘而丢失的东西都是不要紧的，他宁愿过丢三落四、乱七八糟的生活，也不愿意承认那个女人已经失去了照顾他的能力。
我写的书，姥姥都会看。看得很慢，也永远看不完。因为她看到第三十页的时候就想不起来前面二十页究竟发生了什么。然后再转回头去看前面，到了第三十页，遗忘又一次发生。因此我的书一直堆在她的床头，可惜永远只看了那么一点点。但是她总是认真地说：“我觉得你写得挺好，真的挺好。”一次她对我说：“我有个故事给你，是我自己十几岁时候的，你将来把它写到你的小说里面去，一定要写。”“你的意思是说……”我看着她因为兴奋而染上红晕的脸庞，“你认识我外公以前，认识的……别的男孩子吗？”“说是男孩子，若是活着也得八十多岁了。我不告诉你。”她笑，“等我想说的时候我再说。”我说过的，在她的脸上和眼神里，总是会呈现出一种属于非常年轻的女孩子的表情。我不明白她是怎么做到的，让那个少女时代的自己穿越了大半生的坎坷和风尘，依然存在于自己的灵魂中。我不知道这种东西能不能遗传，如果能那就太好了，我也希望我可以像她一样，直至暮年依然恪守少女的自尊、矜持和娇嫩。
我出国那年，我跟她说：“什么时候，你和外公来欧洲玩，你们来看我。”她很庄严地说：“我一定去。”但是现在，她不记得她自己说过这句话，外公衰弱的身体也让这个遥远的旅行变得不可能。她一直盼着我回家去，盼着我回去住那个童年时代的房间。当她心满意足地站在这个承载着很多岁月的房间里，看着我打开箱子挂衣服时，她拿起我的面膜看了一眼，嘟哝了一句：“其实这些一点儿用都没有，你们年轻人就是喜欢乱花钱。”然后她又羞涩地一笑，“我也不好意思说你，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也喜欢乱花钱。那时候每个人的工资都差不多，别人每个月都能攒下一点钱来，我就不行。”然后她叹了口气，“你回来了，真好。你还是赶紧结婚吧，人总是得结婚的。只要那个人品质好，懂得心疼人就行。千万别太在乎有钱没钱。有钱和没钱的日子我都活过了，人家对你好其实比什么都重要。”
我会尽力的。我之所以说尽力，是因为这件事情真的不能全依赖我一个人。但是我会尽力，让她参加我的婚礼，让她看着我穿上嫁衣，在她彻底遗忘我之前。
选自《读者》2013年20期
评鉴与感悟
怀旧的话题最易引起共鸣，却也容易落入窠臼。幸好她是笛安，她自有化腐朽为神奇的本事，但细细读来，击中人心的恰恰并不是她擅长的叙述技巧，而是那种朴素的情感。她并没有想着要迎合，而是有节制地回忆她的姥姥。这种祖孙情感非她独有，但只有笛安把这么一个故事写得如此百转千折，直揪人心。
在遗忘之前
不器
冯唐
有时候，人会因为一两个微不足道的美好暗暗渴望一个巨大的负面，比如因为想有机会用一下图案撩骚的Zippo打火机而渴望抽烟，比如因为一把好乳或者一头长发而舍不得一个“三观”凌乱的悍妇，比如因为一个火炉而期待北京一个漫长而寒冷的冬天。
我怕冷，我把我怕冷的原因归结于我从父亲那边遗传的基因。我老爸生在印尼，长到十八岁才回国，十八岁前没穿过长裤，更别说秋裤了。北京夏天最热的时候，我老爸带我去龙潭湖游野泳，我下水没几分钟，上来，面朝下最大面积地平摊在水泥湖岸，后背最大面积地接受阳光，两瓣小屁股还是冷得筛糠一样颤抖，仿佛一条刚从湖里打上来的大鱼。
记忆里北京的冬天漫长而寒冷，每个人穿着同一个颜色和式样的衣服，像是一个个丑陋的柜子在街上被搬来搬去，树枝里面包着的春花和女人衣服里包着的奶光似乎永远不绽放。北京漫长的冬天里唯一的喜庆颜色是“两白一黑”，“一白”是白菜，北京冬天的主菜，通常的习惯是买半屋子，吃整整一个冬天，醋熘、清炒、乱炖、包饺子、包包子、包馅饼，百千万种变化，不变的是白菜还是白菜。另“一白”是白薯，北京冬天唯一的甜点，买两麻袋，吃整整一个冬天。“一黑”是蜂窝煤，堆在门前院后，那时候北京大面积的没有市政供暖，整整一个冬天的温暖得意就靠它了。
我常常因为烧蜂窝煤的火炉而想念那时候北京的冬天。
伺候火炉是个有一定技术含量的活儿，这个技艺由老爸掌握。炉子安放到屋子一个角落，烟囱先向房顶再向一面墙蜿蜒而过，最终探出屋外。烟囱在屋外的一端要安个罩子，防雪防尘。烟囱在屋里的一段要逐节密封好，否则一觉醒来，一家已经在天堂。为了伺候炉火，老爸自制了很多钢铁工具，夹煤的、捅煤的、掏灰的、钩火炉盖儿的，其中捅煤的钎子常常被我们拿去滑冰车用，总丢，老爸总是做多几个放着备用。蜂窝煤似乎有两种，一种是主流，数量多，含煤少，一种数量少，含煤多，贵，用来引火，先放在煤气炉子上烧着，然后放进火炉最底层，最后再放上普通蜂窝煤。蜂窝煤烧尽，要从下面捅碎，煤灰随重力落到炉底，用煤铲掏走，再从炉子上面加一块新煤。最考技术的时候是临睡前封炉子，留多大进气口是个手艺，留大了，封的煤前半夜就被烧没了，下半夜全家被冻醒，留小了，不热，一夜全家受冻，加上蜂窝煤的煤质不稳定，留多少更难控制。老爸的解决办法是半夜起来一次，我睡觉轻，常常听见，他摸黑穿拖鞋声，因为长期吸烟的几声暗咳声，吐一口痰声，喝一口水声，铁钩子拉开炉盖儿声，铁钩子合上炉盖儿声，撒尿声，脱鞋再上床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