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Horace Bidwell English and Ava Champeny English，A Comprehensive Dictionary of Psychological and Psychoanalytical Terms，p539.
〔14〕Robert K Merton，Social Thoery and Social Structure，Illinois 1959，p470.
〔15〕比如《左传·昭公七年》所说就很能说明问题：“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
〔16〕张载：《西铭解义》，《张子全书》卷一。
〔17〕《左传·昭公七年》。
〔18〕张潮：《幽梦影》。
〔19〕《易·序卦传》。
〔20〕比如范仲淹《严先生祠堂记》就说过汉光武刘秀是“得圣人之时，臣妾亿兆”。想来没有功能超常的生殖器恐怕是不行的吧，哪怕他真的得了圣人之时。
〔21〕《老子》第十六章。
〔22〕《老子》第四十五章。
〔23〕《老子》第六十一章。
〔24〕《老子》第五十七章。
〔25〕《老子》第三章。
〔26〕韩愈的反老暂且不表，只提他与自己的同志柳宗元对佛的态度。韩愈之反佛，并没有提到哲学高度，不过是华夷之争和道统之争，认为佛教是“夷人之教”，“无父无君”，破坏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传统。（韩愈：《论佛骨表》）而柳宗元也有站在道统上的“大彻大悟”，认为浮屠之道“往往与《易》《论语》合”，“不与孔道异”，这就从逆向给化佛为儒提供了说明。（柳宗元：《送僧浩初序》）
〔27〕认为《传道集》出自北宋道人之手的说法采自葛兆光（参见葛兆光：《读楹联记：道教琐记之一》，载《新随笔十二家代表作》，湖南文艺出版社，1994年）。此处还须说明的是，本书是将道家与道教基本上看作一回事，这和金庸的创作实际相适应。至于道家和道教有什么区别不在本书理论之列。
〔28〕《论语·阳货》。
〔29〕《礼记·曲礼》上。
〔30〕杜亚泉：《中国政治革命不成就及社会革命不发生的原因》，参见王元化：《思辨随笔》，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12—13页。
〔31〕《易·系辞》下。
〔32〕海德格尔：《只还有一个上帝能救渡我们》，《外国哲学资料》第5辑，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184页。
〔33〕刘小枫认为，新儒学在这方面的做法之一是，要么拼命证明原儒中已有宗教精神（如忧患意识），要么拼命证明儒虽非宗教却高于基督教精神，再不然就是竭力寻找基督教思想与儒家思想的共同点。（参阅刘小枫：《拯救与逍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0页注释）本书不打算询问基督教思想和儒家思想的关系，只想提出正史逻辑的内在悖论是如何在金庸的小说写作中生成的。
〔34〕义的目的是以杀止杀，在这里，金庸出于武侠小说内在特征的需要，引进了杀气腾腾的义来弥补正史逻辑本身带来的矛盾。（可参阅本书《老百姓的金庸》第4节）
〔35〕《墨子·非攻上》。
〔36〕《淮南子·要略》。
〔37〕苏雪林：《中国传统文化与〈旧约全书〉》，转引自李绍崑：《墨子：伟大的教育家》，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第4—5页。
〔38〕《春秋谷梁传·成公十二年》。
〔39〕事实上，在《射雕英雄传》中，郭靖与杨康是在对比描写中才存在的，这就更加突出了郭靖“侠之大者”的特征，也更加突出了杨康的该死，最后当然也成功地达到了作者的伦理目的。
〔40〕参阅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孔子再评价》，人民出版社，1982年。另须指明的是，祖宗崇拜也起源于这种心理化。阮元曾考证说：“小篆始左示做祖，故《说文》示部：‘祖：始庙也。’今音祖则古切，且，千也切。不知古音古谊正相同也。《礼记》檀弓：‘曾子曰：“夫祖者，且也。且胡为其不可以反宿也。”’可以证矣。”（阮元：《研经室一集》）
〔41〕参阅《春秋繁露·人副天数》。
〔42〕比如朱熹就说过：“理只是这一个，道理则同，其分不同，君臣有君臣之理，父子有父子之理。”（《朱子语类》卷六）“所居之位不同，则其理之用不一。如为君须仁，为臣须敬，为子须孝，为父须慈，物物各具此理，而物物各异其用，然莫非一理之流行也。”（《朱子语类》卷十八）
〔43〕Plato，The Republic，Translated by Benjamin Jowett，p122， p187.
〔44〕孙述宇：《〈水浒传〉的来历与艺术》，明报出版社，1984年，第289页。
〔45〕《论语·卫灵公》。
〔46〕《论语·雍也》。
〔47〕朱熹：《论语集注》。
〔48〕孔继汾：《阙里文献考》。
〔49〕参阅陈平原：《千古文人侠客梦》，第97—104页。
〔50〕刘若愚：《中国之侠》，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第11页。
〔51〕《庄子·大宗师》。
〔52〕《庄子·德充符》。
〔53〕刘若愚：《中国之侠》，第11—12页。
〔54〕本书认为，大团圆是在正史逻辑驱使下，正义战胜邪恶的一个结果。正邪绝对二分，天然使人处于不同的阵营，而必以其中正的一方战胜邪的一方为结果不可。因此，我们可以说，大团圆是义的绝对二分性、正邪的绝对二分性等的直接运作的后果之一。
〔55〕《庄子·外物》。
〔56〕江淹杂体诗《李都尉陵从军》注，《文选》卷三十一。
〔57〕《汉书·艺文志》。
〔58〕《少室山房笔丛·二酉缀遗》中。
〔59〕陈师道：《后山诗话》。
〔60〕王充：《论衡·谢短篇》
〔61〕凌濛初：《〈初刻拍案惊奇〉序》。
〔62〕《汉书·艺文志》。
〔63〕江淹杂体诗《李都尉陵从军》注，《文选》卷三十一。
〔64〕酉阳野史：《新编续刻〈三国志〉引》。
〔65〕林翰：《〈隋唐志传通俗演义〉序》。
〔66〕笑花主人：《〈今古奇观〉序》。
〔67〕修髯子：《〈三国志通俗演义〉引》。
〔68〕袁于令：《〈隋史遗文〉序》。
〔69〕刘知几：《史通》卷十。
〔70〕《〈类说〉序》。
〔71〕赵彦卫：《云麓漫钞》卷八。
〔72〕凌濛初：《〈二刻拍案惊奇〉小引》。
〔73〕凌濛初：《〈二刻拍案惊奇〉小引》。
〔74〕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记载了这副对联：“洛水玄龟初献瑞，阴数九，阳数九，九九八十一数，数通乎道，道合元始天尊，一诚有感；岐山丹凤两呈祥，雄鸣六，雌鸣六，六六三十六声，声闻于天，天生嘉靖皇帝，万寿无疆。”
〔75〕这方面的例子太多了，比如《三侠五义》《小五义》等等。鲁迅就曾精辟地指出：“清初，流寇悉平，遗民未忘旧君，遂渐念草泽英雄之为明宣力者，故陈忱作《后水浒传》……”（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清之侠义小说及公案》）
〔76〕马尔康姆（Norman Malcolm）：《回忆维特根斯坦》，李步楼、贺绍甲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45页。
