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将真实的时空置换成了虚拟的江湖时空。在江湖时空中，出现得更多的不是对事实家庭的摹写，而是对类似于家庭的各门各派的细致描绘。门派得以建立，依靠的仍然是父 / 子关系这个原型。正如由父子关系可以开出君臣关系一样，“师父”这个称谓就已经很说明问题：他不仅仅是传道、授业、解惑的“师”，而且还是有心理 / 本体支持的“父”。金庸作品中的人物嘴里经常吐出的“师徒如父子”的口头禅，就很能说明问题。在任何一个门派中都是师为徒纲；欺师灭祖的罪行，用金庸笔下人物的话说，是“罪不容诛”。不仅正派人士这么认为，连邪派人士也持绝对相同的意见。南海鳄神位居臭名昭著的“四大恶人”之列，在一次打赌输了之后要称呼比自己年轻许多的段誉为师父，从此以后，恶人南海鳄神看见段誉也只好在迫不得已中执弟子之礼——尽管他心里一万个不愿意（《天龙八部》）；李莫愁狂妄一时，四处杀人，号称魔头，即便被师父逐出古墓派也不敢道半个不字，尽管她对师父的武功秘籍渴望已久，在师父谢世之后仍然一步也不敢踏入古墓殿堂（《神雕侠侣》）。令狐冲该是绝对的自由化分子了吧，却也绝对忍受不了被其师岳不群开革门墙的痛苦，因为这样一来，他便成了孤魂野鬼；而被逐出师门的人，可以被任何人瞧不起，包括他自己。即便早已认清乃师的邪恶面目，令狐冲仍然渴望有朝一日再列门墙，以解自己孤魂野鬼之身（《笑傲江湖》）。张无忌本来所学颇杂，既师从明教高手谢逊，也机缘巧合学得无主的《九阳真经》上的绝顶功夫，按说最可能成为独行侠，但他口口声声称自己是武当门人，因为他父亲是张三丰的七大弟子之一（《倚天屠龙记》）。每一个门派都要求自己的门人向本门派绝对效忠，向代表天理、道、父、王的师父（或更高一级的师尊）效忠。侠客只是某一个门派中的符号，照旧是没有主格、只以宾格形式现身的“我”。不管正道也好，邪道也罢，门派中的事情实际上就是师父或掌门人的旨意。那是万不能抗拒的。
只不过金庸在叙事中进行具体处理时动用了一些花招。比如，正派掌门人岳不群要做伤天害理之事哩，金庸为了缓解蕴含在叙事中的内在紧张感，要么是把他笔下极力讴歌也极有主见的主角或主要侠士开除师门（比如令狐冲），要么是那些侠客不知道师父（或掌门人）的意图，还以为自己在仗剑行义，却不知道自己已经在助纣为虐——因为他们无须思考，他们的脑袋长在师父身上。邪派人士要作恶就容易多了，徒儿是兴高采烈听从掌门人或师父的命令，主动效忠，为的是分上一杯羹——比如丁春秋及其手下那批如狼似虎的徒众（《天龙八部》），上上下下不会有一个好人，即使有，也会被开除门墙。师父或掌门人对自己的徒儿或门徒拥有绝对权力，在天理的盛宴和正史逻辑的推动下，当然自不待言。
王重阳作为全真派的开山老祖，因与古墓派掌门人林朝英的爱情纠葛，在两人比武王重阳失败后，即对林朝英发下重誓：他终生不得进入只距全真道观重阳宫咫尺的古墓圣殿半步。不仅他如此，他手下的任何人也得这样。丘处机何等了得，但他至死不敢违背乃师的重誓，即使在不得不入古墓派时也终于临门而叹，罢步而返（《神雕侠侣》）；华山派师父兼掌门人穆人清因徒孙孙仲君滥杀无辜，遂砍掉她一根小指以示惩戒，责令其终生不得用剑。孙仲君虽然号称飞天魔女，在祖师爷的严令下从此的确不敢再用剑，即使到了《碧血剑》篇末，孙仲君被仇人追杀几次面临绝境时，有剑在前也不敢使用。祖师爷的一句话，在正史逻辑的大网中，作为一个网在其中的无主格的个体，孙仲君的做法是可以想见的。柏拉图在《理想国》中，以毋庸置疑的语气说，老人必须统治年轻人，老人肯定有权力统治和惩治较年轻的人〔43〕。无论柏拉图的话原义如何，都能让正史逻辑引为知己。
