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万个人，谁也不离开，两万人全站在水流潺潺的台阶上。雨，渐渐地息了，雷声滚滚地远去了，人们收拢雨伞，雨水沿了伞尖流入台阶的石缝里，荒草之间又长出茸茸的青草。指挥复又转回身去，乐队坐下了，重新，又一遍地演奏第四乐章。这是神灵的旨意，随了乐声渐渐起来，雷声又滚滚地来了，雨又蒙蒙地下了起来。乐声激越地行进，雨点便也激越起来，只在小小的休止的时候，停息那么小小的一瞬，那是真正的休止，那是真正的肃静，四下里没有一点声息，连风声也偃止了。雨点顺了伞尖，无声地滴进石缝间的青草上。乐声又起，雨声复起，合唱队又一次地起立，庄严唱道——
欢乐啊，美丽的神的火花。
欢乐的颂歌在雷电中升腾，这真是一幅奇异的景象，两万个人背着行囊，裹着绑腿，走过纵横交通的石子街面，经过昔日学生监狱的森严的门前，穿过毁后重建的老桥，背朝着一座王宫的废墟，踏着铺满落叶的山路，登上山顶，来到一个抛荒四十年的战争狂人的遗迹，在这遗迹上演奏两百年前的一位艺术家的作品──“欢乐颂”。这就好像是两万个人一起来赴一个共同的约会，一个预定了两百年或更长久的约会，为了赴这一个欢乐的约会，两万个人走过了两百年的崎岖的道路。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约会啊！
乐声和歌声一起止了。雷声滚过山峦，向天际远去，乐队退下了舞台，人们纷纷走动，跨过一梯一梯的石阶，向山下走去。天已擦黑，飘着无声的雨丝，忽然，身后响起一片整齐的歌声，一群人站在台阶上，朗朗地唱道：
“欢乐啊，美丽的神的火花。”
当他们唱完一段之后，走散了的人们便回过头去热烈地揶揄地鼓掌，然后又另有一队人站在另一层台阶上唱道：
“谁有那种极大的幸运，能和一个友人友爱相处。”
再有人接上去唱：
“一切众生都从自然的乳房上吮吸欢乐。”
歌声从这边，那边，夹了掌声，叫声，呼哨声，纷纷响起：
“弟兄们，请你们欢欢喜喜，
在人生的旅程上前进，
像行星在天空里运行，
像英雄一样快乐地走向胜利。”
我们一梯一梯地跳下石阶，为了抄近路，放弃了现成的平缓的盘旋的山道，直接从陡坡上往下冲。树林茂密的山间已是夜晚，天蒙蒙地下着雨，人们一起往山下去，背着行囊，穿着登山鞋，哼着歌儿。落叶好像比来时更深更厚了，深深地陷着我们的脚，直到脚背，松树好像比来时更高更大了，严严地遮着天光。人们小跑着下山去，如一支胜利解散了的大军。下山的路似乎比上山的路近得多，我们转眼间下到了山底，隔了内卡河，我们忽然地看见了夜幕里的通体透明的王宫。那王宫的废墟通体透明，灿烂辉煌，在黑沉沉的夜幕上，犹如一个古老的神话。
这天晚上，我们在一个便宜的希腊饭馆吃了饭。我们和一些不相识的人们朋友似的坐在一条长桌的两边。当我们摸出照相机要拍照时，我们旁边的一对中年夫妇便好心地接过照相机去帮我们拍照，转眼间，我们已与他们熟识。然后，他们旁边的又一对年轻的夫妇又接过照相机去，好心地要为我们合影，以为那中年夫妇与我们是一伙的。那中年妇女离去时，特地绕过长桌，走到我面前，用英语对我说：“祝你在德国非常非常快乐！”
吃完饭，自己付了自己的账，然后，他们商量了一会儿，便郑重地要请我喝酒，酒是小小的透明的一盅，很平凡的样子，却令人警觉。史耐德、啤酒恩、帕斯卡亚，学艺术的南方人，袁小平，还有酒吧里的希腊籍的老板和伙计，一起庄严地看着我，我毫不犹豫地全部灌了下去，于是大家一起大笑了起来。
我们走过一座新桥，桥那边，是通体透明、灿烂辉煌的王宫的废墟。我们在望远镜里投了一枚分币，瞭望那王宫，王宫近了，却暗淡了，模糊了。几秒钟过去，望远镜关闭了，那陡地推远了的王宫，如一颗灿烂的明珠，停在了遥远的山那边。其时，已是第二日的凌晨两点。
在这第二日的凌晨两点，我想着前一日的夜晚。我想着，两万人背着行囊，打着绑腿，走过纵横交错的小街，走上几经沧桑的老桥，走过铺满落叶的山道，登上一个抛荒四十年的屈辱与痛苦的遗迹，去赴一个两百年前的庄严而快乐的约会，这就像一个不仅是贝多芬，不仅是音乐，不仅是艺术，也不仅是哲学的一个简朴而伟大的真谛。
雨，已经彻底地停了，天上甚至有了几颗星星，我们在微明的深夜里，上了高速公路。
