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显然知道其中的悖论。他虽然勉强揭露了华山派掌门人在正义掩盖下的胡作非为并让他死无完尸，但也向我们透露了这样的消息：虽然无为的盛宴在运作思路和思维言路上走着与天理的盛宴相反的路线，但它照样无法解决天理的盛宴带来的问题——向左的一方不正确，并不表明向右就对。义的阐释权还在正史逻辑的法庭上。金庸没有回避这一点，而是通过小说写作暴露了这一特质；暴露固然是深刻的，但对于解决问题，解决叙事上的内在紧张感又有多少公斤的力量呢？
5.儒道互补的大团圆
正史世界的高楼大厦是在正史逻辑的驱使下才得以建成的；儒道互补的底蕴使这个王化、父子、君臣的世界，毋庸置疑兼无可奈何地罩上了一层令人叹息的黑纱。武侠小说要大力展现的义，在正史逻辑的逼迫下，也有了在正史世界中的理想含义。“义者，杀也”是金庸与几乎所有武侠小说家都在着力渲染的命题，但在正史逻辑的笼罩下，杀谁，为什么要杀，怎样杀，杀之后会带来什么后果，却各有各的特殊立场。在金氏营造的正史世界（而不是所有世界）上，义是绝对二分的：凡是有犯正史逻辑、与正史世界的说教相触、与无人称真理相抵的一切人事都被认为是不义的；除去这些不义，就是有意识地维护正史逻辑，当然也就是义了。在此，义与不义是截然两分的。义的绝对二分性，带来了恩、仇的绝对二分性。正史逻辑的价值评判结果似乎只有如此。
儒道两家都强调中庸，但中庸在这个世界上连影子也看不见；道家强调的齐生死、泯灭恩仇更是无迹可求。中国历史上何曾有过真正的中庸之举，何曾有过真正的恩仇泯灭？世仇、世交才是通常的说法，才是最能得到谈论的话题。恩、仇是义的两极。在所有的恩中，正史世界大力凸现的则是君父之恩和民族大义，这在金庸处则转化为师门之恩、父子之恩与大汉中心主义的并举。武林中人同仇敌忾反金（《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反元（《倚天屠龙记》）、反清（《书剑恩仇录》《鹿鼎记》），正是作者大力渲染的主题，而对黑白两道人物义与不义的最后评判标准也正在这里。
《碧血剑》里有一个小角色叫洪胜海，本是打家劫舍的强人，因不堪忍受华山派穆人清徒孙孙仲君的逼杀，一怒之下沦为清国的奸细。他后来落在袁承志手中受感化改邪归正。如果说误入歧途是不义，改邪归正、重新为我汉人效力，就既可以洗刷不义，以免“义者，杀也”加诸颈上的宝剑，而且也分明是在行义了。至于“父之仇”，除了金庸让杨过不要去找“侠之大者”郭靖复仇外，其他有杀父之仇的人都悉数获得金庸允许，并想尽千方百计、历尽艰险曲折报得大仇。即便是商家堡中的商宝震，更为死得并不光彩的父亲报仇而投身满清，成为作者笔下痛斥的人物。金庸为了加深此人带给读者的恶心，不惜写出他在满人面前卑躬屈膝的一面。这自然是作者为了解决正史逻辑自身矛盾的自圆其说，更重要的则是试图导引全部精力巩固民族大义来为义与不义下最后判断。于是乎，商宝震报父仇肯定有正史逻辑鼓励下的合理性，但他又分明抵触了正史世界极力说教的大汉中心主义。在武侠小说义者杀也的公理下，其下场可想而知。
义与不义的绝对二分性，引出了人物正邪的绝对二分性。郭靖、胡斐等主要人物自不必说，即使是次要人物如骆冰、平阿四又何尝不是如此：他们连一件坏事都未曾做过！作者笔下极力渲染的坏蛋如张召重（《书剑恩仇录》），丁春秋、李秋水（《天龙八部》），凤天南（《飞狐外传》）呢，从头至尾，没做过一件好事。正史逻辑要求下的正反人物的绝对二分性一至于此。
金庸曾说，胡斐是他最喜爱的少数几个人物之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金庸认为，他笔下的武林人物对贫贱、富贵并不太放在心上，更加不屈于威武——这三条大丈夫标准，他们都不难做到。而在《飞狐外传》中，金庸说，他想给胡斐增加一些额外的要求：不为美色所动，不为哀求所动，不为面子所动。胡斐果然全都做到了，他因此差不多成了完人。
