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富仁先生在一次讲座中用玩笑的口吻说，中国文化堪称父子文化，西洋文化则是生殖器文化。可是，父子文化难道就不关乎生殖器吗？记住：是生殖器最终构成了儒家教条。那些口口声声唯天是问的“方脑袋理论家”们，把这个基本事实给遗忘得太久了。看吧，“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19〕这种搞不清究竟是蛋生鸡还是鸡生蛋的混乱逻辑，居然使家庭在中国并不仅仅是一个个“社会细胞”，同样也是小小的正史世界；父亲也不只是父亲，还是君父。这就是说，父亲的生殖器特征在这种看似精致的理论中被掩藏了；历代王朝扫黄打非，也是基于这一庞大的误会。而由家庭将错就错地走向家族是顺理成章之事，它不过是父子模式的有限扩展──暗中起作用的恰恰是儒家一方面闻风丧胆、另一方面又偷偷把玩的生殖器。
在金庸的小说中，武当派、峨眉派、华山派、明教、日月教、逍遥派、少林派……正是类似于家族或以家族为模式组成的江湖帮派。即便以“空”看待世界、以“以人合天”来观察宇宙人生的佛道门派，也在正史思想的渗透下难免此劫。而整个民族所形成的大一统的正史世界，则是父子关系无限扩展的一个极致。“父为子纲”与“君为臣纲”实质相同（看来，要当皇上，必须有足够强大的生殖能力，不然，他怎么会把所有人都称作“子民”呢？）〔20〕。所以，家族本身在儒家生造出的独特语境中，也有了它的绝对地位和原型系谱学上的先在性。反映在金庸小说中则是门规和派规的昂然耸立，甚至连一向以出世为务的道观、禅院也不例外。它们都是家族的投影，是天理的盛宴上的美味佳肴之一——毕竟和尚、道士也不能从石头里蹦出来吧。
和儒家将道转化为天、理比起来，道家算得上道的“原教旨主义”者。“道”是万物本源，在道家眼里，道的本质就是静虚：“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21〕从道的要求来看，“清静”才算得上“天下正”〔22〕。事已至此，道家最后终于图穷匕首现了：“牝常以静胜牡，以静为下”〔23〕，所以，“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24〕。在道家的理想境地中，“民自化”“民自正”之后，统治地位自然也就由始皇而泽被万世了。这当然是一种以退为进、以静为动、以守为攻、敌进我退的统治游击术，为儒家统治术中的“天理”内核提供了补充性说明。而这，正是以人合天（王权、天理）的真实意思（千万不要仅仅把老庄的天、自然等概念看作物理学意义上的东西）。道家从“道”开出“静”，由“静”引出“无为”，而“无为”却是为了“无不为”：“为无为，则无不治。”〔25〕天下据说就可以这样得到大治。这就是“无为的盛宴”。这种幼稚荒唐的逆向论证（对儒家而言），虽一向为儒家天理所不屑（比如韩愈的排佛辟老）〔26〕，但正是无为的盛宴与天理的盛宴互相补充和发明，才组成了嚣张了几千年的正史世界。
无为的盛宴与天理的盛宴一样，也要对主格的“我”（I）进行摒除、删刈。在寂然无为的道的统摄下，人只有与天相合，才能与道同一，而与道同一，人就能成为真人、圣人的候补者，也才能有机会返归“心斋”，寂然坐化；而真人、圣人又必须是在删刈一己之情的条件下才可能与道同一——“太上忘情”其实就是儒道两家的共同格言。所以，无为的盛宴假“道”之手，照样能将主格的“我”降低为宾格的“我”。放在道家的理论语境中，就是无为的“我”。至于有的学者满怀激情高喊道家对于个性解放的意义，不妨从无为的“我”中去找找看。
其实，无为的盛宴与天理的盛宴尽管看起来相距千里，其实只有一墙之隔。相传由钟离汉、吕洞宾所作的《传道集》就说过：“人穷万物之理，尽一己之性，穷理尽性，以至于命。”〔27〕——唠唠叨叨中已是迫不及待地要主动宽衣解带了。简而言之，所谓儒道互补，实际上是以儒为“主犯”，道为“同案犯”——假如还可以这么放肆表述的话。正史文化一开始就天然包含着天理的盛宴和无为的盛宴。
