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在金庸的叙事结构中完全基于一个基本假定，那就是内功的引进〔49〕。别小看了这件道具，它既能提供叙事学上的内驱力，也具有文化学上的意义——内功的引进为父亲意象的地位巩固立下了汗马功劳。虽然从常识看来老人的体力一定会比青壮年差，即使武功再高，老人也恐难成为青壮年武林中人的对手；但内功一引进，情形就完全不一样了。按内丹理论，功力越深，其精、气、神越来越趋于一，杀伤力自然也越大；老年人的功力是建立在较之年轻人远为长久的练功时间之上，功力自然比青壮年要高明得多，在打斗中，当然也就胜多负少。更为重要的是，只有这样，才使掌门人、师父在门人和徒众面前，有了宣道布义、发号施令的资本。这一方面为父亲意象的存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也暂时缓解了父子关系作为天理盛宴的核心意象给武侠小说叙事带来的紧张感。
不论金庸在小说中如何想通过正史逻辑摆脱或改变正史逻辑自身带来的弊端，他都没有成功，似乎也不大可能成功。内功的引进也好，偷不去的打狗棒法也罢，只是头痛医头的权宜之计。金庸的聪明只在于，他从不回避这一点，并且在叙事的内在紧张感中既在想办法解决紧张感，又在无意（？）之中对天理的盛宴、对正史逻辑进行了较为深刻的暴露。有趣的是，他的方式就是通过自身叙事内部的紧张感。虽然这一切大约只是隐姓埋名式的，但作为一个武侠小说大家，这或许正是金庸高于旁人的地方。
4.小骂大帮闲
正史逻辑、正史盛宴和正史世界的组成部分还有道家。很多学者已经深刻地意识到，秦始皇焚书坑儒为何单单放了道家一马？这一焚一放之间实在大有猫腻。至晚从董仲舒起，事情开始变得明朗起来：董氏力图在《易传》的基础上，将儒家伦理纲常置于天道的绝对统摄之下，这正是对道家之“道”的呼应和召唤。相比之下我们宁愿说，不是《易传》的天人合一深刻表达了儒道互补，董仲舒才更算得上儒道互补发展链条上的重要一环：因为董氏干枯的理论运作——那对人的本能冲动的残酷压抑，人们看起来对张扬个性、任性自然的道家之“道”的需求才显得至为急切，对出气阀门的渴望也由此更为紧迫。把董仲舒联系起来，我们或可看出秦始皇一焚一放的深意。金庸在自己的创作中，从天理的盛宴出发所遇到的难以解决的毛病，在他看来，或许可以从无为的盛宴那里找到救命的“茯苓首乌丸”？这当然是习惯于在正史逻辑的池塘中打旋的金庸首先想到的办法。
刘若愚满怀鄙夷地告诫我们，把易发脾气的好事之徒——游侠——同超然物外冥思苦想的道家联系在一起，简直是牛头不对马嘴。不过，他又小心翼翼地说，话虽如此，他们还是有某些共同点的〔50〕。我们不妨同意刘先生的疑问和自我安慰，至少金庸笔下的周伯通（《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就与道家很有些相似之处。周伯通号称老顽童，与庄子大声疾呼的真人、至人简直只有字面的区别。周伯通做事任性无为，全从自己的天性出发。他与师兄王重阳做客大理国段皇爷家，与段妃无意间行男女之好。他对其中的利害并不清楚，也从不考察；在他看来，男女之间关系亲密，这样做做又何妨呢？那不正是“任性自然”的真实意思吗？虽“相好”生有一子，几十年间，周伯通却茫然不知。除此之外，周伯通还非常轻视辈分的羁绊，这是十分明显的反儒之举。他与跟自己差两辈的郭靖结为兄弟，又与跟自己差三辈的杨过桃园结义，让他的师侄丘处机在对郭、杨二人的称呼上左右为难。不过，郭、杨二人仍按天理盛宴的要求和丘处机相称呼，就早已反证出，在金庸的叙事中，相对于天理的盛宴，周伯通不过是个野狐禅。此老坐大不尊，整天嘻嘻哈哈、指挥蜂群四处游玩、在海中骑着鲨鱼到处狂颠、搓下身上的泥垢假作毒药用武功逼迫沙通天等四大恶人服下，命师侄丘处机将四人押回重阳宫囚禁，他也从中获得了欺骗恶人的快感。可师侄丘处机却将师叔之命奉若圣旨，四大恶人在重阳宫一囚就是三十年！周伯通并未做出在天理盛宴看来值得赞扬的大事，关键在于他的无为。但周伯通真的做到无为了？