不为美色所动，对于一个血气方刚的年轻人的确不容易。但正史逻辑会摆出一个柳下惠坐怀不乱的榜样让胡斐学习，最不济也会拉出庄周的鼓盆而歌让胡斐明白生死、放纵或禁欲其实是一回事。这一点暂且不去说它。不为哀求和面子所动，诚如金庸所言，对一个江湖草莽更不容易。但是，《飞狐外传》一书差不多以胡斐追杀残害人命的凤天南为主要线索，而凤天南通过朋友的面向胡斐说尽了好话、道尽了人情，也就是给足了面子，但胡斐谢绝了。他大声说：“我若不手刃此人，我胡斐枉称顶天立地的男子汉！”（第十三章）这是一声有若狮吼的喊声。如事情仅是凤天南残杀平民钟阿四一家也还罢了，更让胡斐与正史逻辑气愤的是，凤天南居然卑鄙无耻地要参加天下掌门人大会，要投向满清怀抱，这就更变得罪不容诛。一方面是一件好事也没干的凤天南（至少在《飞狐外传》的叙事结构中，我们没有看见凤天南做过什么好事），其主罪在有违正史逻辑的大汉中心主义；一方面则是几乎没做过一件坏事的完人胡斐。他们后来终于以性命火拼，最后以凤天南身首异地的可悲下场而告终。这是一个正邪不两立、正邪绝对分峙的鲜明意象。
在正史逻辑的庞大力量下，金庸可谓使出了浑身解数，想尽了千方百计尽力弥补该逻辑带来的漏洞。这一点在叙事的内在紧张中体现得最为明显。骆冰是《书剑恩仇录》里红花会中的一位女英雄，她为反清出尽了力。在一次外出中，她的马不行了，但事情又十分紧急。刚好有一匹十分健壮的白马拴在客店马厩，女英雄顺手牵羊将它偷走了。此举明显有违女侠身份，也绝不是正史逻辑所要求的那种人物该干的事。金庸深知此节，于是他写道，在骆冰盗走马后解开白马背上的口袋才发现，这匹马是清廷爪牙韩文冲的（第四回）。这样，盗敌人的马，客观上就阻止了敌人的行程，也自然成了侠义道人的义务。好笑的是，假如骆冰偷的这匹马刚好又不是“韩文冲韩大爷”的呢？骆女士在盗马之前并不知道这是谁的马呀？这就是作者在叙述中的内在紧张感：既要在无巧不成书的巧合中推动、构筑情节，又要在正史逻辑的驱使下划清人物正邪的绝对界限，于是才有此手忙脚乱的狗尾续貂。如果我们再进一步问，要是张召重、丁春秋、李莫愁、孙仲君……这些恶人也偷马的话，还会不会有这样的描写？正如丐帮帮主洪七公在痛斥恶人、大汉中心主义的叛徒、正史罪人裘千仞时义正词严地说到过的：
不错，老叫化一生杀过二百三十一人，这二百三十一人个个都是恶徒，若非贪官污吏，土豪恶霸，就是大奸巨恶，负义薄幸之辈。老叫化贪饮贪食，可是生平从没杀一个好人。裘千仞，你是第二百三十二人！
（《射雕英雄传》第三十九回）
在金庸营造的语境中，洪七公当然是绝对的好人，在他看来被他杀死的都是该死之人，合乎义者杀也的正史公理。贪官污吏、大奸巨恶、土豪恶霸且不说，或许他们罪本当死，可是负义薄幸之人呢？只能是死路一条吗？在洪七公眼里（其实是在正史逻辑的眼里），答案是汤清水白的。然而，反过来我们可以问，这种义的绝对性绝对合理吗？义天然地要让人分为两个阵营，其霸道性也正在此。裘千仞因此也就只有死路一条，因为他最大的罪行尚不在欺压良善，而在于勾结金人图谋我大宋赵家河山。事情到了这步田地，不但洪七公认为他该死，就是裘千仞自己也认为自己该死，方有拼命跳崖以求自行了断那一跃（《射雕英雄传》第三十九回）。在这里，没做过一件坏事的洪七公和没做过一件好事的裘千仞形成了鲜明对照，但他们的可悲都在于：他们不过是正史逻辑巨网上号称“绝对”的两条同样大小的鱼。