正史文化中明显包含了正史逻辑。任何思维角度最终都要落实为判断，只有判断才能构筑出由此思维角度出发形成的本有世界。判断需要逻辑。正史逻辑是从正史角度出发构筑以正史的盛宴为本质特征的正史世界的必然要求。正史逻辑意味着，它必须以道（天理）为元始，形成鲜明的等级；它必须是以“天理”和“无为”共同构造的唯一一个主格的“我”的中心主义，这个唯一的主格或以家庭（家族）中心主义现身，或以大汉中心主义面世；而且它还必须要删刈人性、排除情欲。儒道两家都倡言“至人无情”，其实都源于“道”。在儒家看来天理是无情的，所谓“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28〕？在道家眼中，道不过是静虚无为、晏然常寂的什物，又何来、何需什么情！庄子的“鼓盆而歌”似乎已经很能说明问题。
2.复仇的形而上学
仇是金庸的武侠小说着力渲染的中心“意象”之一。应该怎样来看待仇？仇有什么样的内在结构？要不要复仇？为什么要复仇？该怎样复仇？面对这些问号，儒家给出了斩钉截铁的回答：“父之仇，弗与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交游之仇，不同国。”〔29〕在这些堪称仇的原型谱系中，很显然，在儒家看来“父之仇”更有优先性。
袁承志的父亲袁崇焕本是明朝长城，却被听信谗言、刚愎自用的崇祯皇帝所杀（《碧血剑》）；郭靖和杨康的父亲先后死于金人刀剑之下（《射雕英雄传》）；杨过的父亲杨康作恶多端，偷袭黄蓉（郭靖的夫人）时不慎中毒身亡，杨过得知此节为之涕泪交流（《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商剑鸣滥杀无辜被大侠胡一刀诛杀（《雪山飞狐》），其子商宝震却将仇恨死死记在胡一刀身上，没想到未到商宝震长大成人，胡一刀已不幸误中毒药而死，致使商宝震报仇终生无望、哭诉没门，无法给正史逻辑一个圆满的交代（《飞狐外传》）；张无忌之父张翠山、之母殷素素被不明真相的“正道人士”所逼而自杀，更使意在行侠的张无忌罢剑长叹，有仇而难报（《倚天屠龙记》）……种种不同形状的“父之仇”虽起始不一，构成不一、情状不一、结果不一，但按照儒家正义，父之仇本身却是相当一致的。作为一个自觉的创作者，金庸的深刻还在于，即便是商剑鸣这样该死的恶人，他的后人也认为行侠仗义的侠士是自己的仇敌。金庸当然也给了商剑鸣的后人报仇雪恨的机会（至少是报仇雪恨的念头和为此念头付出的辛苦努力）。
在金庸的小说中，没有一个有仇的后代不为“弗与共戴天”的“父之仇”奔走呼告。作恶多端导致自我爆炸的杨康，滥杀无辜而作法自毙的商剑鸣，他们的儿子杨过、商宝震全不理会乃父的死因，只认定自己的仇人：杨过几次想杀他的恩人兼“仇人”以及民族英雄郭靖、黄蓉夫妇而难以下手（《神雕侠侣》），商宝震从小苦练武功，为的是有朝一日报得父仇，给儒家伦理一个圆满交代，尤其是给儒家伦理抚育下的他本人的内心结构一个交代。复仇成了他们人生中的主要组成部分：复仇居然可以成为事业，这的确是意味深长的。它构成了一种可以称之为复仇的形而上学的东西。在虚拟的江湖上，在近乎写实的笔法的笼罩之下，他们就是不想成为正史盛宴上哪怕不那么好的菜肴也是不大可能的。近人杜亚泉曾把这批人看作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游民阶层〔30〕，显然毫无道理。因为他们的行动共同组成了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心态上最黑暗的部分，他们的行动并没有自外于儒家伦理，他们也不可能成为独立的阶层。
怎样复仇却颇费思量！在金庸的武侠小说中有一个很值得注意的现象，那就是对主人公成长经历的描写，比如袁承志、郭靖、张无忌……都在很小甚至出生之前就已奠定了仇恨；为正史逻辑的说教而复仇计，放在武侠小说的特定话语体系中，他们学武就是免不了的事情。袁承志师从天下第一武林奇人穆人清，并在华山绝顶一呆十余年；张无忌四处奔走，历尽艰险，终于练成九阳真经上的绝世功夫；杨过命运虽背，却天分极高，最后也隐然成为天下第一高手。他们在最后当然都以不同的形式报了仇雪了恨。最有趣的还是商宝震，他在母亲的教导下用仇人胡一刀、苗人凤的经络塑像为靶子苦练暗器打穴之功，渴望有朝一日以他父亲的成名绝艺八卦剑手刃仇敌。当然，他最后也有了他应该去的地方。这伙人都是喝仇恨的狼奶长大的，在对仇敌的假想中、预设中长大成人。而一旦他们学成绝世武功（在金庸创造的语境中，他们几乎都无一例外地学成了绝世功夫），那“似是千年万年，永恒的诅咒”（《飞狐外传》对商宝震之母的描述）般的仇恨，也就找到了有力的载体，作者心造的江湖就会掀起新一轮的血雨腥风，无事忙的侠客们、练家子们又开始有事干了，他们“以杀止杀”地行侠、仗义，以杀止杀地剪除恶人、搭救孤儿寡母，当然，也以自己的行动造就新的孤儿寡母和新的仇恨……
