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种迹象表明，“交游之仇”“兄弟之仇”其实和“弗与共戴天”的“父之仇”实质一样，都是父子、家族模式的推演，是在道的统摄下以天合人的根本要求。我们不要忘了黄药师的徒弟不管以前姓甚名谁，一入师门，都必须要用师父赐予的反映师门和辈分的名字，他们被唤作什么陈玄风、梅超风、曲灵风、陆乘风……岳不群与左冷禅成了死对头，终于在嵩山绝顶性命相搏；黄药师与江南七怪最后虽以化解恩仇为大团圆，但其间的互相杀伐委实让人惊心动魄；张三丰本是少林弃徒，加上爱徒之死，对少林寺更是了无好感。至于陆菲青在他的师弟、恶人、满清的走狗、我大汉民族的仇人张召重被红花会诸雄打至狼坑，眼见就要死于非命时，竟然大起同门相怜之心，不顾个人安危跃下狼坑搭救，差一点让师弟诡计得逞，命归黄泉，同上奈何桥（《书剑恩仇录》），明教（《倚天屠龙记》）、日月教（《笑傲江湖》）、神龙教（《鹿鼎记》）、逍遥派（《天龙八部》）等等邪教中人互相搭救，不问情由便对共同的敌人刀剑相向，更是罄竹难书。在天理的盛宴中，“交游”和“兄弟”中人，作为正史逻辑和复仇的形而上学手中的棋子，自然有棋子的作用，否则，“不同国”“不反兵”的苦口婆心也就不存在；然而也只能是没有主格的棋子，否则，又会突破“不同国”“不反兵”的正史说教。
海德格尔曾经说过，一种文化要是出了毛病，处方只能从这种文化自身中开出。在海德格尔的心目中，这当然只对西方文化而言，因为老海的目的很明确：“我深信，现代技术世界在世界上什么地方出现，一种转变也只能从这个地方准备出来，我深信，这个转变不能通过接受禅宗佛教或其他东方世界观来发生。”〔32〕尽管老海把他曾经崇奉过的法西斯主义用到了文化评判里边，但这个丢人现眼的苦果我们只有自个儿吞下。而我们似乎是厚着脸皮从反面在听海德格尔的自鸣得意：以为儒学不仅可以疗救西方技术世界的问题，而且从儒学自身就可以开出解决儒学带来的所有问题的处方——这当然就是当代新儒学的伟大心愿了〔33〕。
海德格尔的西方文化中心主义论调我们暂且不去理论。从儒学自身当真可以开出解救它带来的问题的“十全大补”吗？这就恰如砍下我身体的左边去解救我身体的右边那样荒唐。金庸遇上了这一难题。为了解救正史逻辑带来的“满纸杀伐之声”，他本着武侠小说的基本要求引进了“义”的概念〔34〕；当然，他首先引进的是儒家之“义”。
按照儒家的理想，杀死仇人（不论该种仇人是在什么情况下对“我”构成仇的）难道不就是儒家之“义”的根本内涵吗？墨子说：“杀一人谓之不义，必有一死罪矣。若以此说往，杀十人十重不义，必有十死罪矣；杀百人百重不义，必有百死罪矣。当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谓之不义。”〔35〕道理似乎很明白。虽然该言论出自墨子，但我们都知道，墨子曾“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36〕，有人甚至极端地认为，孔子爱讲仁，孟子爱讲义，实际上，后者（孟子）是从墨子学说中剽窃了“义”这一观念的〔37〕。平心而论，从这几家学说的发生学上来说，并不是胡说八道。最起码儒家很赞同墨子的看法，杀气腾腾的“弗与共戴天”云云似乎很能说明这中间的过节。
以杀止杀只能越“杀”“仇”越多，胡、范、苗、田四大家族的百年恩怨就是明证。顺着儒家大“义”的思路，金庸尝试性地提出了超越个人恩怨的民族大义来矫正和冲淡满纸杀气，尽可能使杀笼罩在民族大义的囚牢之中，以获得某种正义性。一部名气很大的儒家经典曾用充满鄙夷的神态对夷狄们说：“中国与夷狄，不言战，皆曰败之。”〔38〕因为站在大汉中心主义的立场上看，“夷狄”是没有资格和我们汉人谈论交战与否的，他们还没有完全进化为有“礼仪”的人。他们只是两脚牲畜。我们和他们之间的争斗只是人鼠之间的争斗。当然，事实上是败“之”还是被“之”败，自然也更不在理论之列——尽管老鼠打败人的事例屡见不鲜。金庸仍然逃不出这个俗套，脱不掉正史逻辑惯性作用的规范。