顺便说一句，孙仲君的事例充分说明：只要你是这个门派中的一枚棋子，只要你做的事不违背本门利益，即便有天大的问题也可以大事化小，小事自然就化了了。要知道，孙仲君是因为有人爱她，而她瞧不起别人，一怒之下将单相思者全家杀了个鸡犬不留，说是只有这样才能消“本姑娘被冒犯之怒”。正如孙述宇指出的，试看那些英雄们讲义气之时大家如何不问是非而只顾全互相的情谊，便知道义气一物，并不是正义的精神，而是结义的精神〔44〕。其实，恰恰是天理的盛宴的基本图示、正史逻辑的基本精神规定了这种义的内涵，而这种义反过来又成为联结一个门派中人完成天理的盛宴和正史逻辑的纽带。这显然是一种类似于“阐释学循环”的玩意儿。
同道中人互相维护，不问情由，在金庸的武侠小说中比比皆是。只不过在金庸的笔下显得比较紧张而已。这种叙事上的内在紧张感直接导源于正史逻辑。当袁承志的二师兄归辛树夫妇为爱子重病急需一种宝药，这种宝药又在护镖人手中时，袁承志便不问情由向护镖人董开山大打出手，根本不管董开山所押的药正是地方官向皇上献的贡品，一旦失落便会满门抄斩。袁承志是金氏笔下极力讴歌的侠义中人，他做这样的事，金庸颤颤抖抖也算为他找到了理由，可以归纳如下：第一，崇祯皇帝是天下百姓之公敌（这就是太监的呐喊所致）；第二，崇祯皇帝是袁承志的杀父仇人；第三，护镖人董开山既然为皇帝押药，便是助纣为虐，便人人可以鸣鼓而攻之。所以，袁承志向董开山大打出手乃至抢到茯苓首乌丸，在金庸自相矛盾的叙述中，不过是在完成义举！但金氏叙事中的内在紧张感也由此显而易见：义在这里，不过是用来减除或缓解在天理盛宴统摄下组成的门派中人相互维护的尴尬处境。董开山护镖既是职业，难道他不可以为皇帝护镖吗？何况“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正史说教也鼓励董开山为唯一一个主格的“我”护镖效忠。而失镖之后很可能满门丧命，且听董开山的分解：
这茯苓首乌丸若是兄弟自己的，只需归二爷一句话，兄弟早就奉上了。不过这是凤阳总督马大人进贡的贡品，着落永胜镖局送到京师。若有闪失，兄弟不能在江湖上混饭，那也罢了，可是不免连身家性命也都难保。只好请归二爷高抬贵手。
（《碧血剑》第十二回）
话已经说得很明白，很低三下气，也很可能是实情。归二爷的儿子的性命是性命，董开山一家老小的性命难道是狗命？救归二爷的儿子是行义，这当然不错；可免除董家老小的死罪就不是义了吗？孔子说：“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45〕“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46〕在自相矛盾的天理的盛宴看来，孔子的恕道何曾还在话下？鲁迅就曾激愤地讲过，中国人从未享用过恕道、王道，有的只是“争于力气”（韩非语）的霸道。“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47〕果然是说得比唱得好听。袁承志对同门中人的确“尽己”了，也“推己”了；可他对外人、非同门中人的董开山“尽己”“推己”了吗？这是金庸在构架正史世界时面临的尴尬之一。他照样试图用儒家天理的盛宴的一极（义），去解决天理的盛宴带来的另一极（不义），结果可想而知。
天理的盛宴另一大功能是促成了父亲意象在武侠小说里的形成。父亲意象是指在师父的绝对俯视下，同门中人必须要视师命为最高律令；不仅师父活着时如此，师父死去后——这时师父也变作先师、师祖了——依然如此。师父在世时，当然有活着的师父的口说话、发号施令；师父死去后，则有信物。因此，父亲意象与祖宗崇拜实际上是二而一的问题，是同一个玩意儿的两个方面。信物崇拜类似于代表王权的尚方宝剑，“如朕亲临”与“如师亲临”含义相同。活着的师父与死去的师父是一回事；信物崇拜与“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也是一回事。正史逻辑宣教的“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修改为“祭如在，祭师如师在”也顺理成章。从极端的意义上说，从活着的师父身上还不足以看出代表天理、道的师父的全部威严，从信物崇拜这一父亲意象的高级阶段，或许更容易窥测到。