庄子说：“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终；受而喜之，忘而复之，是之谓不以心损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谓真人。”〔51〕“吾所谓无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恶内伤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52〕周伯通能和与自己相隔三代的后生金兰结义，其长寿可想；金庸在叙事的日理万机中也没有忘记给他饰以飘飘白髯。老顽童几乎可以说能够适性逍遥了。但适性逍遥果然就是无为的盛宴所要求的德行吗？换句话说，周伯通的出现，能解决金庸已经面临的叙事上的紧张感吗？
道家所说的无为，重点在“无不为”上。“为无为，则天下大治。”周伯通可以说已经基本做到“为无为”，但他到底没有做到正史逻辑所要求的那种“天下大治”的“无不为”。这就是说，他没有把自己的行为落实到道所要求的“王”字上——而这，才是儒道可以互补，儒道二者共同组成正史世界的精髓所在。周伯通可谓真疯，不似道家说教的真人、至人那样应该装疯。正如同打醉拳的人肯定是假醉，要真是烂醉如泥，那也只有上奈何桥了：真人、至人不过是意在打倒对头的醉拳手。为此，与老顽童作为对照，也为了寻觅内在紧张的解决之路，金氏塑造了两个颇有几分道气的醉拳手杨过和令狐冲。
至人无情的说教并非儒家专利，也是道家的老字招牌。杨过与道家有相合的部分是在他的任性无为——此“无为”当然是从正史的盛宴着眼；更为重要的是，在他的无为中，做出了许多正史逻辑所要求的精义在王的“无不为”。如果说，为庆贺郭靖小女郭襄生日，杨过送了许多稀奇古怪的礼物还仅仅是出于自然天性，还有些任性无为的影子，那么，且看这是些什么礼物！杨过命人烧了围困襄阳的蒙古兵的粮草，并同时放烟火上天，映出“恭祝郭二姑娘多福多寿”字样。这才叫合乎正史逻辑的“为无为，而无不为”呢。从全部经历和个人气质上看，杨过真正的道家特色到了他从出于个人恩仇涉足江湖转而狂斩蒙古兵时才完全凸现。在此，他是以“有为”代替“无为而无不为”的。至于他与小龙女的师徒恋，他的用情太多及至创下天下独一无二的“黯然销魂掌”，都与无为的盛宴没有必然关系。
在大战蒙古兵得胜回襄阳时，有这样一幕：
郭靖携着杨过之手，拿起百姓呈上来的一杯美酒，转敬杨过，说道：“过儿，你今日立此大功，天下扬名固不待言，合城军民，无不重感恩德。”杨过心中感动……忽然想起：“二十余年之前，郭伯伯也这般携着我的手，送我上终南山重阳宫去投师学艺。他对我一片至诚，从没半点差异，可是我狂妄胡闹，叛师反教，闯下了多大的祸事！倘若我终于误入歧途，哪有今天和他携手入城的一日？”想到此处，不由得汗流浃背，暗自心惊。
（《神雕侠侣》第三十九回）
郭靖当然是那种“返身而诚，反求诸己”，天然就能“正心、诚意”的谦谦君子。杨过终于醒悟过来了；也就在他“暗自心惊”和“汗流浃背”之际，他终于明白了纯粹的任性无为、适性逍遥绝非正途，而是要在此基础上做出无为的盛宴所要求的大事来。他与郭靖携手进城，正是儒道在金庸作品世界里互补的活生生意象。他们共同在“华夷之辨”中，主动站在大汉中心主义一边，天理的盛宴此时与无为的盛宴一起，共同化作正史的盛宴。
当杨过终于得知乃父不光彩的死时羞愧难当。而此时他已顺着无为的盛宴的思路来塑造自己了。他请柯镇恶为自己在杨康墓前意味深长地树起一碑，上书“先父杨君康之墓，不肖子杨过谨立”（《神雕侠侣》第三十七回），就已分明和邪恶划清了界限，主动站在正史逻辑要求下的民族大义一边。
刘若愚说：“道家崇尚自然，反对强人所难去遵从强求一律的制度。庄子说：‘凫胫虽断，续之则忧；鹤胫虽长，断之则悲。故性长非所断，性短非所续。’不管游侠是否认识到这些道家理论，他们信仰的实际上就是顺其自然的原则。”“道家和游侠一样，无视政府和法律，取的是无政府主义态度。”〔53〕这些言论显然只是从字面理解道家；事实上，只有杨过这类人才算得上真正的道家。这让人联想起当代作家阿城的著名小说《棋王》。据说主人公王一生是个适性逍遥的人，棋也是道家的棋，果若如此，也就罢了。但王一生最后还是大哭道：人活着还是应该做点事。就是在这个意义上（当然也只是在这个意义上），王一生可以等同于杨过。就崇尚自然而言，周伯通是好例子；就反政府而言，杨过曾经也是好例子。不过，还是看看杨过其后的表现吧，也许更能说明问题。实际上，正史世界既包括天理的盛宴，亦包括无为的盛宴，缺了任何一个，也就没有了我们中国的正史世界。