你看，郭靖、杨康的父亲郭啸天、杨铁心不是被金兵杀死了吗？那好，一方面，金兵是郭、杨两后代的私仇（家仇）；另一方面，金人又是我大汉民族的公敌。公私两仇集于一身，郭靖勤学武功，随时不忘家恨国仇，就缺一位岳母在他背上刺下“精忠报国”的大牌子。因而，学成绝世武功的郭家后人率众抗金，甚至流落蒙古与成吉思汗的儿子拖雷结为“安答”（兄弟）而帮助蒙古人打金兵，也赢得了合理性；郭靖与夫人黄蓉死守襄阳更是《射雕英雄传》特别是《神雕侠侣》着力渲染的中心情节之一。就是在这个基础上，郭靖终于超越了一己恩仇，走入了关怀民族生死存亡的大“义”并赢得了该种大“义”对他的赞赏。
这个叫义的东西在郭靖那里也还勉强可以化解他的个人恩仇。郭靖是幸运的，因为他的仇人正是我大汉民族（书中的宋朝）的公敌，因而郭靖有机会被作者美化为“侠之大者”。侠而能曰之为“大”，正是正史逻辑而不是别的什么赋予郭靖的力量。即便是带领金兵捉拿郭啸天、杨铁心的宋将段天德后来被郭靖捉住时，也因民族大义被放了一马，原因就在于段氏彼时彼刻代表着朝廷和民族利益。此时，私仇让位于精义在王的公仇，当然是正史逻辑运作的结果，并不是郭靖真的不忍心杀死段天德。
认贼作父的杨康情况就很不美妙了。他从小生长在金国，养父还是杀死杨父霸占杨母的金国太子完颜洪烈。杨康从小受到完颜洪烈的厚爱，虽无父子之名却有父子之情。平心而论，他感完颜洪烈的恩是应当的。但此人一旦被作者置入民族大义的正史逻辑框架中，问题就来了。杨康经过短暂的痛苦思索（毕竟“父之仇”还是要“弗与共戴天”一下的），最后还是投向了完颜的怀抱。对此，金庸在叙事框架中给出的解释是：此人贪图富贵。孟子说：“富贵不能淫。”孔子也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在儒家以天合人而形成的个体人格自足性里，这是基本的教义，杨康也正是触了这一天条的霉头，终于因为置公仇私恨于不顾最后死于非命〔39〕。搞得郭靖在给他的遗腹子取名时也只好名之曰：“姓杨名过，字改之。”作者的用意很明白：要让子改父过——谁让他是杨康而不是“侠之大者”的儿子呢？谁让他刚好满足了儒家规定的父子模式的基本含义的呢？当杨过在明白父亲死于黄蓉之手时，有仇却不能报，因为郭、黄二人是抗金英雄。当此之际，杨过也只有满怀惆怅地和小龙女卿卿我我去了（《神雕侠侣》）。
袁承志的情况更要复杂一些。他的仇人是天字第一号人物崇祯皇帝。他几次想冲进皇宫刺杀崇祯，终因清国与明兵正在交战，杀死汉家皇帝势必是在为敌国帮忙而罢剑长叹。令袁承志哭笑不得的是，当他再次入宫下定决心准备刺杀皇帝时，却为了民族大义救了崇祯一命，杀死了篡位逼宫准备向清国投降的一位亲王。事情竟会有如此结局，怕袁承志本人也想不到吧（《碧血剑》）？但正史逻辑早已预先将这一结局看在了眼里，只等他去依葫芦画瓢。袁承志与杨过一样，明知道仇人在哪里却找不到发泄怒火的地方。不过，不用悲哀，而要对他们大唱颂歌，因为这是“王者皇也，王者方也，王者匡也，王者黄也”的正史逻辑在欢唱。
张无忌的情况似乎要特殊一些。其父为了爱情与魔教女子成婚被正道人士所逼而被迫自杀，他的仇敌是谁，应该说是比较含糊的：既有魔教中人，也有正道中人，比如少林派。问题是张无忌后来误打误撞却成了魔教教主。而当时天下大乱，正是举国上下起兵反元之际，魔教在张无忌的调教和感化下，终于走上了反元复汉的正史老路。如此这般，魔教的仇是无法报了。而正派人士也奉他为反元英雄和盟主，纷纷归入他麾下，按照正史逻辑的教诲，来源于正道的杀父之仇看来也没有报的可能——当然，金庸也不允许他那样做。总之，张无忌最后仍是以民族大义、华夷之辨的铁的逻辑战胜了个人恩仇（《倚天屠龙记》）。他也由此理所当然得到了作者大篇幅的溢美。