打狗棒据金庸说是丐帮历代帮主往下一代帮主传位时的信物，通常是棒在人在，棒亡人亡。不仅如此，棒既是帮主权力的象征，也是此前历代帮主英灵护体后的神物。所以洪七公将打狗棒授予黄蓉，也就将丐帮的绝对权力交给了黄蓉（《射雕英雄传》）；而打狗棒不慎失落，则是全帮的耻辱兼大事，非不惜任何代价找回不可（《神雕侠侣》）。更为重要的或许在于，打狗棒无论落在谁的手中，按照历代帮主的旨意，谁就有可能行帮主之权，这一点在《神雕侠侣》中有淋漓尽致的表达。好在丐帮中人奋不顾身地拼死向前，终于抢回了信物。从这里，我们似乎又可以看出金氏叙事的内在紧张感：既然说谁能得到打狗棒谁就是帮主，大家就得听从谁的号令，为什么棒在外人手中却又要去抢呢？如果说此人不是本门中人所以要去抢，可这不又与信物崇拜相矛盾吗？——因为此人一旦一棒在手，不就顺理成章地成为本门中人了？不过，此人毕竟仍然还是个外人，他的棒又是非法抢得的，而不是上代帮主传授。这或许才是父亲意象的关键所在。问题是，这中间难道真是汤清水白毫无矛盾和破绽？正史逻辑就真能那样自圆其说？为此，金庸聪明地设计了一套只有历代帮主才可私下授受的打狗棒法，而打狗棒法又被金庸的武侠小说暗示为抢不去、偷不去的。只有设计了打狗棒法，金庸叙事的紧张感才能有所缓和。
收之桑榆，必然要以失之东隅为代价。紧张感在父亲意象这个大陷阱中迟早要深陷进去。这是正史逻辑布下的天罗地网，只要还在它组成的天罗地网中打旋，就任谁也逃不出去。在《碧血剑》中，木桑道长作为铁剑门的掌门师兄性喜围棋，风度翩翩，何等潇洒；其师弟玉真子认满人作父，怙恶不悛，木桑道长几次都在清理门户时将其制服，但念同门之谊，并未施以杀手。玉真子远赴西藏，终于找到了先师遗失的铁剑门信物——一柄小小的铁剑。就凭信物在手，早已是掌门人的木桑道长便大惊失色，请听金庸意味深长的分解：
玉真子微微一笑：“你要跟我动手，哼，这是什么？”伸手入怀，摸出一柄小小铁剑，高举过头。木桑向铁剑凝视半晌，脸上顿时变色……玉真子厉声喝道：“木桑道长，见了师门铁剑还不下跪？”木桑放下棋盘棋子，恭恭敬敬地向玉真子拜倒磕头。
（《碧血剑》第二十回）
这就是代表一个门派至高无上的信物的威严——真是“祭如在，祭师如师在”。说到底，作为活着的最高统治者（王）只是分有了天理和至高无上的王的特征而已，还算不上金字塔顶端的王本身。信物崇拜切切实实地使身怀绝技的木桑道长变作了一个没有主格的应声虫。他平时的潇洒豪迈之气在那一片“拜倒磕头”声中消失殆尽。
《仪礼》有“祝迎尸一人”的说法。郑注说：“尸，主也。孝子之祭，不见亲之形象，心无所系，立尸而主意焉。一人，主人兄弟。”无论郑注说得对不对，在金庸这里，“祝迎尸一人”早已变作了形形色色的信物，比如那柄小小的铁剑，那根色如碧玉的打狗棒，再比如岳不群在收林平之入华山派时祭在坛上的历代华山掌门人画像（《笑傲江湖》），江湖上人人想据为己有的那把屠龙刀，也主要因为它是已故岳武穆大人传下的，沾染了武穆的灵气（《倚天屠龙记》）……孔继汾曾说：“天下文庙之制，上自太学，下及直省州卫郡邑，莫不易以木主，而阙里尚用塑像。”〔48〕这简直把祖宗崇拜转化为信物崇拜的过程说白了。
父亲意象还有一个变种：上一辈人的武功基本上都比下一辈人高，师父的武功一般强于弟子，侠义道中更是如此，仅有少数被作者极力讴歌的英雄人物（比如郭靖、杨过、令狐冲）不在此列。王重阳死后，其徒子徒孙没一个功夫能及他（《射雕英雄传》）；乔峰大闹聚贤庄，敢与天下武林为敌，仗着一双肉掌杀开生路，该是武功卓绝了吧，但他的功夫较之其父萧远山相差何止天壤（《天龙八部》）；虚竹之所以功夫能高于他的师父，是因为乃师将近百年的内功修为倾囊相授（《天龙八部》）；一灯大师的徒弟渔、樵、耕、读四人功夫合起来也不及师父万一（《神雕侠侣》）……看起来，姜当真还是老的辣。信物崇拜在这里直接体现为武功的高下，也为祖宗崇拜、父亲意象的合理性找到了在武侠小说中的“证据”和“语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