选自《波特哈根海岸》，新星出版社2013年版
评鉴与感悟
作为旅德见闻 《波特哈根海岸》 中的头一篇，王安忆用富有灵性的笔触展现了她眼中的海德堡，她专注于描绘她所看到的一切，世相众生，都以王氏独有的绵密风格，跃然纸上。
西斋十年
沈迦
最好的东西不是独来的，它伴了所有的东西同来。
——泰戈尔
山西大学堂是山西大学的前身，晚清民初便已成为亚洲最好的大学之一。当时，西方人对它的评价可以莫理循为代表，他称赞这是一所完全由英国人主办的“有声誉的学府”。
作为中国近代最早创办的三所官办大学之一（另两所是京师大学堂与北洋大学堂），创立于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的山西大学堂，其实源自一场轰动全球的惊天血案——山西庚子教案。此教案的背景是义和团运动，国内对义和团的研究已汗牛充栋，但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谈到此教案多语焉不详，关于细节，更是无从查考。
笔者近年因撰写赴华传教士、牛津汉学家苏慧廉（William E.dward Soothill，1861—1935）的传记，曾数度前往英伦查阅教会档案。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善本书库里，见到一本未见于其他著录的小书《中国温州，1900》（Wenchow，China，1900）。在这本1901年由上海美华书馆出版的小册子里，竟然有一位叫YunCheng（笔者暂译为恽程）的教案亲历者对屠杀细节的口述记录。记录者是苏慧廉，他当时也不知道，几年之后，他会与这场教案的结果紧密相连。
我叫恽程，是浸信会的一员，一年半以前受洗于法尔定牧师。在大屠杀惨剧发生之前，我染疾在身，一直居住在太原府浸信会传教使团基地接受治疗，暇余研习《圣经》。当叶守真医生开办的医院被夷为平地后，我便于6月28日回到了家乡。我从Lou—pu回到城区，7月8号到达太原东南方向十里外的T'ie-ts'UB村。大约下午三点，我在路上遇见了来自寿阳的毕翰道牧师，随同的有他夫人和儿子，以及一位绅士鲁教士和另一位女士铎教士，还有两个小女孩。他们被安置在两辆马车里。在一家饭店前，马车停了下来，押送的官兵（我只看见七八位）给他们买了些食物。车上两位先生戴着手铐，毕翰道师母喂给丈夫一些小烧饼和面（一种粗制面条）。鲁教士则自己进食，但只吃了少许烧饼。毕牧师认出了我，并向我打听太原府是否还有牧师。我告诉他，所有牧师都被带往靠近衙门的猪头巷。在别人歇脚休息时，毕牧师和鲁教士却在为身边的人祷告。人们惊奇地问：“你都要因祷告而被杀，为什么还要继续祷告？”就在那天夜晚，他们七人都被关进县衙。
翌日，在县衙边的街道上，见到一群人围成一堆，于是我也跟上去看个究竟。我发现围在中间的正是一群外国牧师和他们的妻儿，还有一些是罗马天主教神父和修女，以及一些基督徒。我听围观的人说他们即将被处死。我极力想挤出人群，但怎么也挤不出去，因此也就只能待在那里，眼睁睁地看着一群外国人遭到杀害。第一个被处死的是法尔定牧师，他妻子紧紧抱着他。他将妻子轻轻推开，然后走到一队士兵面前，跪在地上，只字未言。一瞬间头落于刽子手刀下。
紧接着遭处死的是胡德理、佩鸿恩两牧师及罗维特医生与卫理森医生，刽子手一一将他们砍首。随后，毓贤显得有点不耐烦，他命令身边护卫，用他们手上的长把大刀一起参与屠杀。随后被斩首的是铎牧师、席牧师和怀德豪。怀德豪命丧一刀，铎牧师和席牧师则挨了好几刀。男人杀完了，随后便是妇女。法尔定夫人死死抓着自己孩子的手，小孩也紧紧抱着妈妈，但官兵将他们强行拉开，然后一刀向母亲挥去。刽子手很快也处决完所有的小孩，手法可谓娴熟至极，一刀皆准。官兵似乎要显得笨拙不少，其中一些妇女挨了几刀才毙命。罗维特医生的夫人临死仍戴着眼镜，牵着自己的小孩。我依稀记得她对围观人群这样怒吼道：“我们来此皆为传播基督福音，拯救世人。我们从来都行善，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们？”其中一个官兵取下她的眼镜，随即给了她两刀。