令狐冲比杨过走得更远，也更自觉。他天性放浪洒脱，很有道家之气；刚好他所在的华山派也正是道家的著名门派。令狐冲从本性上说是想做一个独来独往的游侠，他与采花盗田伯光不打不相识，与日月教人结交，偶然也干点行侠仗义的事情。这一切恰可看作是无为而无不为、任性自然的变种。但他自始至终对师父抱有幻想：被开革出派时，他想再列门墙；看破师父、伪君子岳不群的凶残面貌时，他仍不相信这是真的，直到愚忠差点让他命丧乃师之手，才有所觉悟。如果说杨过与郭靖携手入城是正史逻辑的鲜明意象，并且这个意象是由外（郭靖）而内（杨过）并最终落实到杨过（内）身上，那么，令狐冲则是杨过与郭靖的聚合体，他本身就体现了儒（郭靖）道（杨过）互补的全部特质，类似于巴赫金所谓“人身上的人”。
在令狐冲身上，任性自然、无为而无不为的天性与天理的盛宴发生了冲突。这是金庸的聪明之处。在他发现天理的盛宴不能解决天理的盛宴带来的问题后，在他发现无为的盛宴也不能解决天理的盛宴带来的内在尴尬后，金庸勇敢地面对天理与无为之间的冲突，我们都看见了，那就是令狐冲。让人惊心动魄的是，令狐冲以他的表现再一次证明了儒道可以互补，尽管它们的冲突是如此之大，尽管看上去这二者不可调和。师徒有若父子，更犹如君臣，这是以天合人的天道观早已证明了的；但从以人合天的角度看，他也不得不为父子、君臣的名分所限，因为这就是天，就是道、王和父。令狐冲与匪人结交，做恒山派众尼的男掌门，这是他任性的一面；他时时想将掌门辞去，重回华上，内心深处对与匪人结交也并非全无自责，则又是他从任性一面向天理的跃迁了。岳不群正是看透了这一点，才能将他玩弄于股掌之上，将他作为自己的阴谋大棋盘上的一枚棋子。这一切，莫不道出了无为的盛宴的真正嘴脸。
道观在金庸小说中照样是一个小小的正史世界，虽然道观本身是以无为的盛宴现身。华山派不用说了，左冷禅的嵩山派也不用去说，张三丰的武当派又何曾相反！在道家齐生死、独与天地相往来的说教中，实施的照样是等级制度，是尊卑森严的天理的盛宴。葛洪《抱朴子》卷三《对俗》所引的《玉铃经》说：“欲求仙者，要当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全真教祖师王重阳虽然“始于业儒，其卒成道”，而每教人必以“先读《孝经》《道德经》”为务。托名吕纯阳的《三宝心灯》更是明白无误：“道中玄妙，不外大易学庸，性理之书，时时玩味，可悟终始全功。”凡此等等，并不表明无为的盛宴受到了天理的盛宴的挤压，恰恰相反，正是无为的盛宴受了自身逻辑起点的驱使主动走向了天理的盛宴。这连投诚也算不上，倒正合《易经·系辞传下》所说：“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大约正是这样，令狐冲能主动顺应正史逻辑；武当弟子宋青书因对祖师爷张三丰不利而在其父（张三丰的弟子之一）眼皮底下命丧同门之手。既然《孝经》《道德经》共为法宝，丘处机自然要对师叔老顽童周伯通哪怕玩笑式的命令也要奉若至宝。道家一向以热爱生命、与天地相参为务，但据《吕祖志》卷四记载，吕洞宾也写过一首杀气腾腾的“诗”：
先生先生貌狞恶，
拔剑当空气云错。
连喝三回急急去，
欻然空里人头落。
无为的盛宴与天理的盛宴一样，共同遵守被正史逻辑规定了内涵的“义”。《倚天屠龙记》中许多道家门派（包括张无忌自称的武当派）在光明顶诛杀了那么多所谓邪恶的明教党徒，华山派掌门人本来就是个大逆不道之人，却口口声声痛斥明教中人为非作歹，甚至连让他们投降也不允许，极力主张除恶务尽。很显然，道家也是要杀人的，而且力主屠戮殆尽的正是道家。当然，吕纯阳也早已为他们做了榜样。而在正史逻辑的驱使下，他们自以为掌握了义的解释权，除恶即为行义；可是，明教中的徒子徒孙当真个个都罪不容诛？他们有没有对义的解释权？为什么一定要按照正史逻辑、天理的盛宴和无为的盛宴来解释义？难道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出路？魔教中的屈死鬼又该向谁去要义的解释权？他们真的能安心受死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