“父之仇”引起的仇杀，正是看起来温情脉脉的天理的盛宴导致出的很不温情的血雨腥风。一方面，在正史逻辑的严格律令下有仇就必须要报，而报仇就要杀人；另一方面，杀人却又违背儒家“天地之大德曰生”〔31〕似的戒杀令。正史逻辑就这样使仇杀的形而上学陷入了恶性循环。从这个意义上说，金庸不仅有意识地让正史逻辑充当发动机来构架小说世界、来推演情节、来抒发感慨，更重要的是，或许作者还在无意识之中，揭露了天理的盛宴的残酷、血腥和很不人道──这恰可看作金庸及其武侠小说最深刻的地方，也可看作金庸对正史文化进行批判最见功力的地方。
因此，对成长经历的摹写，在金庸的武侠小说中并不单具情节构架的效能，也有隐喻的性质在内。从经验的意义上说，在仇恨中长大的孩子不仅是肉身在长大，更是“父之仇弗与共戴天”这个意念在同时长大。正如一位当代中国诗人所“描述”的那样：
如果一个孩子在吹，月亮就是泡沫
如果一个孩子沉默，他将终生沉默
（欧阳江河：《关于海的十三行诗》）
如果一个孩子在仇恨呢？金庸显然懂得这中间的内蕴。在对“父之仇”的仇杀描写中，《雪山飞狐》说得上惊心动魄。书中写出了胡、苗、范、田四家一百年间的恩恩怨怨，他们之间的仇杀此起彼伏，前仆后继，一代接一代，各个忙于报仇雪恨的宏伟事业。报仇成了他们各自家族的使命。任何一个小孩出世后，这个家族能够拿出来的礼物只是仇恨，能喂给他们的乳汁只是仇恨之液。一百年间四个家族数代人的相互杀伐，不过是四个不同的人在一百年间和他们各自的仇恨共同成长——这是更大形式的“成长”，也是隐喻意义上的成长。而在谜底揭穿之后，众人才发现，一切奔波、劳碌甚至仇恨均起源于一个天大的误会！是误会和正史逻辑上下其手造成了连环套式的百年仇杀；而误会本身在千百次地被滥用、盗用、有意识地误用之后，早已消失了其本来面目，成了和无法证伪的天理的盛宴一样的真理。更直截的说法或许在这里：正史逻辑一贯就能使子虚乌有的误会成为实实在在的事件。这是仇恨的形而上学古老的嘴脸。误会始终是挂在正史逻辑唇边的微笑。
“交游之仇，不同国。”在金庸那里，这种形式和性质的“仇”与《礼记》所谓“兄弟之仇，不反兵”的“仇”基本同义，其内在图示也基本相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是金庸构筑其作品世界中某些类别的人使用的总纲，意思约等于俗语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不是四海之内的所有人都可以成为兄弟。这一点，我们从不同门派中人的相互称呼上就可以看出：师父、师兄、师姐、师妹……只有这一类或类似于这一类的人才可能成为兄弟（或姊妹）。因各种目的、原因而结义的兄弟更不在话下。如果一个师兄、师弟、师姐或师妹……一句话，一个门派中的一个没有主格的符号不管因为什么原因，被别的门派中充当宾格的符号给抹去了，这两个门派之间也就算正式结了仇，用金庸武侠小说的术语来说，是结下了“梁子”。在金氏小说中这是屡见不鲜的：岳不群的华山派与左冷禅的嵩山派本来同气连枝，却因为争夺江湖权力暗中视对方为死敌，继而明火执仗、公然反目，两派弟子根本不用问任何情由，一概须视对方为仇敌（《笑傲江湖》）；武当弟子张翠山被逼自杀，涵养很好而又德高望重的武当掌门人张三丰对参与者少林派也饱含恨意（《倚天屠龙记》）；即使是号称东邪、隐居在桃花岛上的黄药师，在他的弃徒陈玄风被人杀死后，仍执意要为他报仇，理由很简单，桃花岛的徒弟生死如何，只能由桃花岛的人来判断，根本不管陈玄风以活人为靶子来练功是不是真的该死（《射雕英雄传》）……复仇的形而上学就这样规定了：死亡本身也是没有多少自由可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