正反人物的绝对性最终导致了人物的平面化。鲁迅曾说《三国演义》“状诸葛之智而近妖”（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就已经很好地道明了此中瑕疵。洪七公尚有好吃好喝的白玉微瑕，杨过也有用情太重有时不分主次的毛病，郭靖却不同，他天生木讷、稳重，活脱脱一副四书汤罐中泡大的形象。从他在大漠上长大，帮义兄拖雷打架明知不敌也要上前，到完全凭其天生的正心、诚意带来的美好素质一步步学成绝世功夫，于此过程中，不独武功在增长，而且义也在他身上插队、落户并且长大，与他的功夫联在一起真正成为正道功夫。更重要的或许是，郭靖也不是一开始就知道正史逻辑所规定的义的真实内涵，从《射雕英雄传》我们可以得知，他只是从小就记住了什么是义。如果说这仅仅出于自发，当他独立门户时，就完全是自觉行使正史逻辑规定的特殊含义的义了。当他误以为是未来的岳父杀了自己的师父时，马上反目成仇、兵刃相向，并不顾他深爱的和深爱他的黄蓉投来的凄迷的目光。是自相矛盾的正史大“义”让他昏了头，也是这种义让他出尽了洋相；但在正史逻辑的炯炯独眼里，这是合理的，是值得高声赞美的。
这一切，在金庸的武侠小说中最后发展为大团圆〔54〕。金庸小说的大团圆并非只出现在书的结尾，它得到体现的形式并不仅仅是“有情人终成眷属”的那类庸常俗套，更是在正史逻辑的要求下“正”终于压倒“邪”，义最终战胜了不义。邪不压正在正史逻辑的驱使下获得的含义是，合乎正史大义的正面人物对反面人物的最终胜利。因此，郭靖学成绝世武功不是大团圆，当郭靖、黄蓉夫妇用超人武功共同抗金、抗元而双双战死襄阳才是大团圆；张无忌历尽磨难学成九阳真经不是大团圆，而是他以慈爱的至诚之心在光明顶打败所有武林中人，伸张了民族大义，团结了正邪人物合力抗元才是大团圆；同样，诛师叛门的丁春秋的多次败北不是大团圆，而是他被本门青年高手虚竹彻底击败才是大团圆；投靠清廷甘为鹰犬的张召重擒得反清好汉文泰来，为乾隆立下汗马大功不是大团圆，而是他被红花会逐入狼坑身骨无存才是大团圆……邪不压正，正不负邪，必须摆在正史逻辑所要求的精义在王的基石上才能成立，这是金庸的武侠小说对传统大团圆的改造，也是正史逻辑的必然要求。
可是，天下真有邪不压正的鬼画符吗？
6.金庸的“绝路”之一
在无人称真理的说教下，所有人（不管是大逆不道为非作歹的恶贼，还是纵横天下行侠仗义的好汉）都隶属于具体的门派，鲜有独来独往之士，已成天理或准天理的丁春秋、任我行等人除外。李秋水（《天龙八部》）来去纵横，可她位忝逍遥派高手之列却作恶多端，自有本门中人去收拾；连小流氓韦小宝也不敢逾天地会规矩半步。在金庸构筑的正史世界上，人人都可能是甚至都必然是以宾格的“我”举剑挥杀；看起来他们人人都有纵横往来的理由，但他们仅是那理由要求下会说话的符号罢了。
这一切都和中国小说的传统精神有关。虽然小说在中国出现伊始，就开始使用一种与正史话语或多或少相异，甚至基本相左的目光，但大一统的正史逻辑不会轻易任其在自身的轨道上滑动。最常用的方式是在正史逻辑的驱使下，使本来可以从正史世界逃逸的小说，终于还是逃不脱正史逻辑的规范。做法很简单，正史逻辑首先对小说大打出手。常用的方法就是鄙薄它文辞卑劣，于大道不合。庄周就曾说过：“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55〕这里的“小说”也许还不是指一种文体，但是，将作为文体的小说看作“小”“说”的观念，也大抵始于此。汉人桓谭称小说为“残丛小语”〔56〕，不过是庄周的应声虫；班固征引据说是孔丘的话而指斥小说为“小道”〔57〕，明明是从正史逻辑的立场出发为小说的出身低微定了性。明人胡应麟作为一个颇具见识的学者，也称《柳毅传》“鄙诞不根，文士亟当唾去”〔58〕；《四库全书总目》说《拾遗记》“其言荒诞，证以史传皆不合”。最有趣的是，即便是载道之器的《岳阳楼记》也被正史逻辑贬低，而用以贬低的尺度则是给它贴上“传奇体耳”〔59〕的标签，当然也就“非儒者之贵也”〔60〕。应该说，在正统文体棍棒齐下之后，小说也有了一定程度的妥协。凌濛初作为一个被正史话语排斥在外的“小说家流”，也曾自轻自贱地指斥小说“得罪名教”，并且诅其“种业来生”〔61〕。虽说有失厚道，但也足见棍棒威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