法尔定牧师一家，是本次教案中遇难的最大一个家庭，除夫妇外，还有儿子葛爱、女儿罗思和伊丽莎白。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法尔定夫人紧紧握住的是六只小手。据说时任山西巡抚的毓贤极其残忍，当着母亲的面，将孩子的脑袋砍下来，然后再把女教士处死。
苏慧廉继续写下恽程的见闻：
基督徒遭斩首后，被拉上前的是天主教徒。主教年事已高，胡须皆已斑白，他质问毓贤为何要做如此伤天害理之事。我没听见巡抚做出任何回应，而是当即抽出佩剑横着向主教脸部狠狠劈去，鲜血溅满主教斑白的胡须，主教就这样惨遭斩首。随后，神父和修女们也挨个遭处决。
这位被毓贤挥剑斩首的主教叫艾士奇，意大利人，早年即入方济各会。1860年底到达中国，先后在山东、山西传教。1876年华北五省发生大饥荒，作为山西教区副主教，他与后文将要提到的李提摩太一起赈济灾民。艾士奇在天主教徒中有极高的威望，1946年被教宗比约十二世宣为真福，2000年被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册封为圣人。与艾士奇同时被斩首的还有副主教富格辣。
之后官兵从紧闭的大牢里牵出毕翰道牧师和他的同伴，毕牧师与鲁教士仍然戴着手镣。毕牧师在临死那一刻仍然在为别人不断祷告。鲁教士视死如归，镇定自若。毕牧师夫人临死时牵着儿子的手，不过小孩子也随后被杀。剩下的那位女士和两个小女孩一会儿也被处决。那天总共有五十五名外国人遭斩首，其中三十五名基督徒，余下二十名是罗马天主教徒。同时遇害的还有一些当地基督徒，我没全见到他们，不过有人告诉我有十三名之多。
由于屠杀一直延续到傍晚，死难者的尸体因此被遗弃在原地直到第二天清晨。
当晚，他们身上的衣物及戒指、手表等被洗劫一空，第二天尸体被移往南门内。
外国人临死时表现出来的镇定自若让我们震惊，遇难者中除了两三个小孩外，没有一个人哭泣与呐喊。
这一天是1900年7月9日，农历六月十三。计有五十九人遇害，其中基督教（新教）三十三人、天主教二十六人。除太原外，省内各地多有针对洋人及教徒的屠杀发生。山西是各省中死人最多的一个。
有研究者认为，给毓贤下达杀绝洋人密令的是慈禧太后，只是后来风向大转，太后又密令销毁了庚子拳乱中与她有关的文件，并让毓贤做了替罪羊。慈禧在那一年短短的几个月间，态度发生两次一百八十度的转弯。一是对义和团的态度，从剿到抚；二是对列国的态度，从战到媚。
以后的历史我们都知道了，只是名称与说法不一：1900年7月21日，八国联军抵达北京的凌晨，慈禧带着光绪帝“西狩”，经张家口、大同、忻州、太原逃至西安。出逃前，慈禧已知道后果，她急调已被贬职的李鸿章上京，任直隶总督兼议和全权代表。次年春，八国联军一路下正定、井陉，直迫娘子关；二路趋龙泉关，进迫五台；三路占领紫荆关，进迫平型关。清廷害怕联军会开进山西，惶恐万分之际，有人想起了来自英国的传教士李提摩太。
中国人对李提摩太也许不陌生。上世纪五十年代，由著名历史学家丁则良撰写的《李提摩太——一个典型的为帝国主义服务的传教士》一书曾行销大江南北。在丁氏笔下，李是个帝国主义分子。在今天许多国人的定势思维中，这个形象还没有多大的改观。
李提摩太1845年出生于英国威尔士南部一个叫卡马郡的地方。作为李氏挚友并为其立传的苏慧廉说他的身上体现了威尔士民族精神：“富有想象又注重实际，热情洋溢而又有自制力，笃信耶教而又宽宏大量，来自一个乡村小教堂却又是一个彻底的基督徒。”
像很多新教传教士一样，李提摩太出身贫寒。他父母有九个孩子，他是最小的一个。十五岁那年信仰了基督教，不久后便对海外传教事业发生兴趣。哈弗福德韦斯特神学院毕业后，受英国浸礼会委派，于1869年奔赴中国。之所以选择到中国传教，按他自己的说法是“因为中国人是非基督徒中文明程度最高的民族，当他们转化过来后，有助于向欠开化的周边民族传播福音”。
李提摩太初在山东传教，1876年山西大旱，遂转赴太原、晋南赈灾，从此与山西结下不解之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