至于陈家洛反清，纯粹是民族大义在起作用。他本来与当今皇帝乾隆就是亲兄弟，只不过他的哥哥一出生就被雍正调包成了皇子。陈家洛试图用民族大义、正史逻辑、天理的盛宴中“华夷之辨”的利益和利害关系去打动兄长，从上层作乱来完成反清大业。但乾隆为了维护他自己的天理地位，为了他自己已经成为了事实的天理，终于使陈家洛美梦破碎，乃至于兄弟反目成仇，血肉相搏（《书剑恩仇录》）。在此，乾隆与陈家洛其实都是名教中人，都信奉正史逻辑，区别仅在于：陈家洛认为只有汉人是正宗，所谓夷狄之有君，不如华夏之无君也；乾隆则认为，只要有一个天、道和代表天、道的“我”这个王、皇就行了。陈家洛和金庸都没有弄明白，用正史逻辑的左手打正史逻辑的右脸真的会有用吗？
在金庸看似雍容大度的行文中，其内在紧张感随处可见，有的地方甚至暴露无遗。这依然是他的思路本身带来的问题：从正史逻辑的一极（民族大义）去化解另一极（为报仇而以杀止杀），其实是很难成功的。不引进外来的东西，试图在某种文化的内部求得变革是不可能的。在这里，外因是较之内因更重要、更关键的因素——海德格尔的西方文化中心主义要么是别有用心，要么就纯是打胡乱说。但就小说的叙事而言，金庸又必须要给他笔下的人物——那些正史逻辑上一个个宾格的我——找一条出路。在万般无奈之际，金庸终于从文学写作和叙事框架的角度给他们指明了方向：郭靖、黄蓉英雄一世，终不免城破人亡、为国捐躯——当然，他们也由此更让正史逻辑满意（《倚天屠龙记》）；杨康在正史逻辑看来死有余辜，终于自我爆炸、尸骨无存（《射雕英雄传》），其子为他树碑时只敢自署“不肖子杨过谨立”；杨过本人仇不能报，似乎一生不再有何事业，好在他开创了新一轮的爱情大业，也勉强可以代替报仇的伟业（《神雕侠侣》）；袁承志终于见到了大仇得报的那一天，因为他所投身的李自成终于造反成功，崇祯朱由检命丧煤山，李自成当上了新一轮的天理，却比崇祯更坏，袁承志于是没有了出路（他的本意是推举一位明君），只有远赴海外隐居（《碧血剑》）；张无忌因为遭下属、野心家、未来的“天理”朱元璋陷害，最后终于不再理睬仇恨，也无论华夷之辨，与三个老婆自顾自地爱了起来，算得上有一个最好的结局（《倚天屠龙记》）；陈家洛为了民族大义，居然把自己至爱的恋人献给哥哥做妃，终不免鸡飞蛋打，赔了夫人又折兵，在一曲“是耶非耶，化为蝴蝶”中不见了背影，虽在《飞狐外传》中还偶露峥嵘，到底是昙花一现，作者对他也再无兴趣。
3.父要子死……
儒学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逻辑阶段：孔孟以父子关系为核心原型，将人间的伦理纲常心理化、理念化〔40〕；董仲舒吸收算命卜卦的阴阳五行学说，从以天合人的形而上维度论证了新一轮的天人对应〔41〕，使在《易传》处已开始萌生的天人对应观更加精致——这样，孔孟的父子关系作为伦理纲常的核心原型，更从形而上本体高度得到了强化；宋儒在董仲舒的基础上用偷梁换柱、狸猫换太子的方法，将道、天置换为绝对的理，从天理角度重新铺摆了父 / 子原型，使它看起来更具有先天的必然性、绝对性〔42〕。在这一过程中，从天到人也好，从人到天也罢，古人都采取了循环论证。这里不用探讨循环论证是否对儒家理论有害，而是首先承认如下事实：无论如何，天理的盛宴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早已是既成事实，我们无法回避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